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役學

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一些軍事家撰寫的兵書，如最著名的《孫子兵法》，其中就包含了許多適用於戰役的指導規律。在外國，較早論述作戰理論的著作是公元前 4世紀左右古希臘色諾芬的《遠征記》。在長期的戰爭實踐和作戰經驗積累中，作戰理論得到不斷充實和發展。19世紀上半葉，普魯士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和瑞士若米尼的《戰爭藝術概論》具有代表性，較系統地闡述了作戰指導問題。進入 20世紀后，隨著武器裝備的不斷更新，戰役實踐和理論得到進一步發展。20年代末，蘇軍把戰役學正式確定為軍事學術中一門獨立的學科，並制定了大縱深戰役理論。1982年，美軍也把戰役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並在對戰役理論進行系統、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頒布了《作戰綱要》，制定了空地一體戰理論。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學是在長期革命戰爭的戰役實踐中形成和發展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軍事家們，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的戰役理論知識，深入研究，揭示了人民戰爭的戰役規律及其指導規律，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和保衛祖國邊疆的長期實踐中，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以劣勢裝備打敗優勢裝備之敵的戰役學理論。

和平建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根據戰爭和軍事領域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研究現代戰役的新特點，不斷增加戰役學理論的新內容，先後出版了多種戰役學專著，使自己的戰役學理論保持了系統性、完整性和先進性。戰役學是軍事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與戰略學、戰術學共同組成軍事學術的主導部分。

合同戰役學(合成軍團戰役學)、戰略火箭軍戰役學、防空軍戰役學、空軍戰役學、海軍戰役學、後勤戰役學和民防戰役學。美、英等國軍隊則把指導集團軍、集團軍群作戰的理論，稱為“大戰術”、“小戰略”或“高級戰術”等。隨著軍事學術的發展，美軍於1982年也把戰役學作為軍事學術的一個獨立學科，並明確規定它是研究大兵團計劃和實施戰役的理論。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役學既研究一般戰爭的戰役規律，又研究特殊戰爭的戰役規律，特別是研究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戰役規律。它是在長期革命戰爭中與戰略學、戰術學同時形成和發展的。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各個獨立戰略方向上作戰，為了粉碎敵人的“圍剿”，根據不同情況，各自提出反“圍剿”的戰役方針和原則，為戰役理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1936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總結十年內戰的經驗時，正式把軍事學術區分為戰略學、戰役學和戰術學，賦予它們各自的研究任務，並把這一時期紅軍的作戰原則作了系統的理論概括。其中在戰役方面主要是：準備充足，不失時機，集中優勢兵力，選擇良好陣地，打運動中或駐止而陣地尚不鞏固之敵，包圍迂迴，突然襲擊，速戰速決，力求全殲等。

抗日戰爭時期，各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新四軍為了粉碎日偽軍的圍攻和掃蕩，在人力物力有限和武器裝備低劣的條件下進行規模不等的反“掃蕩”戰役，以及向敵占城市和交通線進攻的戰役，取得集中指揮與分散指揮，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游擊隊配合作戰，以及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等經驗，進一步豐富了戰役學的內容。

解放戰爭時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術的大發展時期，也是戰役實踐和戰役理論的大發展時期。在戰略防禦階段，毛澤東根據戰爭的實際情況和實踐經驗再次系統地闡述了內線作戰的基本原則，進一步發展了戰役部署、作戰方法和主力軍、地方軍配合作戰，以及大兵團協同作戰等戰役理論問題。在全面轉入戰略反攻以後，毛澤東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使作戰原則更加系統化、理論化。

十大軍事原則既是指導戰爭的原則，也是指導戰役的原則，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戰役學的內容。抗美援朝作戰中，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一道，以劣勢裝備同當時最現代化的敵軍作戰，在陸軍務兵種協同進行大規模作戰和與友軍共同作戰，以及反空襲、反空降、反坦克和後方保障等方面取得許多新的戰役作戰經驗，特別是組織實施以坑道為骨幹的寬正面、大縱深的陣地防禦戰役，和大規模突破防線的陣地進攻戰役經驗有了新的發展。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從實際出發，不斷總結經驗，並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東西，形成一套特有的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敵人的戰役指導原則。

知己知彼，力求主觀指導符合客觀實際；堅決消滅敵人，積極保存自己；根據客觀情勢，選定作戰方法；靈活機動，奪取和保持戰役主動權；精心籌劃作戰，迅速周密地做好戰役準備；適時隱蔽地集中兵力，建立有利的戰役布勢；保持準確的不間斷的戰役協同；力爭出敵不意，注重近戰夜戰，實施集中的不間斷的高效率的戰役指揮；加強戰役的思想政治工作，發揚優良戰鬥作風；善於使用後方人力、物力，保障戰役勝利；善於利用時間和作戰間隙休整戰役軍團。

戰役學是隨著戰爭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役原則，亦將根據戰爭和軍事領域中出現的新情況，新特點，不斷地修改補充，增加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