安幸生

1918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天津直隸省立第一中學（現天津市第三中學）。他關心時事，為人正直，並常與高年級同學於方舟探求救國濟民道理，初步樹立起為“振興中華”而奮鬥的信念。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的消息傳到天津，安幸生、於方舟等青年熱血沸騰，群起響應。在鬥爭中，安幸生開始顯露出卓越的組織和領導才能。此後，他與於方舟、韓致祥（麟符）、李小五、王隸華、王同華等人繼周恩來組織“覺悟社”之後，又於1919年10月組織成立了“新生社”。在李大釗的直接指導下，他們認真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後來將“新生社”改組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1年改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安幸生任委員。他們的革命活動引起了天津反動當局的恐慌，查封了《新生》雜誌，安幸生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備受非人折磨，但始終堅貞不屈。後來經過他父親、姐夫和於方舟的多方營救獲釋。安幸生出獄后，被學校除名，被迫回到老家上河頭。1921年冬，安幸生根據當地群眾要求，領導了反對當局無理收取“燒炭稅”和“割頭稅”的鬥爭，迫使當局取消了稅款。鬥爭的勝利，使當地群眾對安幸生更加信任和愛戴。1922年春，安幸生當選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天津支部主任；同年秋，由羅章龍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3年6月，安幸生又參加了重建天津黨組織的活動。7月，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安幸生任執委，負責海員與碼頭工人運動。在中共天津地委領導下，安幸生參與組織領導天津各界群眾在“五一”、“五四”、“五七”連續舉行的聲勢浩大示威遊行活動。

徠1924年8月初，安幸生響應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大聯盟的號召，聯絡天津26個團體，成立了“天津反對帝國主義聯盟”，並任委員長。隨後，發表了《反帝聯盟宣言》，表示要與帝國主義決一死戰。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把主要工作放在工人運動方面。安幸生、李培良等通過舉辦平民識字班，發動群眾，聯繫群眾，幫助各工廠、碼頭建立基層工會。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安幸生立即組織天津反帝大聯盟召開緊急會議，發表宣言聲討帝國主義的罪行。6月1日，天津各界召開反帝示威遊行大會，安幸生首先報告了上海慘案的詳細經過，激起群眾無比憤慨，講話不斷被口號聲打斷。6月5日，天津學界萬餘人罷課集會遊行，聲援滬案。安幸生代表全市學生在大會上宣讀誓詞：誓死與英日斷絕經濟關係，打倒帝國主義，聯合弱小民族，實行民族自治。為使反帝愛國鬥爭深入開展，安幸生與中共天津地委領導人於方舟、鄧穎超、江浩分頭聯絡，於6月10日成立了代表全市80萬民眾的天津各界聯合會，參與起草了聯合會的章程、宣言和通電，併當選為聯合會交際員、講演員和監察員。

1925年7月18日，在安幸生組織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天津支部”在法租界長春大旅社成立，安幸生被選為書記。在他的領導下，先期從香港到達天津的全體海員宣布罷工並發表聲明，決心“與強暴的英國人反抗，非達最後目的誓不上工”。隨後陸續到達天津的“順天”、“朝陽”等輪500餘名海員也加入了罷工行列。日商大連、大孤和英商怡和、太古4個碼頭的2000餘工人也舉行了同盟罷工，給英、日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為統一領導天津工人階級的反帝鬥爭，8月4日，中共天津地委組織紡織、印刷、油漆、地毯、鐵路、製鞋等20餘個工會成立了天津總工會，安幸生任委員長。從此，形成了天津工人階級反帝鬥爭的堅強核心。8月9日，中共天津地委和天津總工會發動寶成、裕大、北洋、裕元紗廠2萬餘名工人為反對寶成資方苛罰女工余阿英案舉行同盟罷工，軍警與寶成紗廠工人發生衝突。中共天津地委認真分析了形勢，決定將罷工主要場所轉到日人操縱的裕大。當晚，安幸生、呂職人等各界代表趕到寶成紗廠，打破僵局，同廠方達成復工協議。8月11日下午5時，裕大紗廠數千名罷工工人遭到奉系軍閥李景林的殘酷鎮壓，拘押了安幸生等各界聯合會代表19人和400餘名罷工工人，查封了天津總工會等群眾團體駐所。各界代表先被關在督察處，後轉入第三監獄關押。在獄中，安幸生和其他共產黨員李希逸、辜瑾田、姬兆生、呂職人組成黨支部，與獄外黨組織取得聯繫，開展獄中鬥爭。中秋節這天，他們買通看守，大家集中在一起，借過節之機舉行聯歡，談理想、鼓鬥志，把敵人的監獄變成了自己的“俱樂部”。直到12月25日，國民軍佔領天津時安幸生等人才出獄，中共天津地委為表彰他們的革命精神，贈予每人“革命先鋒”紀念章一枚。

1926年元旦，天津各界團體在南開操場集會歡迎國民軍，安幸生到會講演，表示要與國民軍一道為打倒一切軍閥而奮鬥。在國民軍駐津期間，安幸生參與組織和領導了7次大規模的集會和紀念活動。1月21日，他們趁紀念列寧逝世兩周年，組織天津總工會散發傳單，號召被壓迫人們遵照列寧主義，為中華民族解放而努力，為無產階級革命而奮鬥。2月4日，天津國民“討張（作霖）排日會”成立，安幸生當選為常委。2月27日，安幸生、於方舟、李井泉等受中共天津地委指派，在小劉庄裕元紗廠（今棉紡二廠）附近廣場召開了2000餘名青年工人參加的大會，總結罷工鬥爭的經驗教訓。3月1日，在天津各界反英討吳（佩孚）大會上，安幸生當選為委員。3月12日，日艦炮擊大沽口，18日發生三一八慘案。天津各界聯合會隨即於3月20日在南開操場召開萬人大會，安幸生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大會提出“抵制英日貨”等13條議案，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暴行。3月21日，在全市“廢約驅段”大會上，安幸生被推舉為代表，向直隸督辦孫岳和駐津總司令鹿鍾麟請願。不料，第二天奉系軍閥捲土重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整個天津城處於白色恐怖中。據此，中共天津地委決定停止公開活動轉入地下，疏散暴露的黨、團員，安幸生遂奉命於1926年夏調往上海等地工作。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后，奉系軍閥張作霖查抄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殺害李大釗等革命領導人，中共北方區委遭受嚴重破壞。同年5月，安幸生參加中共五大后回到天津，不久被黨組織調往北京，同蔡和森、王荷波一道從事恢復北方區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經過3個月的艱苦努力，8月1日，北方黨組織的領導機構中共順直省委正式成立。9月22日，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順直省委改組，安幸生擔任省委組織部長兼北京市委組織部長。不久，黨組織決定，待籌建北方局工作完成後，送他到蘇聯學習。但是順直省委9月改組后，八七會議后出現的“左”傾已影響到北方局。10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據北方局和順直省委關於發動工農暴動的指示，發動全市黨、團員公開走向街頭搞“廣告暴動”，一夜間，傳單、標語遍布全城。這一行動暴露了黨的組織，中共北方局、順直省委和北京市委機關遭到破壞。在敵人大肆搜捕的時刻，安幸生不顧個人安危，一面銷毀黨內文件，一面通知大家轉移。10月21日，安幸生按約定時間趕到宣武門參政院舊址，向大家傳達黨的決定。當決定傳達完，部分人員剛剛撤離時，京師警察趕到，安幸生等人不幸被捕。在獄中，安幸生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和嚴刑拷打，大義凜然，無所畏懼。當他得知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渤海叛變，向敵人告密了他的身份以後，便公開承認自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並說：“我信仰共產主義，是在孫中山先生聯共的政策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別的無可奉告。”敵人黔驢技窮，惱羞成怒，於11月21日，在京師法院地方看守所後門殺害了安幸生等18位共產黨人。安幸生犧牲時年僅25歲。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隆重舉行了安幸生等十八烈士忠骨安葬儀式，周恩來總理親自和安幸生的遺孀董恂如抬著安幸生的遺骨罈走向墓地。1986年9月14日，安幸生的母校（現天津市第三中學）在校慶85周年之際，隆重舉行了安幸生塑像揭幕儀式，鄧穎超親筆題寫了安幸生烈士紀念碑碑文。

安幸生烈士故居是天津農村第一個黨支部的誕生地，位於天津市北辰區雙口鎮中河頭村，被列為天津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7年北辰區投資50萬元對佔地1016平方米的故居進行重新修繕，精心設計製作50多塊圖文並茂的展牌，展示烈士光輝的一生，並在故居建立了北辰區黨史展館，突出故居的教育意義。故居重新開放以來，北辰區委黨校、雙口鎮黨團組織、區鎮中小學校等多個單位，在故居開展了“祭祀烈士英靈，重溫入黨誓詞”，“緬懷先烈、點亮青春、幹事創業”，“憶英烈、愛祖國、迎奧運、講文明”誓師會等活動。

1925年12月25日，中共天津地委為表彰他們的革命精神，贈予“革命先鋒”紀念章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