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生產運動
延安大生產運動
延安大生產運動，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的以自給為目標的大規模生產自救運動。主要開展農業生產，兼辦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黨政機關、部隊、學校普遍參加生產運動，逐步達到糧食、經費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同時，實行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組織勞動互助，發展人民經濟，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給。
延安大生產運動
1938年10月日本軍隊佔領武漢后，改變其侵華政策，逐步將主要軍事力量轉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實行滅絕人性的燒光、殺光、搶光“三光”政策。國民黨在日本帝國主義誘降面前，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包圍封鎖陝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停發八路軍、新四軍經費，加之華北等地連年遭受自然災荒，致使整個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發生極大困難，軍隊供給瀕於斷絕，陷入沒糧吃、沒衣穿、沒被蓋、沒經費的困境。 1941年，由於日本侵略軍的瘋狂進攻和“掃蕩”，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使解放區(即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財政經濟發生了極為嚴重的困難。為了戰勝困難，堅持抗戰，1942年底，黨中央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號召解放區軍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開展大生產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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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如此嚴重的困難，我們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堅定地回答，“我們是確信我們能夠解決經濟困難的，我們對於在這方面的一切問題的回答就是‘自己動手’四個字”。其實，抗日戰爭一爆發，陝甘寧邊區政府就從自己肩負的使命和所處的的重要地位出發，根據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確立了“休養民力”，恢復和發展人民經濟的政策，提出了經濟建設的基本任務是：“發展國防生產、充實抗戰力量，供給戰爭，改善人民生活，團結廣大民眾，推行民主政治，參加戰時生產，爭 取抗戰的最後勝利。”1938年，邊區留守兵團的一部分部隊開始了農副業生產，諸如種菜、養豬、打柴、做鞋等。這些做法使他們的生活供給得到一定改善。黨中央及時總結這個好經驗，並在整個留守部隊和機關、學校加以推廣。1939年1月初，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產議會上講話時，提出了“發展生產，自力更生”的口號，號召邊區人民群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全體人員開展必要的生產。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大會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在講到邊區的任務時說：“要支持長期抗戰，應付與日俱增的經濟困難，同時建立國防經濟基礎，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強抗戰力量，擴大生產運動，成為目前重要戰鬥任務之一。”此次參議會還通過了高克林等提議的“工作人員參加生產運動案”，交付邊區政府實行。26日中央書記處再次討論邊區生產問題，決定成立中共中央生產運動委員會負責領導邊區的生產工作。同年2月2日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辦公廳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在延安召開的生產動員大會上作了《加緊生產，堅持抗戰》的動員報告，闡明了開展生產運動的目的和意義，提出了發展生產的具體計劃，號召全體軍民，努力生產，克服困難。4月10日，邊區政府公布了《陝甘寧邊區人民生產獎勵條例》和《督導民眾生產勉勵條例》，具體規定了對群眾生產加強組織領導的有力措施。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又指出，“吃飯是第一個問題”，要求“自力更生克服困難”。11月，中共陝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總結了抗戰以來邊區經濟工作的經驗，通過了《關於繼續發展邊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決議》，號召邊區人民，“繼續發展邊區經濟，使邊區全體人民豐衣足食，使邊區能在抗戰建國的艱苦過程中奠定克服困難與自給自足的基礎”。邊區的黨和政府響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決策和號召，明確提出“自給自足”的，大大激發了邊區軍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和熱情。為了保證大生產運動的勝利開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勇於改革，善於創新，提出了一系列指導大生產運動的方針和政策。毛澤東曾先後發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以及《組織起來》等著作，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和財政工作總方針。這個總方針，符號客觀經濟規律，正確反映了發展經濟與保障供給以及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關係，糾 正了那種不注重發展生產，開闢財源，而單純在財政收支上打算盤的錯誤做法。這個總方針，要求從實際出發，發動和組織軍隊、機關、學校和人民群眾自力更生，開展生產運動，在著重發展民營經濟的同時，大力發展公營經濟，以求解決邊區政府的財政困難，滿足軍民必不可少的物資需求。這個總方針，既反對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要施“仁政”，減輕人民負擔的錯誤觀點；也反對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的錯誤主張。總之，就是要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保障抗日費用供給的需要，就是要用發展生產作為克服財政困難的根本途徑。所以它反映了抗日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的目的和基本經濟規律，是領導軍民進行大生產運動的根本綱領，保證著這一運動的正確方向。根據這一總方針，黨中央和毛澤東還為開展大生產運動制定了一系列具體發展和政策。諸如，在工、農、商各項經濟事業中，實行“以農業為第一”的方針；在農業生產領域，實施減租減息、增開荒地、推廣植棉、不誤農時、調劑勞動力、增加農貸、提高技術和累進稅制等政策以及“組織起來”開展勞動互助的方針；在處理各種關係問題方面，提出“統一領導，分散經營”、“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發展生產，厲行節約”的方針和政策等等。這些方針和政策，符合邊區的客觀經濟實際，兼顧了不同群體和集團的利益，能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指導大生產運動沿著健康的軌道順利發展。
總之，順應革命形勢發展的客觀需要，在中共中央、毛澤東以及邊區黨與政府的號召和正確方針政策指導下，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的大生產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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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中央和邊區政府正確方針政策指導與各級領導幹部率先垂範榜樣的帶動下，邊區各機關、的生產運動蓬勃開展起來，並取得了顯著成績。我們僅以一些學校的生產勞動概況就可以略見一斑。
黨中央關於大生產運動的號召一下達，延安各大中學校紛紛召開生產勞動動員會，組織師生展開討論，想辦法，提建議，為完成本學校生產任務出謀劃策。比如，魯迅藝術學院於1939年2月25日召開生產動員大會，訓育處長徐一新報告生產運動的意義和總生產運動委員會給予的任務。2月9日，抗日軍政大學在中央大禮堂舉行生產運動動員大會，成立由羅瑞卿、許光達、張際春等十一人為委員的全校總生產委員會。延安大學也於1943年1月1日舉行生產運動動員大會，副校長趙毅敏向全校師生作動員報告，受到大家熱烈歡迎和響應。會後，學生們分組展開熱烈討論，不少系、班主動要求全體學生進駐農場，一面生產，一面學習；法學院右40%以上的師生，請求專門從事生產勞動；教職員中，不少人志願到農場擔任文化教員或直接參加生產勞動；還有許多師生積極提供飼養計劃、自願貢獻生產技術，或無償捐獻生產工具等等。各種先進模範事迹在師生中層出不窮，呈現了一派生動感人的大生產運動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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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青年學生除了參加本校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生產勞動外，還開展多種個體生產活動。主要形式有：個人生產、小組生產、以班為單位生產等等。各學校生產委員會對學生們的個體生產甚為重視和關照。只要他們的個體生產不違背政府法令，不妨礙集體生產，不影響學習，就給予儘可能的幫助和支持。有的學校划給土地、發給工具、賣給種子；有的代銷生產成品；還有的發給學生工錢。這樣，學生們就紛紛利用節假日或課餘時間，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特長進行生產勞動，不僅保證了個體生產任務的順利完成，而且改善了學生個人和小集體的生活。
在生產勞動中，廣大師生表現出了無限的勞動熱忱和極大的創造精神。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師生，於1939年3月20日至4月25掀起一次突擊生產高潮。在一個多月的開荒春播勞動中，從校首長到教職員工，從行政管理人員到炊事員、勤務員，男女老少荷钁扛鍬向荒山野嶺進軍。有的大隊乾脆在山上安營紮寨，邊開荒邊上課。許多幹部白天生產，夜晚辦公。有些紅軍老幹部負過傷，身有殘疾，仍然帶頭勞動，作出表率。很多知識分之過去從沒握過鋤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都爭先恐後的揮钁揚鍬，手上打了血泡，腳板被钁鍬砸傷，仍然咬牙堅持勞動。女學員個個好強，不惜起早貪黑，也要補上頭天沒幹完的活。替換炊事員的女學員，送開水上山，肩膀壓腫了，就用手套、破棉絮，甚至繡花枕頭墊在肩上。一些有技術的同志，白天開荒，晚上還加班製作和修理工具。勞動熱情十分感人，就連毛澤東也稱讚說：目前講起來，延安生產運動，第一是抗大。1943年，抗大總校返回陝北后，就投身到大生產運動中。由於綏德、米脂一帶人口比較稠密，抗大就本著不與民爭利的方針，一是把學員拉到偏遠的山溝開荒種地；二是打“麻雀戰”，在駐地周圍五里之內到處尋找零星土地，大的幾方丈，小的幾方尺，三棵白菜，兩棵南瓜，見縫插針。這樣做，既圓滿完成了生產任務，又密切了軍民關係。延安大學通過各種形式的勞動競賽，推動了生產勞動活動迅速開展。他們在開荒比賽中，不僅提出快、深、細的標準，要求做到一钁下去8寸深，草根翻身不打埋伏，土塊均勻平整；而且要求參賽者在開荒中，應主動補空子，挖道去石頭，幫助別人。即便條件如此嚴格，可同學們仍踴躍參加，爭先恐後，手打血泡也從不叫苦，創造出一天開荒1畝2分的高記錄。在開荒同學的影響和帶動下，延大從事其他行業生產勞動的學生們也不甘落後，紛紛出主意、想辦法，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出色地完成了各項生產任務。1943年魯迅藝術學院師生們的生產熱情甚為高漲。文學部教師何其芳等同志自願超過免除一半勞動任務的規定，訂出了完成200%的生產計劃。戲劇部組織的木工小組製造出紡車10多架。美術部木工小組向農業小組挑戰，要完成原定任務的300%。美術系女同志組織的“馬杏兒織毛小組”成立后，有兩個“馬丕恩小組”向其應戰。制牙刷小組4個月內製出500隻牙刷。做鞋小組4個月出鞋300雙。織布小組提出“不浪費一寸線”的口號。個人生產方面也樣樣俱全，應有盡有，諸如修理口琴、鐘錶、削竹針、焊壺、磨剪刀、裁製衣服等等。
延安廣大師生的辛勤勞動，結出了豐碩之果實。魯藝1939年開荒地433畝，1940年開荒地616畝，實現蔬菜完全自給。延大1943年開荒地700畝，收穫糧食50石，值3，2500元。收穫各種蔬菜42，4100斤，不但實現了全年自給任務，而且超額8000斤。工商等行業也都盈得不少利潤，補充和資助了學校的各項費用支出。抗大總、分校1944年共開荒地近2萬畝，其中，在“豹子川”的第七分校就開荒山地10，777畝，水稻田324畝，收穫糧食5，650石，足供全校師生半年口糧。各單位還開豆腐坊、逢衣廠、酒精廠、鐵木工廠、印刷廠、商店貨棧，挖小煤井等。全校養豬1，300多頭，羊1，100餘只，牛100多頭。其中第一大隊第六隊達到了4人1頭豬，3人1隻羊，10人1頭牛，人均1隻雞，真是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同時，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還在生產勞動中磨練了意志，礪煉了生命，由一般的追求光明和進步，情感脆弱、身體虛弱的愛國者，變成了意志堅強、身體健壯、不畏任何困難的無產階級英勇戰士和革命的脊樑。
（二）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
大生產運動中，邊區留守部隊的指戰員們，堅決響應黨中央“屯田”號召，提出“背槍上戰場，荷鋤到田莊”的戰鬥口號，分別到南泥灣、槐樹庄、張村驛、大風川、小風川、豹子灣等地軍墾屯田，一面開荒生產，一面保衛邊區。其中尤其是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的生產自給搞得最好，為邊區大生產運動樹立了一面旗幟。
359旅原在晉西北抗日前線，為了增強邊區的防禦力量，保衛中共中央，1939年10月，中央軍委把其調回陝北。適值邊區軍民大生產運動興起之際，朱德總司令為給部隊選擇一個理想的“屯田”及防務區，兩次專門赴南泥灣勘探考察，在有了肯定的結論之後，徵求359旅王震旅長的意見時說：“現有一片肥土，就是南泥灣一帶，你們要不要？不過開墾起來難度較大。”王震當即表示：“即使有天大的困難，也能戰勝它！”南泥灣，方圓約100平方公里，地處延安東南90華里的黃龍山，與國民黨統治區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門。這裡，百年前曾是個人口密集、有山有水、樹木茂盛的地方。清同治年間，清朝政府派重兵在這裡血腥鎮壓了回民起義，從此便成為草木叢生、荊棘遍野、鳥獸縱橫的荒涼地區了。但是這裡不僅軍事地位重要，是保衛延安的南大門，而且地廣人稀，土質肥沃，水源充足，是一個極好的屯田區域。於是1941年3月，359旅的指戰員們以“一把钁頭一直槍、生產自給的保衛黨中央”的雄心壯志，唱著“開荒好似上火前，要使陝北出江南”的戰歌，浩浩蕩蕩開進了南泥灣。
初進南泥灣的戰士們面對的是亂木雜草叢生，山禽野獸成群的荒涼世界，迎接他們的是一個又一個的困難。可是他們不但沒有被嚇倒，反而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提出“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嶺要糧”的戰鬥口號，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去克服所有困難。沒有房子住，戰士們就用樹枝、雜草搭起窩棚、挖窯洞，甚至露宿野外。糧食不夠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獵來解決。開荒沒有工具，就收集廢銅爛鐵、自己製造。夏天沒有衣服，就光著肩膀開荒幹活。冬天被褥單薄，就砍柴燒炭禦寒取暖。學習沒有紙，就用樺樹皮代替。沒有肥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洗衣服。
359旅的將士們的不僅戰勝了上述各種困難，而且一開始就抓住開荒生產這個中心不放。從旅到團都制定了生產計劃，規定了生產任務，上至只旅長，下到馬、伙夫，都編入生產小組，創辦了“新中國”的大農場。王震旅長身先士卒，和戰士一起開荒，雙手打滿血泡。718團團長陳宗堯把團部搬到山頂上，架上電話，白天勞動，晚上辦公。一次他患了重病。大家勸他下山休息，他卻說：“不完成黨組織交給的開荒任務，我寧死也不離開山頭”。政委左齊在抗日戰場上失去了雙臂，不能拿钁頭，就給戰士做飯，燒開水，並挑送上山。在幹部的帶動下，全旅出現了感人的忘我勞動場面。天未亮，許多戰士就上山開荒，天漆黑了，還不肯收工下山，領導不得不定出中外罕見的勞動紀律，即“生產時不得早到和遲退”。在一次有175名突擊手參加的開發荒競賽中，718團的班長李位，創造了日開荒3畝6分7厘的記錄。不久，719團的劉順義又以4畝1分的記錄超過李位，而尹光普又以四4畝2分8的成績超過了劉順義。在指戰員們的艱苦奮鬥下，1941年，全旅就開荒的11,000多畝，每人平均種植糧食蔬菜6畝。
1942年，廣大指戰員們總結了前一年生產的經驗教訓，置備了足夠的農具，開荒25,000，種糧食20,000，開墾水田，試種水稻獲得成功，種菜5,000。此外還種植了旱煙、胡麻等經濟作物，做到了糧食自給3個月和蔬菜全部自給，也解決了戰士打草鞋用的麻和吸煙的需要。戰士們還利用當地草木旺盛的條件，各單位分工養牛、羊、雞、鴨、豬、兔等家畜家禽，保證了每人每月吃3斤肉。他們依靠自己勤勞的雙手，挖出一排排窯洞，建起一幢幢新房，興建紡織、木工、造紙、製鞋、肥皂等工廠，開辦鹽井、炭井、磨坊、油坊、騾馬店等。原來荒無人煙的南泥灣，經過359旅戰士們一年多的建設面貌煥然一新。1942年7月，朱德總司令邀請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續范亭四老同游南泥灣，看到南泥灣的巨大變化，興奮地賦詩《游南泥灣》，他寫道：“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無宿營地，破窯亦難找。今辟新市場，洞房滿山腰。平川種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僅告成，戰士粗溫飽。農場牛羊肥，馬蘭造紙俏。……薰風拂面來，有似江南好。”
1943年至1944年，359旅的戰士們再接再厲，掀起更大規模的生產浪潮，從臨鎮到九龍泉，長50餘公里，寬10多公里的地區，滿山遍野都是開荒種地的人群，這年全旅種植面積達100,000畝，收穫細糧12,000石、洋芋，南瓜等折和糧食（3斤折糧1斤）3,000石，共15,000石；蔬菜收穫590多萬斤，糧食蔬菜完全做到自給。全旅共養豬4,200多頭，牛820餘頭，羊7，800餘只，達到王震旅長提出的“二人一豬、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指標”。1944年，開荒種地260，000多畝，產糧35，000石，收棉花5，000斤，實現了年初給每人下達的生產糧食6石1斗，一人一隻羊，二人一頭豬，十人一頭牛的計劃。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給自足，不但不要政府一分錢、一粒糧、一寸布，反而每年向政府交納公糧10，000石。可以說達到“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使南泥灣變成了“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好江南。1943年10月，毛澤東和彭德懷視察南泥灣，他們走遍了陶寶峪、楊灣和九龍泉等地。毛澤東看到359旅指戰員個個紅光滿面，看到他們種的莊稼長得好，風趣地對戰士們講：“國民黨要困死我們，餓死我們，他們越困，你們越胖了”，“你們這裡什麼都不花錢。同志們依靠自己的雙手，創造了一切”。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困難，並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制服它，它就低頭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總之，359旅開發南泥灣是邊區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他們生產自給的成績受到了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的高度肯定和評價。1942年邊區高幹會議獎給359旅一面寫著“發展經濟的前鋒”的錦旗。毛澤東親筆為359旅四位幹部題詞。1943年12月16日，朱德總司令在邊區勞動大會上也肯定了他們在大生產運動的重大成績。在359旅南泥灣大生產這面旗幟的鼓舞下，邊區軍民的大生產運動更加普遍深入地開展起來，並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績，對黨領導的整個革命事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工農群眾的大生產運動
陝甘寧地區是經濟落後的農業區，所以人民群眾的大生產運動首先以發展農業為重，在農村就是發動和組織農民發展農業生產，依靠農民支持革命戰爭。而當時邊區的農民都是分散的個體生產者，有些還受著地租的剝削。在這種情況下，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在實行減租減息之後，“把群眾組織起來”，即組織農民實行生產勞動互助。因此，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幹會議要求邊區各縣大力開展互助合作，促進農業生產。毛澤東1943年11月在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也作了《組織起來》的重要講話，號召邊區軍民用協作互助的勞動方式開展生產建設。
邊區各地廣大農民積極響應黨和政府號召，創造了各種形式的變工隊和扎工隊等勞動互助組織。這種互助組織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在舊社會“不過是農民救濟自己悲慘生活的一種方法”，但“中國解放區的變工隊”，卻“成了農民群眾為著發展自己的生產，爭取富裕生活的一種方法”。當時邊區農村中湧現出許多模範互助組織。如淳耀縣白源村變工隊，他們把三個自然村72家戶農戶的全部人力、畜力都組織起來，在全年各種生產活動上實行互助合作。他們按不同季節和農活，分為若干搭工組，各組既獨立勞動，又密切合作，充分發揮不同人員的積極性和勞動能力，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這個變工隊代表了當時邊區農村勞動互助合作發展的新方向。安塞縣馬家溝變工隊，把全村14戶15個全勞動力、10犋牛、10頭驢組織為四個組，全年變工，沒有牲畜的農戶用人工變牛工。延安縣吳家棗圓變工隊則組織全村22個勞動力主要進行開荒活動，同時又按勞動力強弱及相互關係分成3個小組，從開荒、鋤草到秋收全年變工隊不散。他們為當時組織半勞動力或牛犋還有困難的農村找到了一種互助合作的好形式。還有著名的同宜耀後殿子村的唐將班子（扎工隊）。他們不僅取消包工頭抽空頭、扣工人工錢及高價出賃工具等一系列舊辦法，而且廢除了包工頭壓迫工人和一系列封建迷信習慣，代之以讀報、教唱新秧歌、公開帳目等文化娛樂活動和民主生活。參加這個扎工隊的人數很快由10人增加到25人，差不多包括全村的所有勞動力。他們成為全邊區扎工隊學習的榜樣。
在這些模範互助組織的影響和帶動下邊區各縣農村的生產互助合作運動迅速、普遍地開展起來，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合理的調劑了農村勞動力、畜力，因而，普遍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在一般情況下，實行變工、扎工以後，可以提高生產效率30%至40%。比如延安縣變工開荒，每人7天可開一垧，不變工則要10天。綏德縣變工鋤地，每人每天可鋤一垧半，不變工最多只能鋤一垧。農民勞動互助極大地推動了邊區農業生產的發展。據統計，在實行變工互助的地方，1943年的糧食產量，比沒有實行勞動互助的1942年普遍增長50%以上。例如，延安縣吳家棗圓，1942年的產量是141.5石，1943年達到256.75石，增長了81%。安塞縣馬家溝村，1942年共收糧食83.7石，1943年達到160石，增長了86%。
邊區在重點發展農業的同時，還積極發展了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與商業。主要是通過在工人群眾中開展學習趙占魁艱苦創業精神的“趙占魁運動”，掀起了工業生產的熱潮。這項運動的開展，極大地鼓舞了邊區工人群眾的勞動熱情，提高了他們的階級覺悟，改變了他們的勞動態度。他們更加自覺地愛護自己的工廠，積極主動地完成和超額完成生產任務。如中央印刷廠的排字工人，由21人擔任過去24人的工作。他們抓緊每一分鐘時間進行生產，沒有一個人把時間浪費在閑聊中，有時打來的開水都忘記喝，大家一心想的是“我的數量，我得質量”。廣大工人自覺遵守勞動紀律，不僅無故遲到早退現象大為減少，而且許多人還自動要求增加工時和義務工。例如工藝實習廠1946年6月有54人主動增加工時549小時，7月份有68人共增加工時812小時。各工廠的二流子工人大部分開始轉變，好吃懶做被看成是恥辱，勤勞進取被是視為榮耀，愛廠如家、自覺勞動、不怕艱苦的廠風開始形成。趙占魁運動的開展，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增加了產品數量，提高了產品質量，節約了原材料，降低了成本，使邊區工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比如難民紡織廠的產品數量逐月增加，1943年5月生產土毛布552 匹，6月生產650匹，7月生產908匹，8月生產1006匹，而使用工人人數及生產工具反而比過去減少10%，使用機油、肥皂等原料和出廢紗等方面也大為減少，這樣就使每匹毛布的成本由以往摺合小米2斗9升，減少到2斗1升。新華化學廠的肥皂生產也是產量逐月增加，而成本卻由過去的每100條摺合小米1石2斗4升減少到9斗2升。八路軍印刷廠年度生產量平均增長30%至50%。中央印刷廠排字部生產率提高了30%，機器部提高了59%，成本顯然也降低了不少。可見趙占魁運動運動中激發出的勞動熱情和積極性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是十分巨大的。
為了使邊區大生產運動持續開展並向縱深發展，邊區黨政軍在大生產運動中舉辦了舉辦了農業展覽會、工業展覽會，開展了生產競賽、勞模運動，以及改造“二流子”運動等。通過這些活動，湧現和樹立了一批批先進集體與英雄模範人物。比如在領導幹部中有受到西北局高幹會議表彰的359旅旅長王震、385旅旅長王維舟、三邊司令員賀晉年、保安司令員王世泰和關中地委書記兼專員習仲勛等22位生產工作模範。在人民群眾中也湧現了張治國、郝樹才、胡青山、趙占魁、武生華、馮振增、馮國玉、吳滿有和馬杏兒等著名英雄模範人物。1943年冬，召開了全邊區勞動英雄大會，表彰獎勵了先進。1944年春，各縣又先後召開了勞動英雄大會，除表彰獎勵先進個人外，還表彰獎勵了模範村、模範鄉，這樣不僅推動了大生產運動的廣泛深入發展，而且促進了邊區農村其他各項事業的開展，改變了鄉村面貌。
陝甘寧地區的大生產運動，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邊區政府的直接領導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實現了自給有餘
農業方面，由於貫徹執行了正確的農業生產政策，使邊區耕地面積迅速增加，農田灌溉面積不斷擴大，糧食產量大大提高。耕地面積由1941年的1213.2169萬畝增加到1945年的1425.6144萬畝，比1938年更是擴大了7成；全邊區1940年改旱地為水地2.3558萬畝，1944年水地面積達4.1109萬畝。糧食產量逐年上升，1941年為45.586萬石， 1943年達181.2215萬石，實現了自給有餘，為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總後方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除糧食生產外，邊區的棉花產量也一年比一年增加。邊區 原來不產棉花，經過大生產運動，植棉面積迅速擴大，1941年3.9082萬畝,1942年9.4405萬畝,1943年15.0287萬畝,1944年30萬畝,1945年35萬畝。棉花產量也逐年提高,1941年100萬斤(皮棉), 1942年140萬 斤(皮棉),,1943年173萬斤(凈花),1944年300萬斤(凈花)，足夠邊區軍民穿衣之用。在糧棉增長的同時，邊區的畜牧業也有相當的發展，牛的數量從1939年的15.0892萬頭，增加到1943年哦2.0781萬頭，羊、豬等的數量也有較大的增長。
農牧業生產的發展也促進了工業生產的發展，邊區原來的工業只有清朝時開辦的一個延長油礦，經過大生產運動，到1944年則辦起了11個造紙廠、2個肥皂廠、12個被服廠、8個工具廠、4個印刷廠、3個陶瓷廠、23個紡織廠等77個公營工廠，職工達12，000多人。在公營工業發展的同時，私營工業也迅速發展。比如私營紡織廠，1938年只有5家，年產布1，260匹，1943年則發展到50家，年產布1.2萬匹。私營造紙廠1941年40家，工人108人，年產紙張1，295令，1942年發展到48家，工人139人，年產紙張1865令。另外，私營煤炭和鹽業等也都有相當的發展。由於公私工業的發展，至1943年，邊區的棉紗、布、鐵、紙及其它很多日用品做到了基本自給。
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帶來了商業的繁榮與市場的活躍。邊區政府曾先後成立了光華商店、鹽業公司、南昌公司、土產公司、永昌公司等，主要組織土產輸出，換取必需品輸入，以保證對軍民的供應，穩定邊區物價和貨幣。同時，公營商業、合作商業與私人商業組成了遍布城鄉的商業網點，方便了軍民的生產與生活。抗戰前，延安只有店鋪123家，1943年即發展到473家。位於延安城南關的新市場，成為繁榮的商業中心，被時人稱為延安的“列寧格勒”。各種性質和組織形式的運輸隊的成立，公路、馬車路的修築與管理，客店、騾馬店的開設，大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繁榮。總之，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使農業、工業、商業相互推動，共同發展，城鄉經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敵後各抗日根據地軍民，以陝甘寧邊區軍民為榜樣，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勞力與武力相結合”的方針，在頻繁而艱苦的反“掃蕩”鬥爭中，一面戰鬥，一面生產。1943年，僅晉綏、北嶽、太行、太岳、膠東、皖中6個根據地，就擴大耕地600萬畝以上，部隊和機關生產的糧食一般能做到二至三個月的自給，蔬菜作到全年自給，達到了中共中央要求的“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目的。
大生產運動，是中共中央、毛澤東適應形勢發展客觀需要，爭取抗日戰爭乃至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戰略決策，它的實行發揮了重大的歷史作用。
大生產運動的開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頑固派“困死”、“餓死”我抗日軍民的企圖，不僅克服了根據地嚴重的經濟困難，而且基本實現了軍民的“豐衣足食”，從而為爭取抗日戰爭乃至整個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如前所述，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尤其是1941年至1942年，如果我們不採取大生產運動這種特殊舉措，去克服各根據地尤其是陝甘寧邊區的嚴重經濟困難，那麼我們就只能像毛澤東所說的，只有兩條路可走，即要麼“餓死”，要麼“解散”。這兩條路無論選擇那一條，我們的抗日戰爭都會更加艱難，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都不可能取得勝利。而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使我們根據地的公營經濟和私營經濟，包括農、工、商、運輸、外貿等均了發展，這就克服了由於敵偽頑的進攻、包圍和封鎖所造成的嚴重財政經濟困難，使軍民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使根據地有了較充足的物質儲備，使八路軍、新四軍極其他人民武裝的供給有了保證和改善，為堅持持久抗戰和奪取革命的勝利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大生產運動的開展，充分體現了我黨我軍是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也使我們在新的基礎上增強了軍民團結，密切了黨群關係，從而進一步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準備了更深厚的群眾基礎和更壯大的力量支持。在大生產運動廣泛深入進行之前，陝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黨政機關、學校、部隊等的物資供給，尤其是糧食供給也主要是靠向老百姓徵收公糧。但是由於我們各根據地基本上是經濟落後地區，如果脫離生產人員過多，老百姓肯定負擔過重。例如陝甘寧邊區，1937年脫產人員僅有14，000餘人，1938年為16，000餘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
1940年增加為61，144餘人，到1941年則高達73，117人，佔到邊區總人口的5.37%。隨之而來的是，老百姓公糧負擔也年年加重。1937年是13，895石，人均負擔1升；1938年為15，972石人均1升2合；1939年是52，250石人均4升多；1940年為97，354石人均7升多；1941年是200，000石，人均負擔1斗5升。這樣，人民群眾自然會有不滿情緒，1941年6月發生的“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軼聞的發生便是個證明。可見，如果不開展大生產運動，我們黨是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者的本性就很難體現，我們的黨群關係、軍民團結就會受到影響。大生產運動的開展，我們的機關、部隊、學校等達到全部或部分自給，不僅使自己克服了困難、改善了生活，而且減輕了人民群眾的稅賦負擔，在新的基礎上贏得了他們的擁護與支持，為抗日戰爭和整個中國革命勝利準備了深厚的群眾基礎。
大生產運動的開展，為中國共產黨培養和造就了一批經濟建設的骨幹人才，積累了領導經濟工作的初步經驗。大生產運動實踐中，湧現和樹立了一大批勞動模範和英雄人物，培養與造就出眾多優秀經濟工作領導幹部和骨幹人才。比如僅工業經濟領域就湧現出錢志道、沈鴻、華俊壽、陳振夏、李強、樂天宇、朱次復、惲子強、劉鼎、吳崇凌、王勛、林華、徐弛、趙俊、周建祥、郝希英、樊鍾秀、黃海霖、陳紹力、宋廷良、姜載愉、曹金木、沈保全、吳璜、劉偉等等骨幹和人才。當時的經濟工作幹部和骨幹人才，不但懂得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而且學習和掌握了生產技術與領導經濟工作的本領。他們在大生產運動中積極參加勞動，深入基層一線，宣傳動員群眾，幫助機關、學校、工廠和農民開展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舉辦生產展覽會等等，這不僅對我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局部經濟建設事業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具有重要意義。
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不僅體現而且進一步弘揚光大了中華民族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從而使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得以系統形成。大生產運動中，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自己動手、戰勝困難、實現豐衣足食、兵強馬壯的過程，就是繼承與體現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民族精神的過程。廣大軍民不畏困難、勇往直前，以苦為樂、甘願奉獻，勇於改革、善於創新的大生產運動的實踐經驗，又把這一精神豐富發展和弘揚光大為我黨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中國共產黨和革命軍民正是依靠這一偉大精神的武裝與支撐，才能不斷克服困難，戰勝強敵，最終取得革命事業勝利的。
大生產運動不僅起到了重大的歷史作用，而且給今天留下了有益的啟示，這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既是革命戰爭年代克服困難，戰勝強敵，爭取勝利的根本法寶，也是新時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任何具體事物都是時代的產物，都是一種歷史的存在。大生產是特定時代條件下的一種歷史現象，它有其發生的客觀必然性，但也有具體的時代烙印。我們今天不能因為當年大生產運動的某些具體形式和做法不符合已經變化了的時代的要求，就否定其開展的必然性及其巨大的歷史積極作用，尤其是進而否定艱苦奮鬥精神的科學價值。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當年根據地大生產是艱苦奮鬥精神的集中體現和弘揚，就以此把它看成是唯一合理的、永恆不變的艱苦奮鬥精神的載體和形式。這種認識，把艱苦奮鬥精神與具體體現形式混為一談，也是導致今天有些人只所以認為艱苦奮鬥精神已經過時的理由之一。總之，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變化，艱苦奮鬥的運作條件和體現形式是自然而然地要發展和變化的，但是艱苦奮鬥的精神實質和內在品質則是永恆和不變的。
今天，提起“艱苦奮鬥”這四個字眼，有些人就不以為然，理由無非說，它是革命戰爭或社會貧困時期特定的產物，是一種“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其實，這是把艱苦奮鬥的涵義和精神實質簡單化和庸俗化了。我們講艱苦奮鬥，並不是讓人們去做清教徒，去當“苦行僧”，也不是要求大家簡單地重複過去“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做法。“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共產黨人的奮鬥目標，我們的奮鬥目標就是為了使人民群眾過好生活，共產黨人本身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也有著“七情六慾”。我們從不反對，也不拒絕，相反我們還提倡和保護合理、合法的個人利益和物質享受。我們反對的只是不顧客觀實際、不顧群眾疾苦，無節制、無限度地追求物質利益和物質享受；反對的只是那種只知躺在安樂窩裡享受而不思進取，不求貢獻的精神狀態。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艱苦奮鬥的內涵和實質，不僅僅表現在物質生活和消費領域中的勤儉節約和量入為出，（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這個層面，中國今天也還沒發展到我們可以不需要勤儉節約和量入為出的地步，這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倡導建設節約型社會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念、精神動力、人生追求和行為作風。作為世界觀的艱苦奮鬥揭示了尊重勞動、尊重創造的哲理，體現了勞動在人類社會形成發展過程中的決定作用，肯定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作為人生觀的艱苦奮鬥表明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思想，代表著熱愛生活、勤奮學習、有所作為和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揭示了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人生理念；作為價值觀的艱苦奮鬥反映了尊重發展、尊重奉獻的精神，強調共產黨人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執政為民、立黨為公，說明人生的意義在於奮鬥、在於奉獻，提出了正確對待人生追求中的苦與樂、得與失的標準。從這些意義上說，艱苦奮鬥代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思想和共產黨人高尚的精神境界。也正是從這些內涵上講，目前社會上，那種認為“時代發展了，社會進步了，艱苦奮鬥不合時宜了”的“過時論”，以及“生活條件好了，物質文明水平高了，要不要艱苦奮鬥無所謂了”的“拋棄論”等等，卻是應該予以矯正的思想偏差。
根據以上艱苦奮鬥涵義的認識，我們新時期堅持艱苦奮鬥精神主要應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堅持執政為民，以艱苦奮鬥的精神做好各項工作。
艱苦奮鬥精神，表現在對待事業和工作上，首先就是要埋頭苦幹，迎難而上，奮發有為。當年，大生產運動中的359旅將士們初到南泥灣之時，沒有房子住，他們就用樹枝、雜草搭窩棚、挖土窯，甚至露宿野外。糧食不夠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獵來補充。開荒沒有工具，就收集廢銅爛鐵，自己製造。夏天沒有衣服，就光著肩膀開荒幹活。學習沒有紙張，就用樺樹皮代替。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他們卻表現出高昂的勞動熱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天不亮，許多戰士就上山開荒，天漆黑了，還不肯下山，從戰士們的生理極限考慮，領導最後不得不定出“生產時不得早到和只退”的中外罕見的 勞動紀律。正因為有這樣的艱苦奮鬥精神，才使他們開發南泥灣獲得成功，並為中國革命做出重要貢獻。總之，我們黨從領導革命，到建設，在到改革，所有事業的成就，都是一步一步、扎紮實實、埋頭苦幹干出來的。因此，我們新時期只有發揚艱苦奮鬥精神，以昂揚的銳氣、蓬勃的朝氣、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克服各種困難，才能把黨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艱苦奮鬥精神，表現在對待事業和工作上，同時還需要銳意改革，勇於創新。改革、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動力和靈魂，也是艱苦奮鬥精神的應有之義。當年，毛澤東和黨中央以大生產運動作為克服邊區困難的辦法，這本身就是一種打破常規的改革創新之舉。因此，我們今天堅持艱苦奮鬥精神更應該把改革創新作為第一要求，干任何事情、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規，而應有一種幹勁，一種鬥志，勇於改革，善於創新，在各自工作崗位創造一流成績。
總之，新時期的艱苦奮鬥精神，就是要求我們把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和銳意改革、勇於創新的精神結合起來，扎紮實實做好改革發展穩定的各項工作。
其二是旗幟鮮明地反對享樂主義，堅決抵制各種腐敗現象。
享樂主義是資產階級的人生觀，與共產黨人奉行的艱苦奮鬥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其實就是在西方資產階級國家，有些政治家和有識之士對享樂主義泛濫、思想墮落、精神頹廢之類的“西方社會病”也深感憂慮。美國一個寫《西方社會病》的作者認為，一個國家要強盛，必須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先進；一個國家在精神上挨餓，那麼，遲早在物質上也要挨餓。日本一個教授寫的《清貧的思想》一書認為，被金錢欲、物慾、佔有慾所支配是很危險的，現在需要重新宣傳清貧思想，以消除人們在精神上的貧困。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對享樂主義這種資產階級的人生觀，更應自覺地予以反對和摒棄。從黨內不少腐敗分子的墮落軌跡不難發現這樣一個真理：保持艱苦奮鬥這個共產黨人的操守，是抵禦享樂主義誘惑、防治腐敗現象最有效的良藥。這就是鄧小平當年所告誡全黨的“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傳統。堅持這個傳統，才能抗住腐敗現象。”
延安時期我們黨運用艱苦奮鬥這個法寶戰勝了困難，贏得了人民，奪取了革命事業的偉大勝利。新中國成立后同樣是依靠艱苦奮鬥，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開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取得了使人民群眾生活基本達到小康的輝煌成就。今天在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征途上，艱苦奮鬥仍然不失為我們前進的強大精神動力。
弘揚艱苦奮鬥精神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脫胎於經濟政治文化十分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加之我國地大人多，資源匱乏，經濟建設方面矛盾多、困難大。所以，要成就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從長計議，艱苦奮鬥，持之以恆。雖然經過半個世紀的建設，但中國仍然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不全面的，基本上還處在滿足物質性需求的生存層次上，中國工業化的任務尚未完成，繼續完成工業化以及最終實現現代化的歷史任務，沒有長時期的艱苦奮鬥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國的發展無法脫離世界。目前，世界正處於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形勢逼人，不進則退，這就要求我們發揚艱苦奮鬥精神，才有可能克服由於競爭劣勢所帶來的困難，才有可能趕上西方發達國家。
弘揚艱苦奮鬥精神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藍圖需要的。黨的十六大規劃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藍圖，為我們指明了新階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奮鬥目標。在目前的國內外條件下，要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必須大力提倡和發揚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只有這樣才能把億萬人民群眾中蘊藏的積極性、創造力和勞動熱情充分調動起來，克服前進道路上的種種艱難險阻，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把中國建設成更加繁榮昌盛，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更加顯現的社會。
弘揚艱苦奮鬥精神是在新的歷史方位下加強執政黨建設要求的。今天，我們黨是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條件長期執政的黨，這種歷史方位容易使一些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幹部產生脫離人民群眾的官僚主義和各種腐化墮落現象。為此，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就成為新時期黨的建設的重大課題。
延安時期我們黨依靠艱苦奮鬥這一法寶培養了良好的黨風，形成和鞏固了與人民群眾的血肉關係，今天我們也只有依靠艱苦奮鬥，才能增強拒腐防變的能力，才能保持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繫。所以，作為強大精神力量的艱苦奮鬥，創業不可缺，治黨不可少，立國不廢。如果丟掉艱苦奮鬥的精神，黨員幹部就必然會脫離群眾，就必然會產生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等不良作風。如果忘掉艱苦奮鬥作風，享樂主義就會萌發，腐朽思想文化就會趁虛而入，腐化墮落現象就會產生，黨的肌體就會受到損害。總之，要在新時期把我們黨真正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合格的領導核心，就必須堅定不移地弘揚艱苦奮鬥精神。
延安時期大生產運動的成功開展，艱苦奮鬥精神的高度弘揚，關鍵在於有從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林伯渠、王震旅長等黨和軍隊領導人的以身作則和率先垂範。當年，毛澤東因為帶頭勞動曾被選為機關特等勞動英雄；朱德年已60高齡，也積極進行生產，被視為幹部的最好榜樣；周恩來踴躍參加紡線比賽，榮獲紡線第一名；林伯渠以身作則，訂出生產節約計劃。王震旅長開荒身先士卒，雙手打滿血泡。新時期，胡錦濤總書記也指出：“大力弘揚艱苦奮鬥的精神，關鍵是領導幹部要以身作則，首先是高的領導幹部要率先垂範。”因為黨的領導幹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的作為具有很強的導向作用。我們領導幹部如果一方面要求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艱苦奮鬥，而自己卻庸庸碌碌、燈紅酒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怎樣享受就怎樣享受。那樣，艱苦奮鬥精神的弘揚就必然會流於形式，全社會就根本不可能有艱苦奮鬥的良好風氣。
領導幹部帶頭要弘揚艱苦奮鬥精神，首先必須高度重視學習。學習是一個人擁有高尚思想境界的重要途徑。放鬆了學習，理論水平、政治水平低下，頭腦里民族的傳統美德和黨的優良傳統必然減少，享樂主義的東西必然會增多。不重視學習，思想上就容易出現滑坡，就會導致精神上的蛻變，成為腐朽沒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俘虜，就能幹出許多壞事、醜事來。只有刻苦、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努力改造主世界，才能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才能從思想上築起拒腐防變的堤壩。
領導幹部要帶頭弘揚艱苦奮鬥精神，應該從樹立良好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做起。實事求是地講，在我們一些黨員幹部身上確實存在著一些不良習氣。有些人認為生活作風是小事，是小節，因而放任自己，最後墮落為人民的罪人，這方面的教訓實在太多了。實事證明，背離艱苦奮鬥，就是走向腐敗深淵的開始。所以，我們領導幹部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只有嚴於律己，不謀私利，做到頂得住歪理，耐得住艱苦，抗得住誘惑，管得住小節，這樣才能做到“拒腐蝕，永不沾”，經受住執政和改革開放的考驗，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領導幹部要帶頭弘揚艱苦奮鬥精神，特別需要正確對待和用好手中的權力。我們手中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廣大人民謀利益。領導幹部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真正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做到夙興夜寐、勤奮工作。無論在成績面前還是在困難面前，我們都應始終保持“兩個務必”的作風。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年輕幹部，要在工作實踐中加強自身修養，牢固樹立艱苦奮鬥的思想，磨練艱苦奮鬥的意志，堅決反對浮躁虛誇、急功近利、貪污浪費、大手大腳的歪風邪氣，始終堅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始終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蓬勃朝氣、昂揚銳氣和浩然正氣，兢兢業業、踏踏實實地工作，不斷為黨和人民建立新的業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