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宗道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號玉蟠，又號石浦。明代文學家，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生於湖廣公安，萬曆十七年（1589）禮部會試第一，殿試成二甲第一名進士（傳臚），次年任翰林院編修，授庶吉士，在復古派極盛一時的情況下，他獨推白居易、蘇軾，成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萬曆二十五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宮講官，“雞鳴而入，寒暑不輟”。萬曆二十六年，三袁共同發起，在北京西郊崇國寺組織“蒲桃社”，吟詩撰文，抨擊“七子”。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1600年12月9日），在北京“竟以憊極而卒”。終年40歲。光宗繼位，贈禮部右侍郎。為人神清氣秀，穩健平和。居官15年，“省交遊，簡應酬”，“不妄取人一錢”，身為東宮講官，死後竟僅余囊中數金，幾至不能歸葬。

著有《白蘇齋集》22卷行世。他的詩文創作無人云亦云之作，多是有感而發、率真自然之作。代表作有《戒壇山一》、《上方山》、《小西天一》等，但他的創作如袁宏道一樣存在著內容貧乏的缺點，這也是由他的創作思想導致的。

袁宗道欽慕白居易、蘇軾，書齋取名為“白蘇齋”。明萬曆年間，王世貞、李攀龍為代表的擬古文風仍有較大影響，袁宗道極力反對，與其弟袁宏道、袁中道志同道合，人稱公安派。他認為文章要旨在於辭達。古文遺達，學古應學其達，“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辭達，須先有“理”（思想學問），“從學生理，從理生文”，如先秦及漢唐宋諸名家，“皆理充於腹而文隨之”。其次要有真情實感，“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以上均見《論文》）。從這種觀點出發，他的詩文創作不事模擬，率真自然。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運筆端，真切感人。論說文如《讀大學》、《讀論語》中某些章節，淺顯通達，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數散文以士大夫的閑情逸興、說理談禪為主要內容，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又遜於散文，少有佳作。

在袁氏三兄弟中，對“公安派”文學理論的形成，各自都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反覆的理論鬥爭中，三袁組成了一個有序的梯隊。最先反對復古的先鋒當數袁宗道。正如文學評論家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品》中所說：“公安一派”實自伯修（袁宗道字）發之。”袁宗道很早就推崇白居易和蘇軾，他把自己的書齋就命名為“白蘇”，其義就是提倡通俗的、接近口語的文字，做到作品明白易懂。

文學主張主要是：

（1）反對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

（2）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說”。

（3）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他極力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與弟弟袁宏道、袁中道志同道合，人公安三袁。他反對貴古賤今、模擬古人，強調作家要有思想修養，文章要有思想內容，而絕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漢。他說心中本無可喜之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之事而欲強哭，氣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論文》），就是說，文章要有真情實感。他的詩文創作實踐了他的理論，率真自然，不事模擬。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點是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蘇齋類集》。

27歲時會試第一，官翰林院庶吉士、編修，曾向焦及李贄弟子僧深有問學。萬曆十七年（1589）歸里，鑽研學術，以禪宗思想研究儒學，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後復入京，官右庶子，任東宮講席。

他的多數散文以士大夫的閑情逸興、說理談禪為主要內容。詩歌創作又遜於散文，少有佳作。著有《白蘇齋類集》22卷。另著有雜劇2種及詞若干，已佚。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世貞）、李（攀龍）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複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在中國文學史上，像三袁這樣的一母所生三兄弟能同時期躍登大雅之林，又在哲學思想、政治傾向、文學觀點、創作風格，以及性情、氣質方面高度的和諧一致，並且能夠互相配合實現文學革新的目標，是絕無僅有的。這不但是文學史上的佳話，更是一個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