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貢

左丞董師中、右丞楊伯通薦其文學，除翰林修撰。上書論：“比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識、操履，巧於案牘，不涉吏議者為工。用人不務因才授官，惟泥資敘。名器不務慎與，人多僥倖。守令不務才實，民罹其害。伏望擢真才以振澆俗，核功能以理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百事可舉矣。”詔詞臣作《唐用董重質誅郭誼得失論》，貢為第一，賜重幣四端。貢論時政五弊，言路四難，詞意切至，改治書侍御史。丁父憂，起複，改右司員外郎，尋轉郎中，遷國子祭酒，兼太常少卿，與陳大任刊修《遼史》。改刑部侍郎，歷同知大興府事、德州防禦使，三遷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大安末，改彰德軍節度事。坐兵興不能守城，亡失百姓，降同知通遠軍節度使。未幾，改靜難軍節度使，歷河東北路、南京路轉運使、御史中丞，戶部尚書。南京戒嚴，坐乏軍儲，詔釋不問。興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謚文簡。貢好學，讀書至老不倦，有注《史記》一百卷。

蕭貢少年得志，大定二十二年(1182)，正值弱冠之齡，就考中進士，而且還有“名進士”（《歸潛志》卷四）之美譽。仕途更是一帆風順。在擔任鎮戎州判官、涇陽令、涇州觀察推官之後，被召入京城，任命為尚書省令史。按照慣例，先要試用兩月，然後根據情況再決定是否正式錄用。而蕭貢試用沒有幾天，就受到其上司的一致賞識和高度評價，便直接進入尚書省這個大衙門。上司發現他能力極強，不到四五個月時間，將他破格提拔為監察御史。不久，提刑司又上書表彰他在涇州觀察推官任上的突出政績，於是，他又升為北京轉運副使。他的春風得意還不止這些，在其傑出的吏治才能之外，左丞相董師中、右丞相楊伯通舉薦他的文學才華，因此，他又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真是一順百順。

父親去世，他回家盡孝，一度離開官場，但這也未能中斷他如日中天的官運，很快又步步高升，再度輝煌，他被調任右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國子祭酒兼太常少卿。金章宗泰和年間，他主持修撰《泰和律令》，體現出他在法律方面的過人天賦。他所撰的每條每款，都委曲周詳，特別切合金章宗的心意，贏得章宗的大力褒揚和讚歎。金章宗曾得意地宣布：“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獄吾不憂矣”（《中州集》卷五）。出自皇帝之口，將他喻之為漢代名相蕭何，這是何等的榮耀！蕭貢還倡議建立法律辯護制度，對那些已經定罪的犯人，允許其親屬申辯，以減少冤假錯案，此舉得到朝廷的同意，深得人心。法律上的這些建樹，使得他很快又坐上刑部侍郎的交椅。在向皇帝謝恩時，他特意表態說：“臣願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引得龍顏大悅。隨後，蕭貢果然平反了許多冤假錯案。因其政績卓著，連連高升，歷同知大興府事、德州防禦使、御史中丞等職，最終以戶部尚書的身份退休。一生雖有兩次小小的過失，但因為他的地位和成就，都被忽略不計，免予追咎。

與其顯赫的官運一起引人注目的還有他那超乎尋常的博學多才。據說，他特別“好學，讀書至老不倦”（《金史·蕭貢傳》），著有《注史記》一百卷、《公論》二十卷、《五聲姓譜》五卷、《文集》十卷等多種著作。在大紅大紫的仕途中，在繁忙的公務之餘，能有這麼多的著述，相當不容易，不僅體現出令人欽佩的學識毅力，而且還表明他不只是一個達官顯宦，還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很有學養和成就的大文人。正因為有此二者，幾十年後，元好問將他與蔡

、完顏

等人並列，曾深情地追憶他青年時期對他的景仰之情，說他的“名德雅望，朝臣無出其右”，說他是“敦龐一古儒，風采一名臣”（《蕭齋並引》）。這兩句很好地概括了他一生中中兩個重要方面，可以作為他的定評。但是，時間無情，與蕭貢的政績一樣，他的“古儒”形象已變得模糊不清了。那麼多的著作，竟無一部傳世，其學問究竟如何，已不得而知了。劉祁說他數萬字的《公論》，“評古人成敗得失，甚有理”（《歸潛志》卷四），當非虛語。

在蕭貢的一生中，“古儒”、“名臣”的身份之外，作家或者詩人的頭銜，大概只能算是他的第三職業，不是他的主要成就所在。也許因為這一點，極為推崇他的元好問沒有正面評價其詩文。看來，他的文學家的牌子遠不如前兩者響亮。

他的文章現僅存一篇《京兆府涇陽縣重修北極宮碑》，寫於大定二十七年(1187)任涇陽縣令期間。該文先略考北極宮之由來，識見宏通可信，可見出他博學善辨的功夫。接著記敘道士李居實修繕之功及求記之請，趁機辯明金石碑傳之類不足恃，不足以傳之久遠。行文老練流暢，以見解取勝，不以文采見長，這也許是他文章的特點之一。

他的詩歌全賴元好問《中州集》，得以保存了三十二首。畢竟是有涵養的文人，蕭貢在現存的詩中從未流露官場輕狂得意之態。倒是不時表現在仕途奔波中的見聞及感慨。他作為上級長官，經常往返各地，督查部屬，途中寫出了“一年樂事能多少，強半光陰馬上消”（《按部道中》）的詩句，流露出時光流逝的惆悵。這一點在他的《中秋對月》詩中更為明顯：

去年中秋客神京，露坐舉杯邀明月。今年還對去年月，北風黃草遼西城。

年年月色長清好，只有悲秋人易老。兒童不解憶長安，歌舞團 繞翁媼。

人生宦遊真可憐，不知何處度明年。預愁老罷廢詩酒，負此冰玉秋嬋娟。

我生萬事隨緣耳，居亦無憂行亦喜。君不見杜子閨中只獨看，州寂寞千山裡。

這裡，詩人的著眼點實際上不是個人一己之榮辱得失，不是自己的思鄉懷人之情，而是著眼於人生的一般特徵，對人生所產生的思考。所以，他沒有像杜甫那樣具體描寫望月思人，而是抒發人生漂泊不定的感傷。由於他仕途順達，決定了他的這種感傷不會有什麼深重的內容。“我生萬事隨緣耳，居亦無憂行亦喜”的超然自得，與蘇軾等人歷盡窮通得失的感悟似是而非，它是建立在人生得意基礎之上的，有自我滿足的心理背景。

當然，蕭貢在宦遊途中也像其他詩人一樣，寫下一些寫景詩。如《靈石縣》寫當地（今山西靈石）風光，其中“澗近雲長潤，山高日易沉”兩句體現出作者細緻的觀察工夫和出色的表達能力。《日觀峰》描寫泰山日出，“半夜東風攪鄧林，三山銀闕杳沉沉。洪波萬里兼天涌，一點金烏出海心”，也是一篇佳作。

蕭貢還有一首戲作，題為《楊侯畫晉公臨江賞梅，樂天與鳥窠禪師泛舟談玄，不顧而去，戲為一絕，以代晉公招樂天同飲雲》，寫得較為風趣：

明妝冷蕊兩清新，面 浮光數爵頻。拭風前寒鼻液，快來同醉雪中春。

首句寫梅花，次句寫對梅飲酒，第三句勸白居易，其情其景因不雅觀而前人很少入詩，可是一旦寫進詩歌，便顯得生動有趣，結句“同醉雪中春”，很美很有詩意，與第三句恰成對照，增加了這首詩的幽默感。

此外，蕭貢對金代文學的發展有過準確的概括，提出了“國朝文派”這一概念。他認為，金初宇文虛中、蔡松年吳激等自宋入金的文人雖然都是“豪傑之士”，卓有成就，但都是“宋儒，難以國朝文派論之”。國朝文派應該以蔡松年之子蔡

為“正傳之宗”，黨懷英、趙秉文等人為代表（見《中州集》卷一）。此論強調的是金國文學不同於宋國的特徵，得到元好問等人的贊成，幾乎成了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