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拔群

韋拔群於1916年初在貴州加入討伐袁世凱的護國軍，參加了護國運動。后入貴州講武堂學習，畢業後到黔軍任參謀。在“五四運動”影響下，1920年離開黔軍到廣州加入“改造廣西同志會”，次年回東蘭從事農民運動，先後組織“改造東蘭同志會”（稱農民自治會）和“國民自衛軍”（后稱農民自衛軍），指揮農軍三打東蘭縣城，趕跑縣知事和團總。1925年初入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結業后回東蘭繼續從事農民運動，主辦農講所，培養骨幹，發展農會和農民武裝，把農運推向右江地區。1926年領導成立東蘭縣革命委員會，任主任，同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12月參與領導百色起義，建立右江革命根據地，任右江蘇維埃政府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3縱隊司令員、第21師師長。1930年11月，紅7軍主力奉命北上，離開右江根據地，他堅決服從軍前委命令，帶領百餘人留在右江根據地，發動群眾，重新組建部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游擊戰爭。他一家20餘人，包括他的兒子在內的10多位親人慘遭敵人殺害。1932年10月19日，被叛徒殺害於廣西巴馬西山鄉香刷洞。

1908年起，先後在東蘭縣高等小學堂、慶遠府中學堂和桂林法政學堂就讀。1914年，因不滿廣西法政學堂的種種陋習，憤而退學，到廣東以及長江中下游各省遊歷。1915年回到東蘭。護國戰爭爆發后，在家鄉招募了一百多名鄉友赴貴州參加護國軍討伐袁世凱，任連副。后曾因反對舊軍官虐待士兵而被捕入獄，經一位廣西同鄉營救出獄，並被保送進貴州講武堂學習，結識兼職教官盧燾（壯族，時任黔軍旅長，後任黔軍總司令、貴州省省長）。講武堂結業后，被分配到黔軍駐重慶某軍部任參謀。

五四運動爆發后，他閱讀了《新青年》等進步刊物，接受新的思想，並以“憤不平”為筆名，宣傳革命思想。不久被軍部查究，毅然棄職離開舊軍隊，前往上海、廣州等地尋訪孫中山。1920年10月在廣州參加了廣西籍國民黨人馬君武組織的改造廣西同志會，任政治組副組長，參與推翻桂系軍閥陸榮廷的革命活動。1921年7月，韋拔群隨馬君武、程潛、居正、胡漢民、汪精衛、羅翼群、何良材、莫魯和梁烈亞等人一道，由廣州乘船經梧州於8月到達南寧。

隨後，馬君武省長邀請韋拔群出任南丹、東蘭縣長，推辭不就，於1921年9月回到家鄉東蘭，秘密組織了改造東蘭同志會及國民自衛軍，號召農民起來“打破不平”、“救家鄉、救廣西、救中國”，從而成為廣西農民運動先驅。他還組織宣講團，進行反軍閥、反土豪劣紳、反貪官污吏、反苛捐雜稅的宣傳。這是他開始革命活動的第一個實踐。為了發動受苦最深的瑤族群眾，他穿著草鞋，戴著斗笠，深入到瑤族群眾居住的地區，向他們宣傳革命道理，提出“不給山主抬轎、服役、送禮”等口號，受到瑤胞的熱烈歡迎和擁戴。他們紛紛加入農民自治會，表示要跟著他鬧革命。

1923年，組織農民自衛軍三次攻打東蘭縣城，奪取縣城，成立了東蘭革命委員會，公布四條政策：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廢除各種契約，提倡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權。“三打東蘭”是中國現代農民革命運動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裝起義。由於他在家鄉鬧革命屢遭土豪劣紳的鎮壓，以致被通緝，1924年8月離開家鄉赴廣州，1925年1月進入第三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結業后被委派為農運特派員，返回廣西繼續開展農民運動。1925年5月，回到家鄉，廣泛進行宣傳、發動群眾，更加積極地開展農民運動，組織農會、農軍，大力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打倒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的鬥爭。經宣傳發動，農民群眾紛紛覺悟，東蘭縣各區、鄉相繼成立了農民協會。8月，東蘭縣農民協會成立，任軍事部長。為了進一步發動群眾，同年9月，領導創辦了廣西最早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後在東蘭開辦三期農講所，任主任，為右江地區各縣培訓農運骨幹500多人，有力推動了廣西農民運動的迅速發展。

1926年夏秋，中國共產黨為加強對左、右江農民運動的領導，成立了蒼梧、鎮南、田南三個農運辦事處，他先後任田南農運辦事處主任兼一路農軍總指揮。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桂系軍閥夥同地方反動武裝於8月大舉進攻東蘭，妄圖血腥鎮壓農民運動。韋拔群親自率領提前結業的第三屆農講所學員和右江地區的四縣農民自衛軍迎擊敵人，一度圍困敵人達一個月之久，沉重打擊了敵人的氣焰。10月，敵人再次集中兵力進攻農軍。韋拔群決定誘敵深入，分段殲敵。他先派一小隊把敵人引誘到我軍主力設伏的山地，然後充分發揮土槍、土地雷的威力，經過11個晝夜戰鬥，一舉擊敗敵人，使農軍威震四方。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他領導右江地區的農民自衛軍，堅持公開的武裝鬥爭，打擊敵人。在鬥爭中發展和壯大了農民武裝，為紅七軍的誕生奠定了基礎。192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9年出席廣西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當選為廣西農民協會副主任 委員。12月，參與領導百色起義，建立右江蘇區，任右江蘇維埃政府委員、中共工農紅軍第七軍前敵委員會委員、紅七軍第三縱隊司令員。1930年3月，韋拔群與鄧小平一道在東蘭武篆領導土地改革的試點工作。1930年10月任紅七軍二十一師師長。11月紅七軍主力離開右江蘇區時，他奉命負責留守右江革命根據地，同時把二十一師的絕大部分兵力、武器補充給北上的部隊，僅帶領數名警衛員和一個紅軍番號返回右江地區，留在家鄉發動群眾，組織擴建部隊，很快重新組建起紅七軍二十一師，任師長，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領導堅持游擊鬥爭，反擊國民黨軍的多次“圍剿”。1931年1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這一年，率紅軍先後粉碎了桂系軍閥對根據地發動的兩次“圍剿”，保衛和鞏固了右江革命根據地。1932年10月19日在第三次反“圍剿”中遭叛徒暗害，不幸犧牲。

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毛澤東主席在會上提議為韋拔群等同志的犧牲致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一直非常懷念韋拔群烈士，他幾乎每次見到廣西人，都要深切地談起韋拔群。

1955年，覃應機與張雲逸、謝扶民等到廣州見毛澤東，毛澤東深情地對他們說：“韋拔群是廣州農講所最好的學生！”

1956年8月，廣西民委副主任黃舉平率廣西少數民族參觀團到北京等地參觀，毛澤東在懷仁堂接見參觀團一行時握著黃舉平團長的手問：“你是哪裡人？”黃舉平回答：“我是東蘭縣的。”毛主席又問：“東蘭出了個韋拔群？”黃舉平點頭回答：“是的。我們都稱他為‘拔哥’，他在右江地區威望很高，各族人民對他的印象很深！”毛主席深有感慨地說：“是啊，群眾對他很愛戴，可惜他犧牲了！”（注2）

20世紀50年代，一位在毛澤東身邊擔任警衛工作的都安籍瑤族戰士，回家探親后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寫了個調查報告呈交毛澤東，當毛澤東批改他的調查報告時，知道他的家鄉靠近東蘭，便問他：‘東蘭有一個革命先烈叫韋拔群，你知道嗎？”那位戰士回答：“報告毛主席，我聽說過。”毛澤東便對他說：“東蘭是個革命根據地，過去韋拔群同志就在那裡領導人民鬧革命。後來為革命犧牲了。他是壯族人民的好兒子，農民的好領袖，黨的好乾部！”（注3）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他對韋國清說：“韋拔群是個好同志，我過去搞農運，有些東西還是從韋拔群那裡學來的。”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一位廣西賀縣籍的文藝工作者，因工作關係，經常見到毛主席。毛澤東知道她是廣西籍后，就問她是否知道韋拔群，並對她說：“韋拔群搞農運很出色，是個好同志。”（注4）

1957年7月20日（至8月6日結束），周恩來曾在青島舉行的“全國民族工作座談會”上對著名歷史學家黃現璠（壯族）說：“壯族出了個韋拔群，他是人民英雄，中華民族的好兒女。”（注5）

中共中央原副主席汪東興於回憶錄中曾記載著毛澤東對韋拔群十分懷念的一席話：（1970年8月23日～9月6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期間）“8月28日晚上9時，毛主席找了廣東的劉興元、丁盛，廣西的韋國清和我（即汪東興——筆者注）談話。……毛主席對劉興元、丁盛說：韋國清同志，我比較熟悉。你們兩位，我不怎麼熟悉。毛主席問韋國清：韋拔群和你都姓韋，是不是一家子呀？韋國清回答說：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內的。韋拔群到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過，接受過主席的教育。他回廣西開展群眾工作帶回幾本書，就在東蘭縣辦起了農民運動講習所。毛主席說：不能說他向我學習了什麼。名義上，我是先生，他是學生，實際上，他是先生，我是學生。要做先生，先要當學生。廣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這位同志已經犧牲了，我對他很懷念。”（注6）

作為紅七軍、紅八軍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卓越領導人的鄧小平，對韋拔群更是深深地懷念。1962年12月，鄧小平為紀念韋拔群犧牲30周年，寫下了這樣的題詞： “韋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獻給了黨和人民的解放事業，最後獻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對敵鬥爭中，始終是英勇頑強、百折不撓的。他不愧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英雄。他最善於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的疾苦，對人民解放事業，具有無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實的人民群眾的領袖。他一貫謹守黨所分配給他的工作崗位，準確地執行黨的方針和政策，嚴格地遵守黨的紀律。他不愧是一個模範的共產黨員。韋拔群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地心中，他永遠是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紀念他！”（注7）

1981年12月10日，鄧小平在紀念百色起義52周年的親筆題詞中又寫道：“紀念李明瑞、韋拔群等同志百色起義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1999年1月，坐落在風景如畫的廣西南寧市南湖公園南岸的李明瑞、韋拔群烈士紀念館，經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同意，被命名為自治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2年8月1日中國國家郵政局發行了韋拔群、劉志丹、黃公略、許繼慎、蔡申熙等五人《人民軍隊早期將領》紀念郵票一套。2006年9月30日，李明瑞、韋拔群烈士紀念館被國家民委命名為首批27個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基地之一（廣西惟一獲命名的場所）。

1.參見《中共東蘭黨史人物傳略》第14～15頁，中共東蘭縣委黨史研究室編，2003年5月印。

2.參見《中共東蘭黨史人物傳略》第14～15頁，中共東蘭縣委黨史研究室編，2003年5月印。

3. 引自《毛主席關懷我廣西》，載《廣西日報》，1977年9日14日。

4.參見《中共東蘭黨史人物傳略》第14～15頁，中共東蘭縣委黨史研究室編，2003年5月印。

5.引自黃現璠、甘文傑、甘文豪著《韋拔群評傳》第518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

6.汪東興著《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4月1日第1版。

7. 引自《回憶韋拔群》書前所載“鄧小平題詞”，廣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革命文物》，1978年第四期。

鄧小平與拔哥

1930年4月初，鄧小平與韋拔群在東蘭初次見面后，倆人在武篆共同舉辦“黨員幹部培訓班”，共同創辦“東里共耕社”，共同視察紅七軍勉俄兵工廠和善學野戰醫院，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歷史事實告訴後人，鄧小平與韋拔群在魁星樓下的握手，開創了右江革命根據地和右江土地革命的豐功偉業，在中國革命史上鑄造了一座千古不朽的豐碑。為此，為了紀念這兩位革命家的歷史性會面，2008年12月28日，“鄧小平與韋拔群相見魁星樓”銅像在東蘭縣武篆鎮魁星樓廣場揭幕。銅像是根據1930年4月5日中共紅七軍前委書記、政委鄧小平來到紅七軍前委、右江特委、右江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東蘭武篆，向紅七軍傳達中央指示，與率部駐紮在這裡的紅七軍前委委員、第三縱隊司令韋拔群相見這一特定歷史事實創作構思而成，由世界著名雕塑大師曹崇恩教授設計製作,銅像高3.2米。

韋拔群在自己開拓的廣西山區作戰，根據當地山險路隘的特點以及民眾有熬硝制火藥的傳統，在敵軍進犯時，便發動群眾製造地雷，並設竹釘、石床陣，使進剿軍長期不敢深入山區。韋拔群還將部隊編成十人左右一組的殺奸隊，神出鬼沒地消滅當地大小反動頭目，使敵占村寨仍被游擊隊秘密控制。

桂系軍長廖磊曾張貼布告：“誰能捉到韋拔群，賞紅花（註：指當時的花邊貨幣）七千元！”韋拔群看后一笑，揮筆寫下了標語讓戰士們張貼。廖磊見后氣得七竅生煙，原來上面寫著——“誰砍得廖磊的狗頭，賞紅花一個銅板！”此後，為解決經濟困難，韋拔群又利用敵人的賞格，派人去詐報稱衛士隊反叛捉了韋拔群，給錢即可交人。當地民團派人看過後，回說是實，縣長便先籌款2000元送到交換地點，結果來人中了埋伏被擊斃，錢也全數被奪。桂系軍閥哀嘆：“賠了夫人又折兵，羞憤不可名狀。”

1932年韋拔群犧牲后，叛徒把韋拔群的頭顱送給廖磊。國民黨反動派把韋拔群的頭顱放在一個玻璃金魚缸內，用防腐藥水泡著，然後相繼在東蘭、百色、南寧、柳州、梧州等地“示眾”。韋拔群頭顱在梧州大較場“示眾”三天後便不知去向。 1950年，中共廣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為了尋找韋拔群烈士的頭顱下落，曾指示有關部門進行深入調查。梧州市文化局根據上級的通知，組織人力，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和仔細查訪工作。為了獲得線索，他們還查閱了大量史料，召開了文史工作者和老工人座談會。由此初步獲得了線索，證實了國民黨時期編寫的《東蘭痛史》中的記載“韋拔群的頭顱最後轉到梧州，埋於梧州之公園”這一確鑿事實。但梧州中山公園範圍這麼大，到底埋於何處，依然是個謎。后經十年查訪，梧州市有關方面的領導終於在1961年12月找到了知情人——梧州市園林處退休工人周十五。周十五回憶說：“1933年春的一天，我親眼看見在大較場示眾的人頭。人頭滿臉黑鬍鬚，裝在玻璃金魚缸內，用藥水泡著，玻璃金魚缸放在一把豎立的平梯上面，那時許多人圍觀，因不識字，我不知是誰的頭顱，只聽圍觀群眾說，是共產黨的大頭目。在一個大風雨過後的早晨，我的一位在梧州中山公園做雜工的老叔李龍，正在公園撿大風吹落的枯枝。朦朧的晨曦中，他看見遠處有幾個人影，從公園西面山下的小路走上來。前面兩人用簸箕抬著那個‘示眾'的玻璃金魚缸，後面跟著一個當官的。當官的一見李龍，大聲吆喝道：‘你是什麼人？快給我滾開！滾開！'李龍說：‘我是公園的工人，在掃地。'那個當官的盯著李龍上下打量了一番，便未再理睬李龍，干他們自己的事去了。后見這夥人在路邊動手挖坑，李龍過去看了看，便對當官的說：‘老總，埋在這裡不好，又是路邊，人來人往的。'那個當官的聽了之後，立即命令兩個工人把將要挖好的土坑回填了，還堆成一個假墳。他們收拾工具轉移到下面的地方又挖了一個坑，草草地把玻璃金魚缸埋下走了。李龍把自己目睹的情況悄悄地告訴了我。兩個月後的一天中午，我和李龍一起走到公園西坡水池邊時，李龍用手指著相距十幾步遠的山邊說：‘人頭就埋在那裡。'我獨自走到那個地方一看，發現是一個坑窪，由於日久雨淋，鬆土下陷了兩寸多深。我在附近隨手鋤一兩筐泥，把坑窪填平了。記得那時在坑窪旁，我看見種有一棵樟木，還有幾棵丹竹。”

1961年12月13日，中共梧州市委的領導和自治區黨委的工作組及梧州市文化局的領導，在周十五的指引下，來到了梧州中山公園明秀園韋拔群頭顱埋葬的地方，開始挖掘工作。第一天，只挖出一些按樹根，不見頭骨的蹤影。第二天；往右移一米繼續挖，挖了將近一米深，發現泥土較松，還出現了一個小穴，接著又發現一些玻璃碎片。在場的人隨之緊張起來，小心挖掘。挖到一米多深時，終於發現一個臉盆大小的玻璃金魚缸，裡面盛著一個頭骨。隨行的廣西電影製片廠的工作人員將這個難忘的時刻拍成了紀錄片，記錄下了這一珍貴的歷史鏡頭。

廣西僮（1965年，“僮”改為“壯”）族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得知消息后十分重視，立即成立了以廣西區公安廳、博物館、電影製片廠等單位組成的工作組，當天晚上趕到梧州。梧州市公安局和3名外科醫生參加了鑒定工作。韋拔群生前戰友黃舉平、謝扶民提供了韋拔群的年齡、相貌、特徵和嘴裡左上牙床鑲有一枚金牙、額上有槍傷等情況。後來，廣西醫學院在整復韋拔群頭骨時發現左額上方有兩個彈洞，一彈直穿左耳後部，一彈頭尚在骨縫中，頭骨牙床有一枚金牙。經科學鑒定，證實個這頭骨正是韋拔群烈士的頭骨。韋拔群烈士頭骨在梧州出士后，中共梧州市委派專人將韋拔群頭骨護送到廣西首府南寧，后又一送到首都北京。梧州市則在中山公園內建了一座紀念館。

韋拔群頭顱埋藏之謎，在廣西僮（1965年，“僮”改為“壯”）族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的大力關心下終於解開了，但韋拔群犧牲后留下的另一個謎尚未解開，這就是

2002年建軍節，國家郵政局發行了《人民軍隊早期將領（一）》郵票一套五枚，分別是紅軍時期的傑出將領黃公略、許繼慎、蔡升熙、韋拔群和劉志丹。消息傳到右江，老區人民奔走相告。然而，欣喜之餘又感到遺憾，原因在於這幅畫像與公認的韋拔群畫像有較大的差別，老區許多人從中無法辨認出韋拔群烈士。這一畫像從何而來？據介紹，這幅畫像是國家郵政局委託畫家根據韋拔群烈士原有的畫像和被害后的斷離頭像相結合創作而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革命文物管理和黨史資料徵集、研究被列為黨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東蘭縣再次向廣大人民群眾廣泛徵集革命文物和黨史資料，取得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革命文物和資料，但仍然沒有徵集到韋拔群生前的照片。1984年7月5日，邕寧縣檔案館給東蘭縣委黨史辦來函，說他們收集到一張照片，是由百濟公社黃肖彭於1929年任龍州縣長時拍攝的。照片上的兩人當中，有一高個子是誰暫時不明。經調查得知，當時黃肖彭和俞作柏、俞作豫、韋拔群等人很友好，聯繫密切，照片很可能是黃肖彭和韋拔群的合影。去函時同附有照片，請東蘭縣委黨史辦鑒別。

東蘭縣委黨史辦接到邕寧縣檔案館寄來的雙人照后，為核實當中戴黑紗的高個子是否為韋拔群，從當月開始就這張照片進行了一系列的鑒別核實工作。一是派人將這張雙人照逐一送給韋拔群烈士的親屬和當年與韋拔群共過事、見過面的老同志等30多人進行鑒別。韋拔群烈士的妹妹韋武月和韋武丁及韋拔群烈士警衛員韋鍾文等13人認為戴黑紗的高個子完全像拔哥，其中韋武月和韋武丁兩位老人看后潸然淚下；另外14人都認為有部分容貌像韋拔群；曾任紅七軍二十一師師部秘書吳德林等5人則認為完全不像。二是用這張雙人照與韋拔群烈士頭部相片作對比徵求意見，從有關部門找到了韋拔群被害后敵人所拍攝的頭部照片，先後在東蘭縣城和武篆召開座談會，請革命老人和烈士親屬作比較，多數人仍認為戴黑紗的高個子大部分容貌很像韋拔群。為擴大鑒別核實面東蘭縣委黨史辦又往北京、上海、廣州、成都、貴陽、南寧等地發函，向韋拔群生前的老戰友、紅七軍二十一師副師長黃松堅，紅七軍營指導員黃喚民以及其他有關知情人士了解情況，得到老同志們的熱情支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的陳麗崧多次給東蘭縣委黨史辦寫信聯繫，提供調查情況。

此外，邕寧縣檔案館在對這張照片繼續進行調查的同時，還於1984年8月23日就韋拔群烈士照片問題給鄧小平去信。9月20日，中央軍委辦公廳給邕寧縣檔案館復函，回復關於照片上戴黑紗者是否是韋拔群同志的問題。鄧小平同志說：“照片上的人，有點像韋拔群，但認不大清了，韋拔群也未去過龍州，但肯定不是俞作柏、俞作豫。”同年9月4日和10月10日，邕寧縣統戰部退休老幹部、從事縣誌研究工作的方孫振給東蘭縣委黨史辦來信，說最近到百濟公社黃肖彭家鄉時，了解到當年跟隨黃肖彭現仍健在的兩個人，都說黃肖彭於1929年7月間與韋拔群來往密切；同時還了解到，黃肖彭的一個侄子生前曾多次告訴親屬，親眼看到黃肖彭和韋拔群來往。由於距韋拔群遇難犧牲已有50多年，英雄的容貌完整地保留在人們的頭腦中似乎十分困難。東蘭縣委黨史辦在多方鑒別核實難於取得完全統一意見的情況下，於1984年10月23日向縣委打報告，建議縣委提請自治區黨委交有關部門對邕寧縣檔案館寄來的照片進行技術鑒定，以便作出準確無誤的定論。10月25日，東蘭縣委以蘭報[1984]31號文向自治區黨委上報《關於要求對韋拔群同志遺照（未定）進行技術鑒定的》。廣西黨史辦對此項工作極為重視，及時將有關照片和材料委託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作技術鑒定。該所鑒定后得出的結論是：“該可疑放大頭像很難排除不是烈士生前的頭像。”為慎重起見，該研究所專家建議廣西區黨史辦將此鑒定意見提交安徽省公安廳技術科、廣西公安廳法醫部門複核。1985年1月13日，廣西黨史辦致函安徽省公安廳，請求幫助對這張照片進行技術鑒定。1985年3月30日，安徽省公安廳第四處將法醫徐文龍3月29日的鑒定意見函復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史辦，大意為：根據收到的三幅包括韋拔群烈士被害后斷離頭像、二人合影中高個子像及合影中高個半身放大照片，運用形態觀察，按人類學方法，將頭部有關測點分別轉移到兩份透明紙上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為：“所研究的兩幅照片面相非常接近。”

東蘭縣方面從科學技術鑒定的結論中看到了希望，於是組織力量開展更加廣泛深人的調查核實工作。1985年，東蘭縣委黨史辦陸秀祥、黃語錄、黃大倫等，除了在東蘭、巴馬、鳳山再作具體調查外，還到南寧、邕寧、龍州、廣州、合肥等地調查。在邕寧縣，陸秀祥和黃語錄在百濟、那樓等地幾經輾轉，一待就是半個月。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和廣西壯族自治區檔案館、展覽館同時給予了密切配合，有關工作人員不厭其煩地翻閱檔案，但終未找到確切證據。

對韋拔群這位有影響的黨史人物的照片鑒別和確認的意義非同尋常。雖然所掌握的線索皆予以了調查核實，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同樣利用了，形態觀察、技術鑒定結果似乎對韋拔群的生前相貌明朗化。但鑒於未能確認那張照片上戴黑紗的高個子就是韋拔群，以及雙人照片何時何地拍照、拍照的歷史背景等證據，因此，有關部門認為還是以原有的。人們所公認的韋拔群畫像為準，這樣不會影響他的光輝形象，因此韋拔群生前的真實相貌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拔哥的故事》(上、下集)

拍攝單位：北京電影製片廠

導演：成蔭

編 劇：謝夫民、成蔭、毛正三、馬元傑

上 映：1978年

地 區：中國大陸

顏 色：彩色

類 型：劇情片

片名：《東蘭出了個韋拔群》

2009年11月4日，央視七套軍事節目播出一部由柳拂橋最新撰稿的電視文獻片《東蘭出了個韋拔群》。《東蘭出了個韋拔群》是紀念韋拔群誕辰115周年活動軟體建設項目之一。該片2007年11月啟動，攝製組兩年來分赴全國各地，追尋韋拔群烈士的歷史足跡，先後採訪了韋拔群生前警衛員、廣西壯族自治區原人大主任黃榮、韋國清同志的夫人許其倩、張雲逸大將之子張光東少將等10多名老領導和了解相關事迹的人員，梳理歷史史實，儘可能收集、整理出大量的珍貴史料。該片幾經求證、修改、斟酌，既全面深刻，又重點突出，是最新最權威的反映韋拔群烈士的歷史地位、豐功偉績和革命精神的電視傳媒，展示了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緬懷韋拔群，發揚其革命精神，具有較強的歷史性、藝術性、可視性和感染力。

電影《拔哥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為讓人們更詳細了解這位革命先烈，“拔哥的故事”將再現熒屏。2011年9月1日，記者從大型電視劇《韋拔群》研討會暨籌拍啟動儀式上了解到，該劇未拍先熱，已引起央視關注。研討會上，廣西壯族自治區廣電局、自治區文聯、廣西電視藝術家協會有關領導及區內影視專家20多人對《韋拔群》劇本進行了熱烈討論。該劇製片人梁潤生介紹，《韋拔群》以“拔哥”領導農民革命的全過程為主線，再現他戰鬥的一生。作為一部主旋律電視劇，該劇打破傳統，更加突出傳奇色彩，把紅色經典和娛樂性融為一體，重塑豐滿生動的“拔哥”形象。劇中的“拔哥”不僅是一位革命者，更是一位文武雙全的山歌王，有大量的武打戲份。因此在演員的選擇上，不僅要求演技純熟，能夠表現出“拔哥”豐富的內心情感，也要有一身好功夫。據悉，《韋拔群》劇本已修改兩稿，基本定型，預計明年初開拍。

《韋拔群評傳》

由國際知名民族學家黃現璠撰，屬中國現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評傳。1951年，黃現璠以“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廣西分團”（團長費孝通）副團長身份深入河池、東蘭、鳳山、巴馬、南丹、天峨等縣慰問時親訪韋拔群的親屬和部下韋武月、韋武丁、黃美倫、牙美元、韋國英等人之際。爾後，黃現璠又多次深入到韋拔群的家鄉東蘭武篆和韋拔群生前頻繁活動地東蘭、都安、河池、南丹、天峨、鳳山、凌雲、巴馬、百色、田陽、田東、平果等市縣廣泛收集資料，經過近30年斷斷續續的研究和撰述，最終撰成《韋拔群評傳》書稿三卷。現經黃現璠的雙胞兒子甘文傑、甘文豪經過兩年多的整理成一卷，2008年9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90餘萬字，共分17章，書中收有黃現璠生前珍貴手書墨跡1幅以及有關壯族英雄韋拔群革命活動的珍貴圖片61幅，前有黃老生前撰寫的“自序”一篇，簡略敘說了作者於新中國成立後為何將研究重點放在壯族歷史人物儂智高、瓦氏夫人、黃鼎鳳、吳凌雲、韋拔群等人身上的緣由以及作者向韋拔群生前戰友張雲逸、韋國清、謝扶民、謝鶴籌、黃松堅、黃舉平、覃應機、甘苦、吳西、黃一平、陸秀軒、黃榮、趙世同、韋國英、廖熙英、牙美元以及韋拔群親屬韋武月、韋武丁、黃美倫等人採訪的筆錄經歷。同時內收黃榮（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大常務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等職）、梁成業（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第十二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等職）、陸地（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自治區作協主席、文聯主席等職，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文聯名譽主席）各作代序一篇。豪華版封底有黃現璠生前照片一幅。此書出版有豪華版（帶盒）和簡裝版兩種。

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2009年11月5日，廣西河池市東蘭縣舉辦韋拔群誕辰115周年紀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