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子侯刻石

收藏於山東鄒城市博物館的文物

萊子侯刻石又稱《萊子侯封田刻石》、《萊子侯封冢記》、《天鳳刻石》、《萊子侯贍族戒石》。國家一級文物,被郭沫若先生稱為“從篆到隸過渡的里程碑“。

刻石概況


萊子侯刻石刻於新莽天鳳三年(公元16年),刻石長79厘米厘米,寬56厘米,厚52厘米,為天然長方形青灰色層岩,刻石隸刻7行,行5字,計35字:“始建國天鳳三年二月十三日,萊子侯為支人為封,使偖子良等用百餘人,后子孫毋壞敗。”字外有邊框,刻石字跡清晰,刻痕顯露,保存完好。
在刻石的右側石面有清嘉慶年間發現這塊刻石的題記:“嘉慶丁丑秋,滕七四老人顏逢甲、同鄒孫生容、王補、仲緒山得此於卧虎山前,蓋封田贍族,勒石戒子孫者。近二千年未泐,亦無知者,可異也。逢甲記,生容書”。萊子侯刻石現保存於山東省鄒城市博物館。

刻石形成


公元前567年,萊子國為齊國所滅,萊子國部分貴族被遷到今滕州西南的泥梨城遺址附近,並在當地繁衍生息。公元16年,萊子國一貴族為族人分封土地,並派族人儲之良為特使,召集一百餘人舉辦了大型的封田祭祀活動。為告誡子孫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封地,特意請人對此事撰文立石,萊子侯刻石形成。碑石就在山間沉寂了一千多年,一直無人識其珍貴之處。直到清乾隆五十七年才被一名叫王仲磊的人發現,後來,這塊刻石被留在鄒城城南卧虎山前。清嘉慶二十二年,孝廉顏逢甲和友人孫生容、王補、仲緒山一起游鄒城城南卧虎山時偶然得到之。便在碑石右側刻跋文,記述尋碑的經歷。後期,由孟子第七十代孫孟廣均先生出資藏得刻石,一直存放於孟府。2002年,這塊帶有“祖訓”的刻石落戶鄒城市博物館。

研究意義


萊子侯刻石原石拓片
萊子侯刻石原石拓片
刻石中有“天鳳三年”字樣,按:天鳳三年為公元十六年,此時隸書尚處樸質階段,字形、筆畫略存篆書意味。對此刻中的“萊”字,有作“嶪(去山字頭)”字者,有作“葉”字、“業”字者,迄無定論;對此石之真偽,也有爭論。馮雲鵬《金石索》云:“此石雖非後人偽刻,亦系當時野制,無深長意趣。”其實民間野制,不見得就缺乏意趣。此石書法古拙蒼簡,骨氣洞達,用筆圓勁有篆意。諸城王金策說:“不知原刻正以樸拙倍見古情;今人無事不勝古人,惟樸拙萬不可及。”此話是頗有見地的。顏逢甲題記稱此刻“與曲阜《五鳳二年刻石》、《水平鄐君》摩崖,是一家眷屬。”方朔《枕經金石跋》也說它“以篆為隸,結構簡勁,意味古雅,足與孔廟之《五鳳二年刻石》繼美。”瞿中溶《金石文編》評其書云:“此刻結體秀勁古茂,在《上谷府卿》、《祝其卿》二墳壇石刻之上,尚是西漢文字,可寶也。”此石與《魯孝王刻石》以及《祝其卿》、《上谷府卿》二墳壇石刻同為西漢著名刻石,由此可以考見漢隸古隸向今隸過渡的蹤跡。山東嶧城王氏有翻刻本。刻石書法古拙奇瑰,氣勢開張,豐筋力滿,趣味橫生,熔篆籀之意寫隸,清方朔《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以篆為隸,結構簡勁,意味古雅。”西漢傳世書跡甚少,通過此石,可窺西漢書風。
據文物專家考證,萊子侯刻石實際上是從古隸到典型漢隸的一種過渡性書體。西漢的隸書,流傳下來的書跡很少,堪稱是石刻中的“熊貓”。清代以前發現的西漢石刻,只有五鳳刻石、麃孝禹碑、萊子侯刻石等。其中萊子侯刻石更為出色,它體現出作者淵博嫻熟的傳統功力和勇於標新立異的卓越藝術才華。清代的楊守敬曾評其“蒼勁簡質”。清代著名金石學家方朔評價“以為篆隸,結構簡勁,意味古雅,為西漢隸書之佳品”。文化大師郭沫若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致函鄒城文物部門,稱萊子侯刻石“世所罕見,金石研究必從解讀此石開篇”。另外,萊子國作為我國古老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萊子侯刻石對於考證萊夷文化、萊子國的歷史也有著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