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子侯刻石

萊子侯刻石刻於新莽天鳳三年(公元16年)，刻石長79厘米厘米，寬56厘米，厚52厘米，為天然長方形青灰色層岩，刻石隸刻7行，行5字，計35字：“始建國天鳳三年二月十三日，萊子侯為支人為封，使偖子良等用百餘人，后子孫毋壞敗。”字外有邊框，刻石字跡清晰，刻痕顯露，保存完好。

在刻石的右側石面有清嘉慶年間發現這塊刻石的題記：“嘉慶丁丑秋，滕七四老人顏逢甲、同鄒孫生容、王補、仲緒山得此於卧虎山前，蓋封田贍族，勒石戒子孫者。近二千年未泐，亦無知者，可異也。逢甲記，生容書”。萊子侯刻石現保存於山東省鄒城市博物館。

公元前567年，萊子國為齊國所滅，萊子國部分貴族被遷到今滕州西南的泥梨城遺址附近，並在當地繁衍生息。公元16年，萊子國一貴族為族人分封土地，並派族人儲之良為特使，召集一百餘人舉辦了大型的封田祭祀活動。為告誡子孫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封地，特意請人對此事撰文立石，萊子侯刻石形成。碑石就在山間沉寂了一千多年，一直無人識其珍貴之處。直到清乾隆五十七年才被一名叫王仲磊的人發現，後來，這塊刻石被留在鄒城城南卧虎山前。清嘉慶二十二年，孝廉顏逢甲和友人孫生容、王補、仲緒山一起游鄒城城南卧虎山時偶然得到之。便在碑石右側刻跋文，記述尋碑的經歷。後期，由孟子第七十代孫孟廣均先生出資藏得刻石，一直存放於孟府。2002年，這塊帶有“祖訓”的刻石落戶鄒城市博物館。

刻石中有“天鳳三年”字樣，按：天鳳三年為公元十六年，此時隸書尚處樸質階段，字形、筆畫略存篆書意味。對此刻中的“萊”字，有作“嶪（去山字頭）”字者，有作“葉”字、“業”字者，迄無定論；對此石之真偽，也有爭論。馮雲鵬《金石索》云：“此石雖非後人偽刻，亦系當時野制，無深長意趣。”其實民間野制，不見得就缺乏意趣。此石書法古拙蒼簡，骨氣洞達，用筆圓勁有篆意。諸城王金策說：“不知原刻正以樸拙倍見古情；今人無事不勝古人，惟樸拙萬不可及。”此話是頗有見地的。顏逢甲題記稱此刻“與曲阜《五鳳二年刻石》、《水平鄐君》摩崖，是一家眷屬。”方朔《枕經金石跋》也說它“以篆為隸，結構簡勁，意味古雅，足與孔廟之《五鳳二年刻石》繼美。”瞿中溶《金石文編》評其書云：“此刻結體秀勁古茂，在《上谷府卿》、《祝其卿》二墳壇石刻之上，尚是西漢文字，可寶也。”此石與《魯孝王刻石》以及《祝其卿》、《上谷府卿》二墳壇石刻同為西漢著名刻石，由此可以考見漢隸從古隸向今隸過渡的蹤跡。山東嶧城王氏有翻刻本。刻石書法古拙奇瑰，氣勢開張，豐筋力滿，趣味橫生，熔篆籀之意寫隸，清方朔《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以篆為隸，結構簡勁，意味古雅。”西漢傳世書跡甚少，通過此石，可窺西漢書風。

據文物專家考證，萊子侯刻石實際上是從古隸到典型漢隸的一種過渡性書體。西漢的隸書，流傳下來的書跡很少，堪稱是石刻中的“熊貓”。清代以前發現的西漢石刻，只有五鳳刻石、麃孝禹碑、萊子侯刻石等。其中萊子侯刻石更為出色，它體現出作者淵博嫻熟的傳統功力和勇於標新立異的卓越藝術才華。清代的楊守敬曾評其“蒼勁簡質”。清代著名金石學家方朔評價“以為篆隸，結構簡勁，意味古雅，為西漢隸書之佳品”。文化大師郭沫若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致函鄒城文物部門，稱萊子侯刻石“世所罕見，金石研究必從解讀此石開篇”。另外，萊子國作為我國古老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萊子侯刻石對於考證萊夷文化、萊子國的歷史也有著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