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圓圓墓

陳圓圓墓，位於貴州省岑鞏龍鰲河畔的水尾鎮猴子山東麓。明末美女陳圓圓在歷史上演出了一場傾國傾城的故事，亦是我國家喻戶曉的人物，她死後，就葬在貴州的岑鞏龍鰲河南岸，直到現在尚鮮為人知。

原來，吳三桂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吳應熊，清朝庭的額附（附馬），被清王朝謀殺。一個叫吳啟華，曾出家，不久還俗，死後葬於馬家寨獅子山南麓；兩個女兒，長女嫁給郭壯圖；次女嫁給胡國柱，三個孫子，一個叫吳世藩。吳三桂死後，由吳世藩在衡陽嗣位，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與姑爹郭壯圖一起自殺于衡陽；一個孫子叫吳仕龍，與陳圓圓同入思州，出家終身，死後葬於馬家寨獅子山南麓；再一個孫子叫吳仁傑，死後亦葬於馬家寨獅子山南麓。

當時的馬家寨是一片原始的森林，蘆草叢生的荒地。馬家寨經過吳啟華、吳仕傑等的開發，人口繁衍。到今天已經成了千人大寨，尚有分支居於孔塘。為什麼起名叫馬家寨而不叫吳家寨呢？這其中的奧妙便是：一來為了掩人耳目，保護吳三桂子孫；二來是為了紀念馬寶。但馬家寨之名給吳氏家族帶來了麻煩，不明真相的人，把馬家寨吳氏當成了馬寶的後裔，使吳氏家族有口難言。吳氏墓地，位於獅子山南麓的馬家寨東西兩側。墓冢集中，排列整齊有序，至今數百座，是岑鞏境內獨具特色的墓地。始祖墓是陳圓圓，二世祖墓是吳啟華；三世祖墓是吳仕傑等。可依次查詢到如今。亦可以說是馬家寨吳氏一部完整的家族史。

陳圓圓，蘇州(古稱吳門)人氏，字琬芬。生於邢家，起名沅沅。年幼喪母，父親將她寄養姨爹陳家，改圓圓。姿容俊美，能歌善舞，譽名蘇州。14歲時，姨父母遭亂身亡，圓圓淪為紅塵名妓，被嘉定伯周奎買來獻給明帝思宗，因國勢低落，思宗憂國，不納。吳三桂慕陳圓圓人才，以千金聘娶。闖王李自成攻下北京城后，陳圓圓被闖王麾下的大將軍劉宗敏強佔為妻，后被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將陳圓圓復又奪回。吳三桂駐守雲南時，陳圓圓被封為正妃，深受寵愛。吳三桂病故之後，清王朝下旨，滅吳三桂九族。

陳圓圓攜兒孫潛逃。在軍師馬寶的掩護下，以聲東擊西、金蟬脫殼的妙策，才使陳圓圓及子孫避開清軍的巡捕視力圈，進入思州龍鰲里后，化整為零，分住各寺廟。陳圓圓住天安寺，馬寶住鰲山寺，吳啟華住廂子屋。為確保安全，撫育吳三桂的子孫，陳圓圓削髮為尼，改名寂靜，字玉庵。馬寶出家當和尚。安頓好后的馬寶，經常下山探望陳圓圓和吳啟華等人。馬寶常走的一條山嶺，後人稱之為“馬跡梁”。現稱之為“馬家梁”。陳圓圓和馬寶都修道至終。陳圓圓死於耄歲，馬寶歿於上壽。

陳圓圓墓葬於寨西的繡球山，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立碑。碑文書：“故先妣吳門聶氏之墓位席；孝男吳啟華，媳塗氏立，孝孫男吳仕龍、吳仕傑，曾孫吳大經、吳大純，孝玄孫吳朝達、吳朝選、吳朝魁、吳朝政、吳朝璽、吳朝柱、吳朝相、吳朝值；皇清雍正六年歲次戊申仲月吉日立。碑文十分費解，秘傳人說，碑的正文為何寫吳門聶氏，不寫吳門陳氏，其中另有蹊蹺。主要是為了避風險和防人盜墓。此事只有馬家寨吳氏清楚，外人是很難知道的。墓碑上雖寫的是聶氏，但家族內部古往今來一直稱始祖陳老太婆墓，沒有任何人叫始祖聶老太婆墓的。聶字寫得很蹊蹺，當時無人能讀懂此字，因雍正年間無簡化漢字。墓碑正文雖字不多，是經過反覆推敲取雙重意思的。吳門指的是吳家和蘇州(蘇州古稱吳門)，“聶”隱指陳、邢二字。陳圓圓本身就有陳、邢二姓氏。而陳、邢二宇均有耳部。一個在左，一個在右，所以用雙耳“聶”字下部分的“雙”字，又巧隱“沅沅”、“圓圓”雙名；雙字、雙音名。聶字通隱陳圓圓、邢沅沅之名。這便是馬家寨吳氏秘傳的主要內容之一；墓碑上正文的“位席”二字，表示地位，陳圓圓是吳三桂的愛妃(原配夫人是張氏)，吳三桂稱帝時，陳圓圓應該是皇妃地位，不同普通人身份。墓碑上寫“位席”二字，當時是沒有這種寫法的。

陳圓圓墓已引起中外遊客的廣泛興趣，前來遊覽、考察的專家、學者、遊客絡繹不絕。

在昆明人的眼裡，陳圓圓是昆明歷史文化中的一部分，大家是聽著陳圓圓與蓮花池的故事長大的。“貴州岑鞏是陳圓圓最後的歸宿之處”，讓昆明人愕然。僅圍繞陳圓圓的死，昆明就出現了三處陳圓圓墓。（雲南網2010年7月23日）

為了爭奪“歷史名人”的歸屬地，地方政府不惜血本，辦慶典，開研討會，這類荒 唐事件早已不再是什麼新聞了。層出不窮的名人故里之爭，無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從表面上看，屬於文化之爭；從本質上看，是文化遺產維權的“經濟博弈”。而大部分的“名人故里之爭”，幾乎都演變成為口水之戰，你方唱罷我登場。這不，貴州和昆明兩座城市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口水戰，爭奪陳圓圓香歸之所。

不難看出，無論是昆明還是貴州，對於陳圓圓墓的所在之地的爭論，雙方都沒有完全的證據去證明自己的觀點。而我們回顧之前的“李白故里”“趙雲故里”等等“名人故里之爭”，都無法真正拿出翔實的資料和權威的證明來自圓其說，這證明這種爭辯就無多大意義。現在，從“名人故里之爭”又到了“名人墓地之爭”。其實，這些都不過是GDP和政績衝動驅使下的毫無意義的口水之戰。雙方都希望把文化作為發展地方利益的一種手段，都希望通過“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來帶動多少的資金收入。然而，事實表明，這種移花接木的手段，不僅不利於文化的真正發展繁榮，而且對經濟發展也未必有好處。這，既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又損害城市形象、褻瀆傳統文化，於己於他，都不討好。

在目前，國家當然無法從制度層面去規定名人故里和古遺址的歸屬。要讓“名人故里和古遺址歸屬之爭”理性解決，根本途徑就是在學術層面進行論證。在爭執不休、無法論斷的口水戰下，何不靜下心來好好求真學術，理性地找出權威的說法？但又誰都知道，名人故里的爭奪實質上是赤裸裸的經濟利益的爭搶。在爭論不休之下，往往將本該嚴謹的學術考古與歷史研究成為荒誕之劇，而由此將湧現如歷史人物認知混亂、弱化傳統文化載體、文化資源開發無序等問題。所以，在學術論證之時，不能被“故里之爭”所干擾，更不能被牽著鼻子走，不能讓歷史研究滑入功利的陷阱，學術的論爭也必須避免商業色彩和世俗習氣的污染。這就要求專家學者們，守住學術良心，頂住地方誘，以求真務實的態度，真正做到“主持公道”。

除此之外，作為地方政府，保護名人故里和古遺址本身善莫大焉；身為地方官員，積累“政績”的強烈願望本身也無可厚非，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得給予理解和尊重。而在寄希望於專家學者的同時，我們也希望地方政府能夠實事求是，尊重科學，尊重歷史，不威逼利誘，不妄下斷論，讓“歸屬之爭”讓位於求真務實的學術論證。無論“歸屬之爭”的結果為何，地方政府也得認可嚴謹學術下的論證，讓“故里之爭”不再被干擾，不再喧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