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量史學
計量史學
計量史學的最大特徵就是運用自然科學中數學方法對歷史資料進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主要研究事物的數量關係,定性分析主要研究事物的性質,傳統史學實際上就是運用定性的方法。因此,計量史學出現的本身就是對傳統史學的否定。計量史學在二十世紀六七年代風靡歐美各國,後來又波及了整個世界。
計量史學就是運用自然科學中數學方法對歷史資料進行定量分析,讓史學趨於精確。馬克思說:“一種科學只有成功運用數學時,才能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計量史學在西方大約萌芽於19世紀末,這主要是受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統計學的發展,1851年在歐洲召開了第一次國際性統計學會議,19世紀90年代又成立了國際統計學會;二是統計學開始廣泛應用於經濟研究領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馬克思的《資本論》。1882年,德國學者伊納馬·斯坦格發表了一篇論文叫做《歷史與統計學》,這是最早的關於計量史學的著作。從此以後,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開始進行歷史計量研究的嘗試,特別是20世紀上半期的法國年鑒學派起了突出的作用。50年代以後,計量史學的研究重心從歐洲轉向北美,應用範圍也從經濟史和人口史擴大到政治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等領域。電子計算機成為歷史計量研究的主要手段。歷史計量研究的方法也日趨複雜,從一般的描述性統計過渡到相關分析、回歸方程、趨勢推論、意義度量、線型規劃、動態數列、超幾何分佈、投人產出分析、因子分析、馬爾科夫鏈等數學模型、模糊數學,還有博奔論和對策論、曲線拓撲理論等。在計量數學的基礎上,形成一系列新的歷史分支學科,如新經濟史、新政治史、新人口史、新社會史等等。五十年代
計量史學最近幾十年在西方各國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美國發展最快。1958年,康拉德和邁耶合作出版的《內戰前南部奴隸制經濟學》被認為是美國計量史學的第一部代表作,隨後出現了一大批專門從事歷史計量研究的計量史學家。
七十年代
這些史學家往往鼓吹科學的歷史學,同社會科學關係密切,大都自稱為“社會科學史學家”,1975年還專門成立了“社會科學歷史學會”。從全世界範圍來看,當代最有聲望的計量史學家大都生活在美國,如L·本森、M·柯蒂、R·富格爾、C·蒂利等,他們的著作都具有相當的水平。美國計量史學的另一個特點是非常注重歷史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如60年代初,密執安大學成立了一個美國政治史資料庫,利用電子計算機貯存了所有關於美國總統、州長和議會選舉的檔案材料。
成立學會
1963年,美國歷史協會成立了一個“歷史計量資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僅收集美國的計量資料,而且收集歐洲、亞洲、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計量資料。1972年,它還組織出版了10卷本的《計量史學研究叢書》,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在法國,計量史學主要以年鑒學派為中心展開,60年代中期以後,計量方法已成為年鑒學派治學的主要手段。在聯邦德國,70年代成立了一個“歷史與社會學研究計量與方法協會”(簡稱QUANTUM)。英國的計量史學則主要受美國影響,1964年成立了一個以計量研究為主的“劍橋人口與社會結構史研究小組”;1972年,英國史學家R·弗拉特出版了《歷史學家計量方法導論》,被列為目前國際計量史學的經典性著作。
80年代以後
計量史學的國際合作逐漸加強,美國、蘇聯、法國等國的計量史學家在80年代初聯合成立了“歷史學應用計量方法國際委員會”,每隔一、二年便召開一次國際討論會。計量史學的理論研究得到重視,現在人們已經不再探討歷史研究是否採用計量方法的問題,而是去探討採用什麼樣的計量方法、怎樣應用計量方法、計量方法導致什麼樣的結果這一類問題。還有一些歷史學家開始從哲學和邏輯學的角度去分析歷史計量方法的實質和作用。計量史學進一步普及,計算機已成為歐美歷史學家不可缺少的工具,電腦的應用和高等數學也成為高校歷史系學生的基礎訓練。
利用電腦系統的搜集、整理和存儲資料,對數據資料進行數量分析;制定各種數據模型,開展對歷史現象與過程的模擬研究。
歷史統計法和歷史模擬分析法
適用有量或數量概念的歷史分析,只是從數量關係上幫助揭示事物的性質;
適用於對存在某種依賴關係的歷史現象的研究;
適用於對某些歷史結構的分析;
適用於對歷史變化、發展及運用規律的分析;
計量史學一個顯著作用是促使歷史研究走向精密化。西方傳統史學的缺陷之一,就是用一種模糊的語言解釋歷史,歷史學家往往隨意抽出一些史料來證明自己的結論,這樣得出的結論往往是片面的,計量史學則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這種偏差。
另外,計量史學也使許多傳統的看法得到檢驗和修正。最近幾十年,計量方法的應用已使大部分美國史得到了重新解釋。過去一般認為內戰前美國南方的居民主要分為黑人奴隸、白種窮人和種植園主三個階層。通過計量分析,人們發現這不符合實際情況,當時除上述三個階層外,還存在著大量的既不是窮人、又不是種植園主的白人平民。計量研究還使歷史學家發現了許多傳統定性研究難以發現的東西。過去史學界對18世紀北美的經濟狀況和階級狀況一直不太清楚,後來一些學者用計量方法分析了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北美地區的稅收情況,結果比較清楚地描繪出了這一時期北美的歐洲移民中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趨勢。計量史學還進一步加深了對歷史的認識。關於農民起義問題,過去人們往往只注重農民起義的口號和一些有關的史料,而計量史學家則全面研究農民起義的規模和頻率、農民起義者的類型和職業以及穀物收成、氣候變化等等,避免了把農民戰爭的原因簡單化和公式化。計量史學還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由於採用了計量分析,歷史學家更多地把目光轉向了下層人民群眾,轉向了物質生活和生產領域,轉向了家庭史、婦女史、社區史、人口史、城市史等專門史。另外,歷史資料的來源也更加廣泛,像遺囑、死亡證明、法院審判記錄、選票、民意測驗等等,都成為計量分析的對象。計算機在貯存和處理資料方面擁有極大優勢,提高了歷史研究的效率,這也是計量史學在西方迅速普及的原因之一。
總之,計量史學的迅速發展反映了當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融合的趨勢,但計量史學的應用目前仍存在種種問題。首先,計量史學具有一定的適用範圍,它只涉及歷史現象中量的方面,只是從數量關係上幫助揭示事物的性質,並不能代替全部歷史研究。對人的心理和思想研究,計量史學往往是無能為力的,因為精神的東西很難用數量關係來精確地加以概括、70年代后,在美國出現了一批計量史學家,專門研究美國的黑人奴隸制,在黑人家庭結構、飲食、衛生和健康狀況等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曾被認為是美國歷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之一。但他們的著作對黑人以及白人奴隸主的文化和心理狀況卻沒有涉及,因為這方面的資料根本就無法進行計量分析,因此,在對黑人奴隸制的總體認識上,他們往往是片面的,甚至得出了荒謬的結論。另外,計量化的方法在解答“什麼“和“如何”的問題上是成功的,但在“為什麼”的問題上往往不那麼得心應手,所以有人提出,計量史學的作用被過分誇大,它的成果還沒有二十、三十年前所估計得那麼大。其次,計量方法不能單獨應用,必須同其他的歷史研究方法相結合。如果單純依靠計量方法,就會把豐富和生動的歷史變成一堆枯燥無味的公式,妨礙歷史學家表現才華,降低歷史著作的可讀性。已經有許多歷史學家開始指責計量史學把歷史學家變成了簡單的計算機操作工人,破壞了歷史學的社會效益。所以,70年代中期以後,在西方出現了所謂“敘事史復興”,這本身就是對計量史學的一種反動。第三,計量史學不可能完全排除歷史學家的主觀因素,以不同理論作指導的歷史學家會從不同角度選取自己所需要的史料。1974年,美國波士頓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苦難的時代:美國黑人奴隸制經濟》一書。全書列出了大量統計圖表和計算公式,並對史料進行了複雜的量化處理,但最後卻得出結論說,1860年美國南方奴隸制農業經濟效益比北方資本主義僱工農場高,奴隸可以獲得其勞動收入的,他們享受的物質待遇和生活條件也比北方工人優越,而南方的奴隸主都是具有高尚道德和充滿人性的人。這一結論是嚴重違背事實的,究其原因,就是作者在史料選擇上做了手腳。第四,計量史學還存在大量尚未解決的理論和技術問題,比較突出的技術問題是研究成果的不可檢驗性。計量史學家往往用功率很大的大型電子計算機對收集起來的大批數據資料進行處理,涉及非常高深的數學原理和公式運用,在每個環節上都可能出現數據是否充分和可靠、重要的證據是否被遺漏、程序的編製是否正確等問題,從事這項研究的歷史學家是否都受過足夠的數學訓練也很值得懷疑,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錯誤,而這些錯誤又是無法發現的,因為他們使用的論據並不反映在出版物的腳註上而是貯存在計算機的磁碟上,一般歷史學家也根本沒有興趣對這樣高深的歷史著作進行檢驗。因此,計量史學在歷史研究中究竟應當佔有什麼樣的地位,計量方法和傳統敘事方法如何有機結合起來,這些都還需要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