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韓

往者吾讀韓子《原道》之篇，未嘗不恨其於道於治淺矣。其言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士（1）。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2），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3），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4），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5）。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6）；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如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7），無爪牙以爭食也。”如韓子之言，則彼聖人者，其身與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後可，必皆有羽毛、鱗介而後可，必皆有爪牙而後可。使聖人與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則未及其生，未及其長，其被蟲蛇、禽獸、寒飢、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烏能為之禮樂刑政以為他人防備患害也哉？老子道其勝孔子與否（8），抑無所異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自然，則雖孔子無以易（9）。韓子一概辭而辟之，則不思之過耳。而韓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嗟乎！君民相資之事，固如是焉已哉（10）？無苟如是而已，則桀、紂、秦政之治，初何以異於堯舜三王？且使民與禽獸雜居，寒至而不知衣，飢至而不知食，凡所謂宮室、器用、醫藥、葬埋之事，舉皆待教而後知為之，則人之類其滅久矣。彼聖人者，又烏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

而韓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相為養者也，其有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而置之君（11）。使之作為刑政、甲兵，以鋤其強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於是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為之君；君不能為民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2）。”此古今之通義也。而韓子不爾雲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也（13）。老之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14）。”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竊嘗聞道之大原出於天矣（15）。今韓子務尊其尤強梗、最能欺奪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為之令。而使天下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勞神慮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則誅。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16）。”

且韓子亦知君臣之倫之出於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奪，有其強梗，有其患害，而民既為是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與凡相生相養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鋤，主其斗斛、權衡焉以信，造為城郭甲兵焉以守，則其勢不能。於是通功易事（17），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織矣，工矣賈矣，又使吾自衛其性命財產焉，則廢吾事；何若使子專力於所以為衛者，而吾分其所得於耕織工賈者，以食子、給子之為利廣而事易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緣衛民之事而後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於衛者，以其有強梗、欺奪、患害也。有其強梗、欺奪、患害也者，化未進而民未盡善也（18）。是故君也者，與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與天下之善而對待也。今使用仁義道德之說，而天下如韓子所謂“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夫如是之民，則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矣。尚何有於強梗欺奪？尚何有於相為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朘我以生（19），出令令我，責所出而誅我（20），時而撫我為後，時而虐我為仇也哉（21）？故曰：君臣之倫，蓋出於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為道之原。彼佛之棄君臣是也，其所以棄君臣非也。而韓子將以謂是固與天壤相弊也者（22），又烏足以為知道者乎？

然則及今而棄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則？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國且不能（23），而況中國乎？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之相與自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犖犖尤大者（24），則明刑治兵兩大事而已。何則？是二者，民之所以仰於其國之最急者也。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25）。知民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不過如是而已。更鶩其餘，所謂代大匠斫，未有不傷其指者也（26）。

是故使今日而中國有聖人興，彼將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於億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長、德未和也。乃今將早夜以孳孳求所以進吾民之才德力者（27），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無相欺相奪相患害也。吾將悉聽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28），吾又烏得而靳之（29）？如是，幸而民至於能自治也，吾將悉復而與之矣。非唯一國之日進富強，餘一人與吾子孫尚亦有利焉，吾曷貴私天下哉（30）？誠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進。六十年而中國有不克與歐洲各國方富而比強者，正吾莠言亂政之罪可也（31）。彼英、法、德、美諸邦之進於今治者，要不外數百年數十年間耳。況夫彼為其難，吾為其易也。

嗟乎！有此無不有之國，無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論，忌諱虛憍（32），至於貧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過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國，當知富強之甚難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國，又當知富強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餒。道在去其害富、害強，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語有之曰：“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33）。”苟求自強，則古人之書且有不可泥者（34），況夫秦以來之法制！如彼韓子，徒見秦以來之君。秦以來之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其法與令猥毛而起（35）。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36）。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為，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嗟乎！夫誰知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也哉？此莊周所以有胠篋之說也（37）。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而中國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億兆（38）。”臣妾者，其文之故訓猶奴虜也（39）。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於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鬥之事，彼其民為公產公利自為斗也，而中國則奴為其主斗耳。夫驅奴虜以斗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

（節選）

（1）處之中土：使他們在中原土地上安居。

（2）木處而顛：住在樹木上要跌下來。土處：住在洞穴中。

（3）贍（shàn）：供給。

（4）湮（yīn）郁：情緒鬱悶不暢。

（5）鋤其強梗：剷除強暴凶頑的人。

（6）權衡：秤錘和秤桿。

（7）鱗介：魚類的鱗和蟲類的甲殼。

（8）老之道：老子的“道”。

（9）自然：老子“道法自然”說。易：改變。

（10）相資：相互憑藉、依靠。

（11）什一之賦：用十分之一做賦稅。置：設立。

（12）“民之貴”三句：語出《孟子·盡心下》。

（13）億兆：千萬百姓。

（14）“竊鉤者”二句：語出《老子·胠篋》。

（15）“道之大原”句：語見《漢書·董仲舒傳》：“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16）“嗚呼”以下數句：引自韓愈批判佛、道的話，藉以諷刺韓愈的謬論。

（17）通功易事：人各有事，互通有無。語出《孟子·滕文公下》。

（18）化：教化。

（19）朘（juān）：即朘刻，搜括、剋扣的意思。

（20）責：索取。

（21）撫我為後，虐我為仇：語出《尚書·泰誓下》。后：帝王。

（22）天壤相弊：語出《戰國策》。天壤：比喻事物的經久不朽。弊：敗壞。意思是與天地共始終。

（23）善國：進步發達的國家。

（24）犖犖（luò）：明顯。

（25）約法三章：事見《史記·高祖本紀》。

（26）代大匠斫（zhuó）：語見《老子》：“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手者矣。”斫：砍。

（27）孳孳：即孜孜，勤勉不倦。

（28）畀（bì）：給予。

（29）靳（jìn）：吝惜。

（30）曷：何。貴：崇尚。

（31）方富：比富。正：正法、治罪。莠言：壞話，錯話。

（32）虛憍：空虛驕傲。

（33）“曲士”句：語出《莊子·秋水》。曲士：鄉曲之士。束於教：被他們所受的教育所束縛。

（34）泥：拘泥。

（35）猥毛而起：像刺蝟毛齊豎一樣紛繁出現。

（36）漓：薄。

（37）胠篋：《莊子·胠篋》篇。

（38）臣妾億兆：把百姓當作奴隸。

（39）故訓：最初的解釋。

這篇文章選自《嚴復集》，作於1895年，發表於天津《直報》，此文針對韓愈《原道》一文而作。韓愈在《原道》中從級建立封建等級制度、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角度，論述了君統治民的合法性。嚴復則嚴厲批駁了韓愈的觀點，猛烈抨擊自秦以來的封建君主專制的制度，指出“秦以來之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封建君主的愚民政策正是造成國家貧弱局面、無力抵禦外敵的原因。嚴復還提出學習西方富強的經驗、建立君主立憲國家的維新主張。儘管嚴復的政治觀點帶有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局限性，但他以被視為孔孟以後道統繼承人的韓愈的文章作為批判對象，這本身就是對封建道統的大膽挑戰，在當時具有批判現實的進步意義，也因此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嚴復（1853—1921），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十四歲考取沈葆楨創辦的福州船廠附設船政學堂。1877年（光緒三年）被派往英國留學，除完成學業外，致力於研究英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閱讀英法資產階級學者的著作。1879年（光緒五年）歸國，任福州船政學堂教習。次年調至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總教習等。1894年（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戰爭后，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文章，宣傳變法圖強，震動一時。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與人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以“通中外之情”。自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起，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學術著作《天演論》、《原富》、《社會通詮》、《名學》、《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等。民國初，曾任京師大學堂校長等職。著作有《嚴復集》、《嚴幾道詩文鈔》、《嚴譯名著叢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