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局

為適應全國抗日救亡形勢的發展，實現黨的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徹底轉變，進一步加強北方地區黨組織的領導，1935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以中共河北省委為基礎，重建中共中央北方局。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派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主持北方局工作。從此，北方和天津黨的工作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

1936年初春，位於天津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現和平區黑龍江路隆泰里)“惠興德成衣鋪”樓上，住進了一位正在養病的南開大學“周教授”。他就是剛剛從陝北長途跋涉2000公里抵達天津的劉少奇。從這年的春天到1937年3月，劉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簡稱北方局)工作一直住在這裡，並在此建立

劉少奇來津后，遵照瓦窯堡會議精神，對華北黨組織的狀況和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進行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工作，並向北方局及河北省委傳達了瓦窯堡會議精神，闡明了當前的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以及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在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間，劉少奇先後以陶尚行、呂文、KV等筆名在黨內外刊物上發表了《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白區職工運動的綱領》等一系列理論文章、報告及通訊，從政治、思想上廓清並清除黨內“左”傾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等錯誤思想的影響，全面總結了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經驗和教訓，闡明了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鬥爭的正確策略思想，積極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極大地提高了黨內外的政治認識，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更加深入人心。

在開展黨內思想教育的同時，劉少奇還從組織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積極進行華北各地黨組織的恢復、整頓和重建工作。首先，對北方局進行了組織調整，把支持正確路線、熟悉北方黨組織情況的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林楓及彭真調到北方局工作。同時，根據中央指示改組北方局，由劉少奇任書記，彭真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長。改組后的北方局領導河北、山西、山東、綏遠、河南、內蒙墾區黨的工作。此外，北方局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出黃敬等一批幹部赴上海、漢口、廣州、香港等地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其次，為一大批在王明“左”傾錯誤思想統治時期受到錯誤打擊和處理的幹部予以平反。1936年6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北方局設法將王若飛、薄一波等一大批長期堅持鬥爭的黨的領導骨幹營救出獄。這些幹部隨即被派往華北各地領導革命鬥爭，從而加強了北方黨的力量。由於採取了以上措施，北方黨的組織不斷發展壯大。據不完全統計，至1936年底，黨員數量已發展到5000人左右。其中，天津黨員數量由年初的30人左右增加到400餘人，在許多工廠、部分大中學校和一些群眾團體中建立了黨支部，為進一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證。

隨著北方黨組織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的加強，天津和整個北方地區國民黨統治區的方針策略在實際工作中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抗日救亡運動蓬勃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取得明顯進展。在黨的領導下，天津民眾救國會、天津工人救國會、天津農 民救國會、天津學生救國聯合會等抗日救國團體紛紛成立，在此基礎上又成立了天津市各界救國會，形成了一個包括全市各階級、各階層的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劉少奇的部署下，中共天津市委還發動、組織了聲勢浩大的“五二八”反日示威大遊行，並深入到工廠、農村、學校、街頭進行抗日宣傳，有力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氣焰。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北方局還通過各方面的關係，在華北地方實力派中開展統戰工作。劉少奇提出把“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改成“擁護二十九軍抗日”等口號，以爭取宋哲元、傅作義等國民黨將領加入抗日的陣營，並在二十九軍軍官中進行統戰工作，對推動宋哲元和二十九軍抗日起了重要作用，為建立北方更加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基礎。

劉少奇在主持北方局工作短短的一年時間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在北方端正黨的政治路線，發展壯大黨的組織，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做出了不朽的歷史性貢獻。當時黨中央對劉少奇在天津的這一段工作，曾給予了很高評價，認為“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即劉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轉變”，“這些主要轉變，足以奠定勝利的基礎，開展著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