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由於憑藉某種優勢（自然資源、人口等），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人均收入達到了一定水準，但長期停留在該水準的情況。比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東南亞的菲律賓，近幾十年來長期處於世界銀行稱之為中等收入的經濟體行列（根據最為廣泛採用的世界銀行的定義，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1,0000至12,000美元，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而無法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中等收入陷阱更傾向於是一種描述經濟發展現象的術語，而不是一個嚴格的經濟學定義，仍有部分經濟學家對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實際存在而表示懷疑。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由於某種優勢達到了一定收入水準，而停留在該經濟水準的情況。製造商常常發現自己無法與高技能創新的先進經濟體，或低收入低工資的經濟體在廉價生產製成品上相競爭,從而出現經濟停滯的狀態。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0美元—12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現兩種結果：1.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2.在發展中經濟體發現自己卡在勞動力成本上漲和成本競爭力下降的中間，無法與高技能創新的先進經濟體，或低收入低工資的經濟體在廉價生產製成品上相競爭,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后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人力成本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複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進入這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大部分國家則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製造業轉型失敗，低端製造業可以帶來中等收入，但是伴隨而來的污染，低質低價，都是惡性循環。低端製造改高端製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決，而高科技不是幾十年能追趕的。

因此,其中“中等收入”和“陷阱”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必然聯繫，因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而進入“陷阱”只是假象，把增長當發展的GDP增長方式造成的嚴重社會後果使增長不可持續才是本質。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是用假象掩蓋本質的偽命題。“中等收入陷阱”假象後面的本質說明，增長問題實質是發展問題，可持續增長後面是可持續發展。道德—法治—公平—正義不僅是社會穩定的條件，也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GDP增長方式已經破產，GDP增長方式的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一般均衡理論已經被證偽；發展中國家只有徹底拋棄新古典價格經濟學範式、新自由主義的GDP增長方式、以一般均衡理論為理論基礎的西方經濟學，通過包容性發展才能可持續發展，實現趕超戰略。

人民論壇雜誌在徵求50位國內知名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方面的特徵，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 ● 中等收入陷阱可以按照人均gdp分為五個階段（按照2018年的美元匯率）。

● ● 初期：世界銀行中高收入國家門檻-8000美元（1000-8000美元）。

● ● 中前期：8000-10000美元。

● ● 中期：10000美元-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門檻（2018年大約為12600美元）。

● ● 中後期：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門檻-世界銀行高收入門檻*1.25（大約為12600-15750美元）。

● ● 後期：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門檻*1.25-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門檻*1.5（大約為15750-18900美元） 若一個非資源性國家人均GDP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階段後期的最大值，便認為是成為了富裕國家。

1、2010年東亞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將生活在中等收入國家。要擺脫中等收入的陷阱，一個關鍵的挑戰就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長。在中國，這就意味著採取新的戰略來應對嚴峻的環境問題以及過去二十年高速增長帶來的其他壓力和不平衡，東亞其他地區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在危機前增速低於2%的若干經濟體，投資相對較弱，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在這些經濟體，集中精力強化投資環境和提升勞動力技能水平是關鍵，讓企業得以找到新的競爭優勢。

2、將增長與公平相結合，在危機前東亞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費低於兩美元，如今貧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許多東亞經濟體的收入差距在擴大，有些非常明顯。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會阻礙增長，因為無法獲得信貸的窮人也許不能利用投資機會，也有可能成為政局和社會不穩的根源，阻礙投資和增長。”

3、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範新的危機。自1997年以來各國已建立起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防範危機的緩衝器，但這可能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此外，儘管各國在危機后一直致力於加強金融和銀行業，但很多經濟體有必要加快這種努力的步伐。

4、東亞各國需要推進各自的改革規劃，尤其是在改善治理和投資環境方面；發展更加多元化的資本市場，包括面向窮人的信貸渠道；開放服務業貿易；促進教育體系發展以解決技術工人短缺的問題；強調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報告還研究了包括太平洋島國、巴布亞紐幾內亞和東帝汶在內的東亞小型經濟體。部分由於商品價格上漲，這些經濟體中有些已出現增長率回升，但政局不穩和社會緊張狀況仍然危害著部分國家的發展前景。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以色列、“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2014年更是達到了28101美元，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14年僅達到10804美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GDP已經達到了1000美元，在當時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元，41年後仍屬於中等偏上國家。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覆，但一直沒能跨過15000美元的發達國家的門檻。

比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兩類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特徵，對總結國際經驗有重要意義。我們選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韓國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馬來西亞和阿根廷作為樣本進行比較，可分析其在經濟增長、技術創新、人力資源、收入分配、社會發展、對外依賴等方面的差異性。

第一，經濟增長穩定性差別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經濟增長往往出現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內取得高增長，也難以持續。這一特徵在拉美國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間，阿根廷有16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負增長，馬來西亞有5年負增長，而韓國僅有2年負增長。在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4%，馬來西亞為4.0%，而韓國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842美元，已達到了當時的中高收入國家水平，而韓國當時僅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國家。但到45年後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增長到8236美元，仍為中高收入國家水平，馬來西亞則由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了中等收入國家，而韓國則達到了19115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第二，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存在明顯差別。從研發費用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韓國2003年達到2.64%，高居世界第7位，而馬來西亞、阿根廷分別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後。從研發人才來看，2006年，韓國每千人中的研發人員達到4.8人，而馬來西亞和阿根廷則分別只有0.42和1.1人，韓國分別是後者的11.4倍和4.4倍。從勞動力素質看，韓國2007年勞動力中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為35%，而馬來西亞、阿根廷分別為20.3%和29.5%，韓國也有明顯優勢。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異較大。從基尼係數上看，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基尼係數較高，兩國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係數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進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達到0.51，而馬來西亞始終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基尼係數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沒有明顯變化。從最高10%收入階層和最低10%收入階層的收入比來看，阿根廷為40.9%，馬來西亞為22.1%，均遠高於韓國7.8%的水平。

第四，社會發展指標有明顯差別。從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看，韓國從明顯落後轉為明顯領先。如預期壽命，韓國1960年僅為54.2歲，與馬來西亞基本相當，比阿根廷低11歲。到2008年，韓國提高到79.8歲，已明顯高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75.3歲和 74.4歲。嬰兒死亡率也有類似情況，韓國1960年嬰兒死亡率高達96‰，遠高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59.9‰和66.1‰，到2008年，韓國已經下降到4.7‰，低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領域，2010年韓國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上世紀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顯領先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8.9和9.7年。

第五，對外部經濟的依賴程度存在差別。在外資方面，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外商直接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明顯高於韓國，表明外資在經濟中佔有更重要地位，特別是馬來西亞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資佔比達到了5.3%。在外債方面，阿根廷2002～2004年間的外債餘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曾超過100%。總體而言，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對外部經濟的依賴程度要明顯高於韓國。

第六，各國經濟政策的不同。

為什麼發展水平和條件十分相近的國家，會出現兩種不同的發展命運，關鍵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階段的獨特挑戰。從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情況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后，未能及時轉換髮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后，還是維持“舉債增長”，使進口替代戰略延續了半個世紀。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則因國內市場狹小，長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使其過於依賴國際市場需求，極易受到外部衝擊。

第二，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一國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但在中高端市場則由於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要克服這一挑戰，就需要在自主創新和人力資本方面持續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再也沒能恢復到危機前的高增長，就與經濟增長缺乏技術創新動力有直接關係。

第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公平發展不僅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衝突，從而有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由於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係數高達0.44~0.66之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一些國家還由於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台高築，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都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衝擊。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間出現了16年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間。

第五，體制變革嚴重滯后。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精英集團的“現代傳統主義”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或者把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經濟財富過度集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居民收入也不斷提高，中國從一個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國家發展到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時，中國也面臨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不過，這種風險在中國的表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伴隨著各社會群體收入的絕對增加。

改革開放以來的收入分配差距經歷了一個先下降后擴大的趨勢，但在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全社會各群體的收入水平都呈現了增長的態勢，這種絕對收入的增長使得收入差距擴大帶來的風險有所下降。

其次，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相對緩慢減輕了城市問題突出的程度。

受到戶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國的城市化進程落後於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進程中沒有出現拉美等國家存在的城市貧民窟問題。雖然這種滯后的城市化進程使經濟增長失去了一些機會，但也使城市化的經濟增長效應具有了可持續性。而且，我國還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帶來的潛在經濟增長跟進效應。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化問題所帶來的風險也被大大消減了。

再次，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困難孕育著經濟發展的最大風險。

我國的比較優勢產業主要是勞動和資源密集產業。但在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於勞動力成本提高和資源價格上漲，經濟進一步增長要求產業結構必須升級。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是我國面臨的巨大挑戰，也是我國發展到這個階段面臨的最大風險。

最後，對外經濟關係的不斷擴展和加深使我國頻繁受到國際經濟波動的衝擊。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繫越來越頻繁和緊密。隨著對外經濟關係的擴展和加深，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係也變得越來越複雜。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貿易大國和第一出口大國。這種對外經濟關係地位的改變，既加大了對外部經濟的依賴，也孕育著不斷增加的貿易摩擦。

我國面臨的這些“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儘管有著區別於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特徵，但對未來我國經濟的增長提出了挑戰，因此必須設法加以規避。

中方2014年接過亞太經合組織東道主的重任，願意以此為契機，積極推進本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增強各成員經濟技術合作能力，攜手推動亞太地區發展繁榮。

亞太自由貿易區是對現有自由貿易安排的有力聚合。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是要鞏固一體化進程，明確遠景目標。亞太自由貿易區同現有區域自由貿易安排並不矛盾，後者是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目標的可行路徑。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同工商諮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習近平在全會上致辭。

關於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習近平說，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麼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後如何更好向前發展。我們有信心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自2012年我國經濟增速換擋以來，有關中國經濟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聲音不時響起。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010年達到4561美元，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2016年超過8000美元，明顯超過中高收入國家門檻值，但離高收入國家尚有差距。可以說，我國當前正處於由中高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期。在這一時期，正確認識“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和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對於保持戰略定力、排除各種干擾、順利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具有重要意義。

從日本、韓國等國的經驗看，最根本的是較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特別是從“模仿”到自主創新的轉換，比如，韓國上世紀70年代“漢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導向戰略，但此後將發展方向從扶持和保護產業轉向鼓勵競爭和創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紀的科學技術發展長期計劃》，頒布《提高產業技術五年計劃（1989—1993年）》，明確提出技術開發的主體由政府轉向企業，使產業競爭力持續提升。同時，日本和韓國在由中等收入轉向高收入國家進程中，都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擴大，日本1960年代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韓國1970年代推行“新社區運動”，縮小了城鄉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趨均衡，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造了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

總結這些經驗教訓，筆者認為，中國必須選擇適合自身特點，並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發展潛力的措施，才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

中國在經歷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後，已積累了較大的生產能力，製造業更是得到“世界工廠”的稱號。因此，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日益凸顯了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地位，這就對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們不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縮小收入差距。對中國來說，出現的各種內外經濟不平衡都與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關聯，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還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基礎。更重要的是，未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需要有穩定的社會發展環境，這必須由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實現公平分配來保障。為此，改變國民收入分配在國家、企業、居民的比例，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直至最終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選擇。

第二，要以提升產業結構為突破口，構造經濟增長新的動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這就需要構造新的增長動力。儘管經濟增長理論告訴我們，新的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於技術進步或創新、知識和人力資本積累等方面，但對於中等收入國家來說，最現實最直接的動力應該是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產業結構升級。我國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所積累的生產能力已受到越來越強的約束，現已到了必須調整經濟結構的時候。如果今後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那麼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

第三，要以循序漸進的城市化為依託，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

快速城市化會帶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矛盾，進而引起高額城市化成本，這將大大降低城市化帶動經濟增長的功能。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進與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進來緩解城市問題的集中爆發，不斷發揮城市化助推經濟增長的功能。

第四，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衝擊。

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易受外部經濟的衝擊，造成經濟徘徊。中國也會面臨這種衝擊，但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會成為抵禦外部經濟衝擊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國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同時，還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潛國內市場上來。

總之，進入中等收入的中國面臨著一系列發展的風險，而中國具有的特殊條件會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許多選擇。不過，所有這些選擇的實現都需要一種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予以保障。

補充：陷阱的主要入口開啟，主要是因為經濟動力不足，不論是過分依賴外部經濟（出口為主），還是內部經濟萎縮（導致通脹），都是因為經濟動力不足，依次為基準來看，最為可控的擺脫陷阱的方式依然是促進內需最為根本，因此增加就業（國家在大力提倡創業）並且最大限度豐富產業結構，尤其是第三產業服務業是在大環境制低迷條件下的一個重要補充動力，以針對小眾的特殊定製服務開啟德國式工業，加大第三產業的升級力度，並讓優秀的企業有機會進入製造業領域，並提升研發水平是重要緩解；同時合理促進城鎮化，加大農業集中化和機械化，讓農業人群收入得到極大的提升，同時城鎮化新人口對於製造業的需求也是一個補充動力，但關鍵是我們不能在這個節點更多的發展製造業，否則只會因為短期動力造成更大的產能泡沫，相反我們要精簡現有的製造業產能，加速研發和產品的升級換代，這將是這股動力的真正作用；最後，提升城鎮人口收入，將是補充所有動力的聯動環節，因為城鎮人口收入增加才能帶來更多的第三產業創業機遇，帶動新城鎮人口的消費慾望促進位造業升級轉換提供動力，所有的環節必須環環相扣緊密連接，盡量降低外部環境（國際市場）的變化造成的陷阱入口擴大、加深。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可迴避地逐漸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那麼，“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產生的？它有什麼表現？我們該如何採取措施避免落入“陷阱”？為此，記者對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中國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長田雪原、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等三位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負責人進行了專訪，請他們對上述問題發表意見和看法。

原因

記者：從您的學術研究領域和專業眼光來看，您認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麼？

劉偉：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從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轉變的時期。在這個關鍵期，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存。挑戰是什麼？即現在流行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在我看來，“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根本原因有三個方面：

一是需求疲軟，特別是內需疲軟，導致過度依賴外需。

二是能源、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這時效率提高如果趕不上成本提高，就會陷入低效益增長，同時，通貨膨脹變成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高通脹的同時經濟衰退。

三是創新力包括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偏弱。技術創新弱使內需不足，難以發現新的投資機會，難以有創新產業和新產品開發，從而使有效投資的機會不足；制度創新不足使市場化競爭嚴重遲緩，導致越是稀缺的資源，越不受市場控制。稀缺性資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標分配，一定會導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長的泡沫必定釀成社會不公、經濟泡沫。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田雪原：觀察國際經濟社會發展趨勢我們發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有著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在走向中等收入經濟“起飛”過程中，沒有重視和解決快速發展積累起來的貧富兩極分化、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齡化、經濟技術落後、產業結構不合理，以及腐敗蔓延、社會動蕩加劇等問題。

表現

記者：在您看來，“中等收入陷阱”有什麼表現？

鄭秉文：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很多，如不及時加以解決，極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

一是“轉型陷阱”，表現為投資和消費關係的失衡、資源環境約束、城鄉區域發展的不協調、農業基礎地位薄弱、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突出等等。

二是“拉美陷阱”，表現為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社會矛盾積重難返。

三是“福利陷阱”，表現為社會保障制度超過經濟發展水平，成為財政和納稅人的包袱。

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現為拉美式的“過度城市化”或者我國的“淺度城市化”。

五是“資產泡沫陷阱”，表現為房地產等市場的泡沫化，背離經濟發展規律。

六是“金融陷阱”，表現為金融體系出現問題，拖累整個實體經濟。

七是“美元陷阱”，表現為規模巨大的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

八是“人口陷阱”，表現為勞動適齡人口絕對數量的減少和老年人口數量的激增。

九是“捧殺陷阱”，表現為隨著經濟和社會轉型，中國“被要求”承擔更多的全球或區域安全責任。

十是“民主陷阱”，表現為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後，一些諸如引進西方式民主等不適當的民主訴求的凸顯。

田雪原：作為人口學研究者，我主要談談鄭秉文主任剛才說到的“人口陷阱”，尤其是“老齡化陷阱”，因來說，我國人口老齡化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處理不好，會引致以下後果，墮入“陷阱”：

一是影響經濟增長。我國從2011年開始，人口“盈利”、人口“紅利”緩慢減少，2030年以後將轉為“人口虧損”、“負債償還”期，如不加以及時扭轉，不利影響將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尤其是延緩經濟增長。

二是影響勞動就業。人口老齡化問題解決不好，必定影響勞動就業。

三是影響消費。我國經濟發展消費動力嚴重不足，相比之下，老年消費更為不足和落後。隨著老齡化的不斷加深，老年消費市場快速擴張，這種情況必須引起足夠重視。

四是影響城市化。當前我國人口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三八（婦女）六一（兒童）九九（老年人）部隊”等問題在農村沉積下來，引發了一系列新情況，必須加以戒備。

五是影響養老保障。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人們價值取向的改變，社會供養入不敷出，子女供養危機四伏，老年自養受到嚴峻挑戰，使“碎片化”養老方式陷入困境。

舉措

記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可迴避，那麼我們該如何採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劉偉：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創新力不夠，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國存在，甚至有的還比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創新。在經濟體制方面，制度創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場化競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秩序，在這個過程當中，民營經濟的發展極為重要，因為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發展是市場經濟競爭主體培育的重要方面。

鄭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對症下藥”。譬如，對於“轉型陷阱”，我們應當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主線，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重中之重，儘快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扭轉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關係，克服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協調城鄉區域發展，繼續夯實農業基礎，著力化解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對於“城市化陷阱”，我們既要防止拉美式的“過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過度膨脹，又要糾正中國的“淺度城市化”，為農民工提供均一個平等的公共服務，讓他們真正“市民化”；積極採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協調發展，等等。應當看到，儘管面對前所未有的、可以預見或難以預見的、中國特有的各種風險挑戰和陷阱誘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發展階段無疑是中國仍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此，我們要抓住機遇，並未雨綢繆做好各種準備來應對挑戰。

怎樣解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

針對中國經濟放緩而產生的中國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並不是必然的命運，按照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是經濟發展成功的秘方。比較優勢的制度前提是市場經濟體制與因勢利導型政府，比較優勢的結果是開放經濟和后發優勢、宏觀穩定、高儲蓄和高投資。

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失敗與中國雙軌制成功的原因分析，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提出對中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議：

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場體制的轉型；

二是政府應在產業、技術結構升級中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