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瑪爾
法國攝影師、詩人、畫家
多拉·瑪爾出生於克羅埃西亞的亨麗埃特狄奧多拉馬爾科維奇,幼年生活在阿根廷,父親約瑟普馬爾科維奇(Josip Marković)是克羅埃西亞籍建築師,母親瓦贊(Voisin)是法國人,是來自一個天主教家庭。在她的出生地---巴黎,她度過了青少年時代,並在那兒學習美術。她是一位法國 攝影師,詩人和畫家,最知名的是畢加索的情人。
《坐著的多拉·瑪爾》
攝照片,·瑪指撫摸臉龐,畢索畫幅《坐·瑪》。
遇《阿維尼翁姐》——畢索,,畢索。畢索晦暗階段,俄羅斯芭蕾女演員奧爾格·科克洛娃結婚9年後,他於1927年遇上了一個17歲的純樸而溫柔的少女,她成為畢加索不公開的情人,並為畢加索生了一個女孩,1935年畢加索和芭蕾女演員的感情已經破裂,準備與她依法分手,這時他又遇上了經濟糾紛。那個俄羅斯女人投井下石,把他的工作室也封了,最後她以把和畢加索所生的兒子保羅帶走完事。畢加索後來回憶說:“1935年真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年頭……”就在這倒霉的年頭的第二年,新年伊始,多拉出現在畢加索的面前。她令人愛慕,自由女人的傲慢、學有專長的聰穎、一對如星星般閃爍的眼睛都使畢加索愛莫能釋。到了這一年夏天,他們已經如膠似漆。9月,多拉第一次隨畢加索去藍色海岸度假,她奉獻給他那熊熊的愛情之火,既浪漫,又富有詩意,完全是藝術家的情愛,這是那純樸的小女人所遠遠不及的。她的陪伴激發了畢加索這個十足的情種的創作靈感和才華。很快,多拉的形象就出現在畢加索的畫面上。為回憶那次愉快的假期,這年11月,畢加索為多拉創作了一幅畫,多拉俯卧在海濱沙灘上,迷人的臉龐擱在叉起的雙臂上,遠處海面碧藍,海風吹起她的短髮,給人以天真爛漫之感。在戀人的要求下,多拉留起了長發,為了討他的歡心,她有時將髮型做成西班牙式:中間分開,披在兩鬢,有時將長發散披在肩上。在密切的生活中,畢加索還發現多拉不僅形象漂亮,而且還是在文化領域頗有見地的對話者,他可以和她談上幾個小時的藝術理論和政治。
1936年1月,一個寒冷的冬日,多拉·瑪爾闖進了畢加索的生活圈。60年後,1997年的一個夏晚,一位老太太謝世於上帝飯店,沒有子女,沒有堂表兄妹,沒有侄子外甥陪伴她度過這最後的時光,多拉·瑪爾孤獨地離開了人間,正像她那去世前30年顧影自憐的生活一樣平靜。只有7個人為這位畢加索的靈感啟示者——現名埃里埃特·戴奧多哈·瑪科維茨——原名多拉·瑪爾的老人送葬。她不想在自己告別人世時炫耀自己不平凡的過去。
那7位為多拉送葬的朋友知道她藏有畢加索送給她的畫卷,他們知道她在漫長而孤獨的生活中,只以這些記錄著她和畢加索之間美好過去的紀念品為伴。然而她的朋友們大大低估了這些藏品數量之豐富,以及她對其情人感情之深切。她把畢加索送給她的每一件東西都珍藏著。在一隻書寫著“畢加索戴過的絲巾中”的信封里,放著一塊已經磨損了的藍色大方巾。在床底下、抽屜里、柜子里有稀有珍本,有素描,有照片;在保險櫃里、糖盒裡、鞋盒裡、菊苣罐里又放滿了另一些照片、速寫,還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玩藝:撕破了的紙片、瓶蓋、小木塊、小卵石……這些“財富”都誕生於那個曾經鍾情這個漂亮女子的男人---一代名人畢加索的靈巧之手,這是他在那個十分甜蜜的年代(1936~1943)隨意創作出來的。這個微型畢加索博物館展示著多拉·瑪爾浪漫、神奇的戀愛史。
畢加索遇上年輕的多拉時,她正在為一部電影拍攝內景,畢加索發現那張雅緻的臉蛋上鑲嵌著少有的微笑、火熱的眼神、迷人的雙唇、筆挺的鼻樑,她自信、靈敏。在朋友的介紹下,他們相識、相愛。
也就在1936年,西班牙陷入了內戰,畢加索支持共和派一方。在難民中,他激烈頌揚為祖國殉難的愛國者。他畫兇猛的貓和戴了桂冠的蛞蝓,以此來寓意法西斯主義。多拉則表現得更激進,她所給予的政治上的支持,使畢加索產生了藝術上的飛躍和升華。畢加索開始大型畫的研究和創作,多拉成了他的好幫手,為他拍攝創作進展情況。是她為畫家找到了稱心的工作室,畢加索在那裡忙碌地工作著,一會兒爬上木凳,一會兒蹲在地上,一會兒又操起長柄畫筆。儘管工作室高聳寬敞,但仍不得不將高3.5米、寬6米的巨幅畫面捲起來畫。多拉最忠實地把畢加索和他的作品創作用照片記錄了下來。在他們相愛初期和巔峰階段,她小心翼翼地用她的智慧為畢加索的創作起著添墨加彩的作用,從而深得畢加索的歡心。當初,畢加索每天晚上打著手電筒把多拉送出門,讓她回到父母家裡。這對戀人結合得如此融洽,多拉——精靈般的情婦,順從地為畢加索傾心。
多拉終於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將自己的聰慧奉獻給了身邊的大畫家,專心於捕捉畢加索的一舉一動,並在戀人的鼓勵下,拿起了畫筆,她把家搬到了緊挨畢加索住處的地方。多拉的形象縈繞在畢加索的心頭,他不斷地為她作畫、素描。在飯店吃飯,他為她畫側面像,她的側影出現在菜單上。他用手扯下一塊檯布,用煙頭燙幾個洞,將多拉喜愛的白獅子狗展現在她眼前。只需簡單的幾筆,在火柴盒上就能把海濱浴女、舞台小丑、農牧神頭像栩栩如生地勾描出來。他能用礦泉水瓶的錫質瓶蓋七扭八彎地做出一隻小鳥、一個吉卜賽女人……大量的瞬間完成的小工藝品是他們傳遞愛情的結晶,她十分珍惜地把它們裝進了自己的手提包。
一天晚上,在塞納河新橋上,出現了一場爭吵,畢加索對多拉戴的戒指表示不滿,為了讓多拉取下手上的戒指,畢加索同意用一幅水彩畫來調換,自然一枚再貴重的戒指也不可能比一幅畢加索畫珍貴,多拉毫不猶豫地將戒指扔進河裡。從此,畢加索為多拉製作了大量首飾。在她的保險櫃里有畫有她微型肖像的頸飾,有素描項鏈墜子,有側面像戒指表……她以崇敬的心情積聚著畫家點點滴滴的創作。1937年6月,畢加索以多拉憂傷的形象創作了名畫《哭泣的女人》,此畫在多拉去世后一周年拍賣時,價值3700萬法郎。
1939年,多拉發現畢加索仍在和那個年輕的小女人來往。在這兩個漂亮的女性中,畢加索津津有味地品嘗著、對比著,他用同一背景、同一姿態表現這兩個女人——既畫這個,又畫那個。一個神態冷漠,線條柔和;一個稜角鮮明,色彩濃烈。多拉接受了這種現實,然而妒忌心理卻無法擺脫。緊接著西班牙戰事,整個歐洲也陷入了戰爭,法國被佔領,多拉生活在戰爭陰雲之下。就在這時,畢加索又燃戀火,一個20歲的大家閨秀使他夢幻連連。多拉和他激烈爭吵,但無力勸阻他。她精神崩潰,舉止失態,甚至被送進精神病醫院,是她的朋友將她領出醫院。終於於1943年,一對苦戀了7年的情人分道揚鑣。
經歷了分離的打擊,多拉慢慢地振作起來,對於自己的苦痛,她幾乎不說什麼。她不像畢加索原來的妻子那樣蠻橫地干擾他,也不像那小女人每天給他寫信。儘管她滿腹苦楚,但不向別人傾訴,她並不抱怨。人們發現在她周圍沒有新的情人,相反,她仍牽掛著畢加索。有時她悄悄地來到畢加索工作室外張望。一個節日的晚上,她感到很孤單,她知道畢加索到南方去了,卻穿著晚禮服,乘計程車又來到那裡,她坐在車上,一直待到東方發白,淚流滿面。多拉不再攝影,專事繪畫,並且開始擺脫畢加索風格的影響,另闢自己的畫風。50年代初,她以描繪鄉村田園風光為主,這或許和她生活的環境有關。因為早在1945年,畢加索用一幅畫的代價買下了沃克呂茲省一個古老小鎮的一幢4層房子,並將它送給了已經分手的多拉。房子處於村鎮中心,磚石結構,這兒環境幽雅,陽光充足,山花爛漫,俯視阿維尼翁一覽無餘。直到1995年,每年夏天,多拉都要在這兒度二三個月的假,如果秋天氣候溫和,她會住得更長些。每當村民見到那房子的百葉窗開啟了,就知道她又來了。和在巴黎一樣,早年在這兒她也接待老朋友。然而慢慢地她開始離群,避開熟人,請求別人給她安靜。神秘主義始終吸引著她,還在她年輕的時候,她就閱讀神學書籍,她曾多次為她的傑出的戀人的靈魂純潔擔憂,勸他懺悔自己的過失。60年代以後,她除了去教堂,再也不外出了。她說:對她來說,除了畢加索,就只有上帝了。她深居簡出,生活在嚴肅的天主教教義和由一代最偉大的畫家鑄成的令她起敬的“上帝”之中。她寓所里的一切陳設,都是為了讓她重溫這個“上帝”。她——頭髮盤成髮髻,畫家送的貓靜卧在膝蓋上,端坐在壁爐旁——面對著畢加索描繪的漂亮而年輕的多拉肖像消磨時光。她也時常打開抽屜、盒子,欣賞畢加索用煙盒為她做成的頭像,撫摩他為她雕刻的小卵石。她視這一切為生命,即使有人用高價向她索取,儘管她的生活十分清苦,也會遭到她的斷然拒絕。她的女傭說:“多拉嘴上從不提及畢加索,顯得十分堅強,她把他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收音機成了她的不可缺少的陪伴,她只在星期天去教堂做彌撒或購買一些東西,諸如半導體收音機用的乾電池和畫畫的紙張時才出門。在教堂里,人們發現每當輪到女人們念唱經文時,她就站起來默默地離開了,她酷似一個怪人,她把自己封閉得嚴嚴實實,然而人們都視她為一個偉大的女性,大家都十分敬重她。
現在那些屬於這個非凡女人的大大小小被她所珍藏的財富,通過拍賣流散出去了。倒是需要按家譜尋找她的財富的繼承者了。在克羅埃西亞有一個養雞的老嫗,聲稱有權為其子女分享這筆財富。在法國,還有一個她的年邁的遠房表妹,然而不管是遠在克羅埃西亞的老嫗,還是近在法國的老媼,她們都從不認識多拉·瑪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