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臘歷史與學術史初學集

自序

類似我這樣的年齡，出這樣一本論文集，需要一定的理由。從我個人來說，從來沒想過要出自己的論文集，尤其是有些文章，是我初入世界古代史領域時的習作，現在看來，不少文章顯得幼稚，觀點也頗多可以商榷之處，論斷上的大言不慚，更是難以避免。而自己的所謂“成就”，也難登大雅之堂。因此，當國華兄與我談及此事時，我當時頗為猶豫。不過，國華兄強調，此事是歷史系的系列工程，為“桂園史學論叢”之一種。而世界史在華師歷史系相對較弱，有意扶植，讓我先打個頭陣。事關集體，我只好從命。好在世界古代史的各位師長和學長都知道我的斤兩，我也就不怕出醜了，把過去近20年來發表和未發表的部分習作彙集起來，編成現在的集子。因自己在此道上只是個初學者，所以模仿吳於廑先生當年編輯《十五、十六世紀世界歷史初學集》的先例，名之為《古代希臘歷史與學術史初學集》。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吳先生乃國內世界史學界泰斗，稱自己主編的著作為《初學集》，實際上是謙虛。而我在古代希臘史領域，是個真正的初學者，《初學集》之名對我來說，是名副其實。

收入本文集的習作，大體上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探討的是古代希臘史上我認為比較重要的一些問題，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關於早期希臘史的。可惜這些東西大多寫於我去英國之前，當時條件實在有限，所掌握的資料、理論和方法，當然還有由此做出的結論，都很有值得討論的地方。關於荷馬社會的兩篇和《雅典首席將軍考辯》，是最近兩年寫的，雖然稍微好點，但其觀點都還有待時間的檢驗。第二部分是有關希臘史的學術史的，部分是為準備《古典歷史研究發展史》時寫的，部分是在該書完成後，有了某些新的想法后寫的，大多屬於研究動態介紹，說不上有什麼具體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中的有些歸納和意見，已經稍顯陳舊。可惜因為時間關係，也因為資料條件限制，我無力再進行修改，也不大可能把最近幾年的新內容補充進來。最後一部分是我感興趣的另一個領域，就是有關世界古代史著作的評論和介紹，其中收入了我寫的第一篇書評《簡評〈從分散到整體的世界史〉》(上古分冊)，以及我最近剛完成的《關注希臘人的另一半——評〈古希臘的婦女〉》。對於這些書評，我需要略做說明。我的毛病在於，不管是哪一本書，只要我寫書評，總會提出一些問題與作者討論。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我比作者高明，更不代表我的學問大，而只是作為一個普通讀者，在讀了相關的書後，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想與作者做進一步討論。既然是討論，就免不了有錯誤，所以其中的批評，並沒有自認真理的意味。這一點請有關作者諒解。

另外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這些習作是在近20年的時間裡，在不同的學術雜誌上發表或者準備發表的。不同的學術期刊，對註釋有不同的要求。即使是同一期刊，隨著時間的發展，其註釋體例也在不斷變化，所以在編輯本書時，雖然我儘可能做了一些體例統一工作，但心中仍無把握。另外，譯名統一也是一件費神費時的工作。由於目前沒有權威的譯名對照表，寫作時大多隨心所欲，不免前後不一。這次編輯時，做了一些統一譯名的工作，但顧此失彼的情況，可能仍然存在，請各位前輩、師長和朋友諒解。

上述習作，如果說還有某些東西讓我回味的話，那便是20多年來學界各位前輩和同行的關心、幫助，其中的每一篇習作，幾乎都是在師長和朋友的幫助下完成的。1984年，我考入內蒙古大學歷史系，師從胡鍾達先生攻讀古代希臘羅馬史。可是在此之前，我對世界古代史的了解，說非常有限都太客氣，準確地說是一無所知，因為我報考的方向是世界近現代史，從來沒想到要與希臘羅馬打交道。記得考《世界通史》時，其中一個填空題要求寫出公元前5世紀中期雅典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西門，我竟然答不出來。承蒙先生不棄，願意收我為徒，從此踏入世界古代史領域。胡師不僅將我引入了世界古代史的殿堂，給了我最初的學術指導，使我具備了初步的研究能力，確定了我後來的研究方向和學術興趣，而且從做人、治學各個方面給我全面的指導。1987年我到華中師範大學工作后，仍與先生保持著頻繁的書信往還，多次就有關的問題向他求教。先生當時已逾古稀之年，但每次都親筆回信，給我的學術研究、教學工作和為人處世以多方面的點撥和鼓勵。胡師給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他從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即使學生的觀點與他不一致，他也只是以平等的學者身份進行討論。而對於學生取得的進步，他總是積極鼓勵。遺憾的是，胡師竟於2000年9月駕鶴西去，看不到本書的出版了。

王敦書先生從1985年開始指導我的學習。王師非常重視學術史，當時我們師兄弟3人雖然在南開大學僅僅不到半年時間，但確實收穫頗豐。記得王師第一次給我們上課時，先問我們看了些什麼書。然後就有關問題與我們討論，向我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J. B. Bury的《希臘史》與N. G. L. Hammond的《希臘史》各有什麼特點？當時我們雖然都已經看過這兩本書，但關注的只是史實，對作者的方法與特點幾乎沒有考慮過，一時不知從何答起，後來勉強回答說，Hammond似乎對古典文獻、尤其是早期希臘傳統採取了更加信任的態度。王師則指出，Bury書雖有註釋，但無古典文獻出處，不過書後的書目，不僅有一般性的通史，而且有各個時期的專題性書目，更重要的是，該書的修訂者Russell Meiggs對有關書目進行了評價，對初學者很有幫助。而Hammond很少援引現代學者的看法，但在腳註中列出了有關古典文獻，對於那些初入希臘史之門的讀者來說，更便於他們了解資料的來源。王師對兩書的點評，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後來自己讀書時，往往相當注意某一書的基本特點，正由此而來。而我之能完成《古典歷史研究發展史》，與王師的影響有直接關係。1997年，我有幸列入王師門牆，有更多的機會與先生接觸和求教，現在又進入了王師早年非常感興趣的荷馬社會研究領域。在此過程中，王師不僅從學術上給予指導，而且將他通過各種途徑搜集到的珍貴資料，全部提供給我（王師對學生歷來如此，可惜我有負王師信任，其中有一篇文章到現在還在我這裡）。

陳勇先生是世界史前輩吳於廑先生高足，是我博士后研究期間的合作導師。雖然他的興趣是世界近現代史，尤其是比較現代化，與我的古代希臘相距何止千年？但在博士后的兩年多時間裡，他從史學方法與理論上給予我多方面的指點，不少新理論如社會資本等，我都是從他那兒學來的。在站期間，為了指導我的學習和研究，陳師在教學和科研任務都非常繁重的情況下，還從各方面關心“我的”荷馬社會，直接幫助我複印了不少有關資料，其中包括中國國家與文明形成的文章。最讓我感動的，是陳師利用自己的影響，說服武漢大學圖書館訂購了一套完整的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雖然到得晚了點，這套書在我的出站報告中未來得及派上用場，但它給我以後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因此，我覺得完全有必要重複我在出站報告中感謝陳師的話：我從陳師那裡學到的，遠遠超出了我最初的想像。

此外，在近20年的教學和研究中，我從其他師長處得益良多，劉家和先生、塗厚善先生、廖學盛先生、羅靜蘭老師等前輩，對我幾乎有求必應。劉先生和塗先生忠厚長者，多次從學習方法上給予引導和鼓勵；廖學盛先生對於我提出的問題，從來都是熱心解答；羅老師對我在華師的工作、生活、教學和研究給予了全方位的關照，使我得以順利成長；黃正柏教授多年來一直對我關愛有加，特別是讓我獲得了赴英國劍橋大學古典學系進修的機會，讓我見識了原汁原味的西方古典學，給我的學術生涯以極大促進；馬敏教授、朱英教授和向榮教授給我的研究工作多方面的實際幫助，使我能夠專心學習和從事自己喜愛的工作；美國Xavier University的George Harrison博士和他妻子Carol幫助我複製了不少資料。在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工作期間，他們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從頭到尾修改了我的博士論文，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如果說在這20年中我還能有所進步，那也是因為有這麼多的前輩、師長在關心和指導我，我希望借這個機會，向上述各位師長真誠地道一聲感謝。

在世界古代史這個寂寞的領域中，我非常幸運地得到了許多朋友的支持，並且和他們中的不少人探討過學術上的問題。如果一一列舉，不免名單太長。但有幾位我是必須要提到的，他們是山西大學的楊巨平教授、復旦大學黃洋教授、東北師範大學張強教授、上海師範大學裔昭印教授、南京大學陳仲丹教授、湖南師範大學楊俊民教授、西南師範大學徐松岩教授、天津師範大學龍秀清教授以及我的各位師兄、師弟等。沒有這些兄弟的鼓勵和支持，我大概也很難在世界古代史這個又古又洋、好像離現實十萬八千里的領域中堅持下來。

本書得以出版，應該感謝趙國華兄，正是他與湖北人民出版社商定了出版“桂園史學論叢”的出版事宜，而且給予慷慨的經濟資助，使本書的出版成為可能。責任編輯鄒桂芬女士認真負責，提出了許多具體的修改意見，使本書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錯誤。當然，借用一句官話，書中出現的任何錯誤，都應由我本人承擔。

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