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主要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喚醒民眾積極抗日。
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
（一）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
（二）中國很久以來就是處在兩種劇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國主義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一九二七年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叛變革命，出賣民族利益於帝國主義，造成了工農政權和國民黨政權尖銳對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不能不由中國共產黨單獨負擔的局面。
（徠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1〕特別是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2〕以來的形勢，使這些矛盾發生了如下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一、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這個任務不但必須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二、中日矛盾變動了全國人民大眾（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情況和政策。人民更大規模地起來為救亡而鬥爭。共產黨發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個條件（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下和國民黨中願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抗日協定的政策，成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這就是我黨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3〕，十二月決議〔4〕〔5〕，一九三六年五月放棄“反蔣”口號〔6〕，八月致國民黨書〔7〕〔8〕〔9〕，九月民主共和國決議〔10〕，十二月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11〕，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12〕等等步驟之所由來。
三、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政策和中國半殖民地經濟狀況而來的中國軍閥割據和軍閥內戰，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贊助這種割據和內戰，以便利其獨佔中國。若干其他帝國主義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暫時地贊助中國的統一與和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則以極大的努力反對內戰與分裂，爭取和平與統一。
四、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是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著，並沒有減少或消滅。中國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務：適當地調整國內國際在現時可能和必須調整的矛盾，使之適合於團結抗日的總任務。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要求和平統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與反對日本的外國進行談判種種方針之所由來。
共產黨主張
一、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13〕的第一階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三中全會〔14〕時，告一段落。此階段內的重大事變，是學生界、文化界、輿論界的救亡運動，紅軍的進入西北，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上海和青島的反日罷工〔15〕，英國對日政策之趨向比較的強硬〔16〕，兩廣事變〔17〕，綏遠戰爭和援綏運動〔18〕，南京在中日談判中的比較強硬的態度〔19〕，西安事變，最後是南京國民黨的三中全會。這些事變，統統都是圍繞著中國和日本對立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圍繞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歷史要求的。這一階段的革命基本任務，是爭取國內和平，停止國內的武裝衝突，以便團結一致，共同抗日。共產黨在此階段內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這一號召是基本上實現了，這就構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際組成上的第一個必要條件。
二、國民黨的三中全會，由於其內部有親日派的存在，沒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確和徹底的轉變，沒有具體地解決問題。然而由於人民的逼迫和國民黨內部的變動，國民黨不能不開始轉變它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這即是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的政策，向著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轉變，而開始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種初步轉變，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是表現出來了。今後的要求是國民黨政策的徹底轉變。這就需要我們和全國人民更大地發展抗日和民主的運動，進一步地批評、推動和督促國民黨，團結國民黨內的主張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動動搖猶豫分子，排除親日分子，才能達到目的。
三、目前的階段，是新時期的第二個階段。前一階段和這一階段都是走上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過渡階段。如果前一階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和平，則這一階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民主。必須知道，為了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國內和平固然不行，沒有國內民主也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
一、對於中國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加緊準備著。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緊準備的強盜戰爭相呼應，日本在東方正在用盡一切氣力在確定的步驟上準備一舉滅亡中國的條件――國內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條件，國際外交條件，中國親日勢力的扶植。所謂“中日提攜”的宣傳和某些外交步驟的緩和，正是出於戰爭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戰術上的必要。中國正迫近著判定自己存亡的關頭，中國的救亡抗戰，必須用跑步的速度去準備。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長期準備論，反對文恬武嬉飽食終日的亡國現象，這些都是實際上幫助敵人的，必須迅速地清除乾淨。
二、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而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為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蹈襲阿比西尼亞〔20〕的覆轍。阿比西尼亞主要地是因為封建制度的統治，不能鞏固內部的團結，不能發動人民的積極性，所以失敗了。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
三、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面，應從改變國民大會的選舉和召集上違反民主的辦法，實行民主的選舉和保證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為止。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地鞏固國內和平，停止國內的武裝敵對，增強國內的團結，以便舉國一致抗禦外敵。可能有這種情況發生，不待我們改革完畢，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就到來了。因此，為著隨時能夠抵抗日本的進攻並徹底地戰勝之，我們必須迅速地進行改革，並準備在抗戰的過程中進到徹底改革的程度。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分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和制定憲法問題的冷淡，而集中力量於這一具體的帶著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和憲法運動，嚴厲地批判當權的國民黨，推動和督促國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獨裁，而執行人民的意見。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應當放在國民大會和憲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當前幾個月內，全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必須爭取這一任務的某種最低限度的完成，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等，都包括在內。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綱領上的重要部分，同時也是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條件。
階級敵人
（一〇）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茨基派〔21〕，對於中國的和平統一、民主自由和對日抗戰的每一個步驟，都竭盡全力來破壞。當我們過去力爭和平統一的時候，他們就竭力挑撥內戰和分裂。當我們現在和最近將來力爭民主自由的時候，他們無疑地又要來破壞。其總目標，就在使我們保衛祖國的抗戰任務不能成功，而使他們滅亡中國的侵略計劃達到目的。今後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中，不但要向國民黨頑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後成分努力做宣傳鼓動和批評的工作，而且要針對著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充任日本侵華走狗的親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陰謀，作盡量的揭破和堅決的鬥爭。
共產黨的努力
（一一）為了和平、民主和抗戰，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曾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1）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2）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4）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些保證，是必需的和許可的。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根據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變化而改變國內兩個政權敵對的狀態，團結一致，共同赴敵。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實行這種讓步是為了去換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戰。然而讓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區和紅軍中共產黨領導的保持，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共產黨的獨立性和批評自由的保持，這就是讓步的限度，超過這種限度是不許可的。讓步是兩黨的讓步：國民黨拋棄內戰、獨裁和對外不抵抗政策，共產黨拋棄兩個政權敵對的政策。我們以後者換得前者，重新與國民黨合作，為救亡而奮鬥。如果說這是共產黨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義〔22〕和惡意的污衊。
（一二）共產黨是否同意三民主義？我們的答覆：是同意的〔23〕。三民主義有它的歷史變化。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曾經因為孫先生與共產黨合作加以堅決執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勝利的革命的旗幟。但是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排斥共產黨（清黨運動〔24〕和反共戰爭），實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敗，陷民族於危險的地位，於是三民主義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現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國民黨已不能照舊不變地統治下去，因而全國人民和國民黨中的愛國分子，又有兩黨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頓三民主義的精神，在對外爭取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實現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和增進人民幸福的民生主義之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地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要求，而應為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段。中國共產黨有自己的政治經濟綱領。其最高的綱領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和三民主義有區別的。其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綱領，亦比國內任何黨派為徹底。但是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宣布的三民主義的綱領，基本上是不相衝突的。因此，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地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我們認為，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
（一三）我們過去的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否錯了呢？沒有錯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變為人民的敵人，則革命的動力便只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中的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政黨，便只剩下了共產黨；革命的組織責任，便不得不落在唯一的革命政黨共產黨的肩上。僅僅共產黨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保持革命的傳統，提出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且為此口號而艱苦奮鬥了許多年。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不是違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而是堅決地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我們在實際鬥爭中沒有一項政策不適合這種任務。我們的政策，包括沒收地主土地和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內，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範疇內私有財產制的界限以外，並沒有實行社會主義。新的民主共和國所包括的成分是什麼呢？它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這些階級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聯盟。這裡的特點是包括了資產階級，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在今天的環境下，又有重新參加抗日的可能，所以無產階級政黨不應該拒絕他們，而應該招致他們，恢復和他們共同鬥爭的聯盟，以利於中國革命的前進。為了停止國內的武裝衝突，共產黨願意停止使用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準備在新的民主共和國建設過程中，用立法和別的適當方法去解決土地問題。中國土地屬於日本人，還是屬於中國人，這是首先待解決的問題。既是在保衛中國的大前提之下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那麼，由暴力沒收方法轉變到新的適當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
明徠智的選擇
工農民主共和國口號，過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棄，都是正確的。
（一四）為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共同對敵，國內的某些矛盾，必須給予適當的解決，其原則是應當有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增強和擴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縮小。在民主革命階段內，國內階級間、黨派間、政治集團間的矛盾和鬥爭是無法避免的，但是可以而且應該停止那些不利於團結抗日的鬥爭（國內戰爭，黨派敵對，地方割據，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一方面暴動政策和不利於抗日的過高的經濟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於團結抗日的鬥爭（批評的自由，黨派的獨立性，人民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的改善等等）。
（一五）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總任務之下，紅軍和抗日根據地的任務是：（1）使紅軍適合抗日戰爭的情況，應即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並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範兵團。（2）根據地改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編製保安部隊，肅清漢奸和搗亂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範區。（3）在此區域內實行必要的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4）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
領導責任
（一六）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夠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制度的中國資產階級，由於它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要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因此，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夠完成。並且只有充分發揚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堅持性和徹底性，才能克服資產階級的那種先天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而使革命不至於流產。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經驗，表明了當資產階級追隨著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的時候，革命是如何地前進了；及至無產階級（由共產黨負責）在政治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的時候〔25〕，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敗。這種歷史不應當重複了。依現時的情況說來，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還帶著很多的被動性和保守性，對於共產黨發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長久的時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證據。這種情況，加重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責任。抗日救國的總參謀部的職務，共產黨是責無旁貸和義不容辭的。
（一七）無產階級怎樣經過它的政黨實現對於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呢？首先，是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關於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例如我們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基本口號，又提出了“停止內戰”、“爭取民主”、“實現抗戰”的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沒有這種具體目標，是無所謂政治領導的。第二，是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範。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民主共和國的一切任務而奮鬥時，共產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最富於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群眾的多數，得到群眾的擁護。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共產黨對於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就是由執行上述這些條件去實現的。這些條件是保證自己的政治領導的基礎，也就是使革命獲得徹底的勝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動搖性所破壞的基礎。
（一八）和平實現與兩黨合作成立之後，過去在兩個政權敵對路線下的鬥爭方式、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應當有所改變。這種改變，主要是從武裝的轉到和平的，非法的轉到合法的。這種轉變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學習。重新訓練幹部，成為主要的一環。
（一九）關於民主共和國的性質和前途的問題，許多同志已提出來了。我們的答覆是：其階級性是各革命階級的聯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會主義。我們的民主共和國，是在執行民族抗戰任務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國際新環境之下（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世界革命新時期的前夜）建立起來的。因此，按照社會經濟條件，它雖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但是按照具體的政治條件，它應該是一個工農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聯盟的國家，而不同於一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因此，它的前途雖仍然有走上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時又有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力爭這后一個前途。
（二〇）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同時又向尾巴主義作鬥爭，是執行黨的任務的必要的條件。我們黨在民眾運動中，有嚴重的關門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傳統傾向，這是一個妨礙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爭取多數群眾的惡劣的傾向。在每一個具體的工作中肅清這個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的要求是依靠多數和照顧全局。陳獨秀尾巴主義的復活是不能容許的，這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降低黨的立場，模糊黨的面目，犧牲工農利益去適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將必然引導革命趨於失敗。我們的要求是實行堅決的革命政策，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為了達到克服上述這些不良傾向的目的，在全黨中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只有這種理論，才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指南針。
毛主席指導思想
*這是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註釋
〔1〕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駐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所謂“關東軍”進攻瀋陽，中國人民習慣上稱日本這次侵略行動為九一八事變。事變發生后，駐瀋陽及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執行蔣介石的不準抵抗的命令，使日軍得以迅速地佔領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
〔2〕華北事變指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出賣華北主權的一連串事件。這一年五月，日本帝國主義向國民政府提出了對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國民政府在華北的代表何應欽開始與日方會商。七月六日，何應欽正式致函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接受了日方要求，這就是所謂“何梅協定”。六月二十七日，國民黨察哈爾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純與日本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以換文方式達成協議，通稱“秦土協定”。按照這些協定，中國在河北和察哈爾（現在分屬河北、山西兩省）的主權大部喪失。隨後，日本帝國主義更策動漢奸製造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企圖使河北、察哈爾、綏遠（現屬內蒙古自治區）、山東、山西五省脫離中國政府的管轄。十月，日本帝國主義在河北省香河縣指使漢奸暴動，一度佔領了縣城。十一月，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所謂“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一個月後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十二月，國民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帝國主義關於“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
〔3〕這是指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通稱“八一宣言”。這個宣言的要點是：“今當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紅軍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共產黨願意作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教育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同鄉會、致公堂、民族武裝自衛會、反日會、救國會等等），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談判結果所成立的國防政府，應該作為救亡圖存的臨時領導機關。這種國防政府，應當設法召集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由工農軍政商學各界，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和團體，以及國外僑胞和中國境內各民族，在民主條件下選出的代表）的代表機關，以便更具體地討論關於抗日救國的各種問題。共產黨絕對儘力贊助這一全民代表機關的召集，並絕對執行這一機關的決議。”“抗日聯軍應由一切願意抗日的部隊合組而成。在國防政府領導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這種總司令部或由各軍抗日長官及士兵選出代表組成，或由其他形式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體人民公意而定。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為了使國防政府真能擔當起國防重任，為了使抗日聯軍真能擔負起抗日重責，共產黨號召全體同胞：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貢獻專門技能，以便我全體同胞總動員，並用一切新舊式武裝，武裝起千百萬民眾來。”
〔4〕這是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期間，於二十五日通過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這個決議全面地分析了當時國內外的形勢和階級關係的變化，批判了成為當時黨內主要危險的關門主義，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下面是這個決議的一部分：“目前的形勢告訴我們，日本帝國主義并吞中國的行動，震動了全中國與全世界。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各階級、階層、政黨以及武裝勢力，重新改變了與正在改變著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民族革命戰線與民族反革命戰線是在重新改組中。因此，黨的策略路線，是在於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隊伍，什麼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中國的統治，取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保持中國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當然，不同的個人，不同的團體，不同的社會階級與階層，不同的武裝隊伍，他們參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們不同的動機與立場。有的是為了保持他們原有的地位，有的是為了要爭取運動的領導權使運動不至超出他們所容許的範圍之外，有的真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正因為他們的動機與立場各有不同，有的在鬥爭開始時就要動搖叛變的，有的會在中途消極或退出戰線的，有的願意奮鬥到底的。但是，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只有按照這種路線，我們才能動員全國人民的力量去對付全國人民的公敵：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中國工人階級與農民，依然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堅固聯盟，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與軍閥，不管他們怎樣不同意土地革命與紅色政權，在他們對於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鬥爭採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參加之時，對於反日戰線的開展都是有利的。因為這就使他們離開了總的反革命力量，而擴大了總的革命力量。為達到此目的，黨應該採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不但如此，即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由於中國過去是許多帝國主義互相競爭的結果，產生了各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互相競爭的賣國賊集團，他們中間的矛盾與衝突，黨亦應使用許多的辦法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暫時處於不積極的反對反日戰線的地位。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以外的其他帝國主義的策略也是如此。黨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人民的力量以反對全中國人民的公敵時，應該堅決不動搖地同反日統一戰線內部一切動搖、妥協、投降與叛變的傾向做鬥爭。一切破壞中國人民反日運動者，都是漢奸賣國賊，應該群起而攻之。共產黨應該以自己徹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也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反日運動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對反日戰爭中的廣大民眾，應該滿足他們基本利益的要求（農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貧民、知識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才能動員更廣大的群眾走進反日的陣地上去，才能使反日運動得到持久性，才能使運動走到徹底的勝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黨在反日戰爭中的領導權。”
〔5〕見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國紅軍要求南京政府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中國共產黨在這個通電中開始放棄“反蔣”口號。通電內容如下：“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體海陸空軍，全國各黨、各派、各團體、各報館，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同胞們：自從中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河東征以來，所向皆捷，全國響應。但正當抗日先鋒軍佔領同蒲鐵路，積極準備東出河北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之時，蔣介石氏竟以十師以上兵力開入山西，協同閻錫山氏阻攔紅軍抗日去路，並命令張學良楊虎城兩氏及陝北軍隊向陝甘紅色區域挺進，擾亂我抗日後方。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本當集中全力消滅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隊，以達到對日直接作戰之目的。但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且在蔣介石、閻錫山兩氏的部隊中，不少願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軍人，目前接受兩氏的命令，攔阻紅軍抗日去路，實系違反自己良心的舉動。因此，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進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每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然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為全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更號召全國凡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團體、黨派、人民，贊助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促進會，派遣代表隔斷雙方火線，督促並監視這一主張的完全實現。”
〔6〕這封信對於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和當時的國民黨二中全會，作了義正詞嚴的批判，同時申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準備重新建立國共合作的政策。以下是這封信的主要部分：“貴黨二中全會所說的’集中統一’，實在未免本末倒置。須知十年以來的內戰和不統一，完全是因為貴黨和貴黨政府依賴帝國主義的誤國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來一貫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貴黨和貴黨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之下，進行了連年不絕的內戰，舉行了無數次對於紅軍的圍攻，不遺餘力地鎮壓了全國人民的愛國運動和民主運動。直至最近，還是放棄東北和華北不顧，忘記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最大敵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對紅軍和從事貴黨自己營壘之間的內爭，用一切力量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搗亂紅軍的抗日後方，漠視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剝奪全國人民的自由權利。愛國有罪，冤獄遍於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以這種錯誤政策來求集中和統一，真是緣木求魚，適得其反。我們現在正告諸位先生，如果你們不根本改變自己的錯誤方針，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國主義身上去，而依舊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話，那麼你們即欲勉強維持現狀，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統一以及所謂’現代國家’的說法，更是完全的空談。全國人民現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國的集中統一，而不是媚外殘民的集中統一。全國人民現在熱烈要求一個真正救國救民的政府，要求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全國人民要求一個為他們自己謀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綱領，必須：第一，是能夠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夠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的。第三，是能夠發展國民經濟，減輕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說’現代國家’，這些綱領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國在現時代所真正要求的。全國人民現在正以熱烈的願望和堅毅的決心，為著實現這樣的目標而鬥爭。而貴黨和貴黨政府的政策，則與此種全國人民的願望背道而馳，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決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今特鄭重宣言：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贊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我們宣布：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紅色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色區域人民的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並在紅色區域實行和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我們認為貴黨二中全會所決定組織的國防會議，以及貴黨和貴黨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國民大會，是不能完成集中統一抗日救亡的任務的。依照貴黨二中全會所通過的國防會議條例看來，則國防會議的組織，只限於貴黨和貴黨政府當權執政的少數官員；國防會議的任務，是僅充貴黨政府的諮詢機關。這種會議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和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顯的。而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國民大會，依據貴黨政府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和《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看來，也同樣地不能有什麼成就和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因為這種國民大會僅僅是貴黨和貴黨政府少數官員們所操縱的機關，是這些官員們的附屬品和裝飾品。這樣的國防會議和國民大會，同本黨所主張的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即國防會議），中華民主共和國和它的國會，是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的。我們認為抗日救國的國防會議，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各界各武裝隊伍的代表，構成真正能夠決定抗日救國大計的權力機關，並從這一會議中產生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而國民大會也必須是全國人民普選出來的國會，是中華民主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只有這樣的國防會議和全國國會，才能是全國人民所歡迎、擁護和參加的，才能把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放在堅固不拔的基礎之上。否則任何好聽的名詞，均決然無補實際，決然不為全國人民所同意。貴黨和貴黨政府歷來所召集的各種會議的失敗，就是最好的明證。貴黨二中全會宣言又說：’險阻之來，本可意計，斷不因國事之艱虞，而自懈其應盡之職責。’’本黨對於國家興亡，必當盡其心思才力，貫徹始終。’誠然，貴黨是中國最大部分領土中的統治的政黨，一切過去實施的政治責任，不能不由貴黨負擔。在一黨專政的國黨政府之下，國民黨決不能逃避其責任。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以來，貴黨違背全國民意，違背全民族利益，執行了絕對錯誤的政策，得到了喪失幾乎半個中國的結果，這個責任是絕對不能推諉於任何別人的。在我們和全國人民看來，半個中國由貴黨而淪亡，決不能不課督貴黨以恢復領土主權的責任。同時，貴黨中許多有良心的分子，現在也確然憬悟於亡國的可怕和民意的不可侮，而開始了新的轉變，開始了對於自己黨中禍黨禍國分子的憤怒和不滿。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情於這種新的轉變，熱烈地歡迎這些有愛國心的有良心的中國國民黨黨員的志氣和覺悟，歡迎他們在民族危亡面前願意犧牲奮鬥和勇於革新的精神。我們知道，在貴黨中央和各省黨部中，中央和各省政府中，在教育界，在科學界，在藝術界，在新聞界，在實業界，在婦女界，在宗教界，在醫藥界，在警察界，在各種民眾團體，尤其在廣大的軍隊、國民黨的新舊黨員和各級領袖中，實在有很多覺悟和愛國的人士，並且這樣的人還在日益增加著，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中國共產黨隨時準備著和這些國民黨人攜手，組織堅固的民族統一戰線，去反對全民族的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希望這些國民黨員能夠在國民黨中迅速形成一種支配的勢力，去壓倒那些不顧民族利益，實際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代理人，實際成為親日漢奸的最壞和最可恥的國民黨員――那些侮辱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員，恢復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精神，重振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貫徹’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始終’，’貫徹’孫中山先生革命遺囑的’始終’。我們希望他們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愛國領袖和愛國人民一道，堅決地擔負繼承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責任，堅決地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挽救中國於危亡而鬥爭，為全國人民的民主權利而鬥爭，為發展中國國民經濟解除最大多數人民的痛苦而鬥爭，為實現中華民主共和國及其民主國會民主政府而鬥爭。中國共產黨向一切中國國民黨人宣言：假如你們真正這樣乾的時候，我們堅決地贊助你們，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如像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偉大的革命時期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因為這是今日救亡圖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7〕指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和毛澤東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國的口號。隨後，根據情況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採取了逼蔣抗日的政策，估計人民共和國這個口號不會為蔣介石集團所接受，於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致國民黨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接著又在同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過的決議中，對於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作了具體的說明。兩個口號形式上雖有不同，實質上卻是一致的。下面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過的決議中關於民主共和國問題的兩節：“中央認為在目前形勢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因為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來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國人民遭受亡國滅種的慘禍的最好方法，而且這也是從廣大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來的最適當的統一戰線的口號。民主共和國是較之一部分領土上的工農民主專政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較之全中國主要地區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大大進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戰爭的普遍發動與徹底勝利。同時，民主共和國不但能夠使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與組織力量，而且也給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首領共產黨為著將來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以自由活動的舞台。因此，中國共產黨宣布：積極贊助民主共和國運動。並且宣布：民主共和國在全中國建立、依據普選的國會實行召集之時，紅色區域即將成為它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色區域人民將選派代表參加國會，並將在紅色區域內完成同樣的民主制度。”“中央著重指出：只有繼續開展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擴大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領導作用，極大地鞏固紅色政權與紅軍，同一切喪權辱國及削弱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言論行動進行堅決的鬥爭，我們才能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給民主共和國的實現準備前提。沒有艱苦的持久的鬥爭，沒有全中國人民的發動與革命的高漲，民主共和國的實現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在為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過程中，應該使這個民主共和國從實行本黨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開始，一直到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務徹底的完成。”
〔8〕以張學良為首的國民黨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因受中國紅軍和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同意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日。蔣加以拒絕，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積極布置“剿共”軍事，下令鎮壓西安學生的抗日愛國運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張、楊的愛國行動，同時主張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這次事變。十二月二十四日，蔣介石被迫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隨後被釋放回南京。
〔9〕這個電報於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發出，內容如下：“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諸先生鑒：西安問題和平解決，舉國慶幸，從此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之方針得以實現，實為國家民族之福。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存亡千鈞一髮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貴黨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確定此國策，則本黨為著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貴黨三中全會以如下之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10〕一九三五年，全國人民的反日愛國運動開始新的高漲。北平學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首先在十二月九日舉行大規模的愛國示威遊行，提出“反對華北防共自治運動”、“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遊行的學生遭到了國民政府的鎮壓。第二天，北平各校學生宣布總罷課。十六日，學生和市民一萬餘人，再度舉行示威遊行。全國人民紛紛響應，開始了中國人民抗日運動的新高潮。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全國各階級的關係由此很明顯地表現出新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得到一切愛國人們的公開擁護。
〔11〕指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舉行的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會議主要商討對中國共產黨和對日本的政策。迫於全國人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會議實際上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確定了和平統一、修改選舉法、擴大民主、釋放政治犯等原則。
〔12〕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上海的日本紗廠工人開始罷工。參加這次罷工的，先後共達四萬五千餘人。罷工堅持二十天左右，獲得勝利。日本資本家被迫同意自十一月份起增加工資百分之五，不無故開除工人，不打罵工人，等等。十一月十九日，青島的日本紗廠工人，為響應上海工人的鬥爭，也開始罷工。十二月三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青島登陸，罷工工人遭到鎮壓。
〔13〕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國主義侵佔山海關進入華北以後，特別是自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以後，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北華中的利益，直接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打擊，因此，英美就開始改變對於日本的態度，並且給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以影響。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發生的時候，英國曾經主張拒絕日本所提出的不利於英國在華利益的要求，甚至表示只要國民政府還能夠繼續統治中國人民，就不妨和“共產黨採取某種形式的聯合”，以便打擊日本企圖獨佔全中國的政策。
〔14〕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和廣西地方實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間發表通電，宣布“北上抗日”，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蔣介石用分化利誘等手段，收買了陳濟棠的軍隊。七月，陳濟棠被迫下台。九月，李宗仁、白崇禧同蔣介石達成協議，事變和平解決。
〔15〕一九三六年七月底至八月初，日本侵略軍和偽蒙軍向綏遠（現劃歸內蒙古自治區）東北部進攻，當地駐軍傅作義所部在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推動下，奮起抗戰，擊退這次進犯。十一月，日偽軍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當地駐軍再次進行抵抗。全國人民開展援綏運動，組織後援會和戰區服務團，並且募集款項、棉衣等支援前線。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綏遠的中國駐軍擊潰了日偽軍，收復了當時日偽軍在綏北的主要基地百靈廟。
〔16〕一九三六年，由於中國人民抗日潮流的壓力和英美同日本爭奪中國的矛盾日益尖銳，南京國民政府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採取了比較強硬的態度。這一年的三月，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同日本駐華大使舉行會談，最後發表共同公告，宣布雙方意見“未能全部一致”。在同年九月至十二月的中日談判中，國民政府又採用拖延的辦法，使談判未獲結果而停頓。
〔17〕阿比西尼亞，即衣索比亞。
〔18〕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后，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相結合，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又被稱為“托陳取消派”。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
〔19〕阿Q是中國偉大作家魯迅的著名小說《阿Q正傳》中的主角。他的突出特點是習慣於用自己安慰自己的方法，在任何情形下都自以為是勝利者即“精神勝利”者。阿Q主義就是指這種“精神上的勝利法”。
〔20〕這裡所說的三民主義，是指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同意孫中山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革命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個政治原則，但並不同意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宇宙觀或理論體系。參見本書第二卷《新民主主義論》第九節和第十節。
〔21〕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將國民黨改組成各階級的民主革命的聯盟。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黨員曾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以後，在全國各地屠殺共產黨人以及國民黨內許多真正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他們稱之為“清黨運動”。從此，國民黨基本上變成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集團。
〔22〕這裡是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所造成的情況。
毛澤東
註：這是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