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學盛

廖學盛小的時候，家裡很窮。父親擺小攤，做點小生意，沒有什麼文化。但父母對廖學盛念書非常重視。他們常說，不讀書，沒有文化是沒有出路的，以後飯碗都可能成問題。父母的教育，對廖學盛的影響很大。廖學盛從小就有好好念書的思想。1942年，廖學盛上了小學。小學期間跳了一級，讀完二年級，就上四年級。廖學盛的小學成績，除了音樂、體育和美術外，其他課都算不錯。當時念書的條件很差。1938年，武漢淪陷。廖學盛的家位於離武漢不遠的咸寧地區。這是一個戰略要地。新四軍和日軍在這一帶爭奪非常激烈，還有不少土匪在這一帶活動。兵荒馬亂的，很難靜下心來讀書。

1947年，廖學盛上了初中。當時全縣只有一所初級中學，約三、四百學生。學習條件很艱苦。每天吃兩頓飯，菜就是一點醬蘿蔔之類的東西。飯也不像現在的大米飯，裡面有沙子、稗子，所以又叫“三合米”。宿舍的牆是用木板釘的，屋頂是用葦席蓋的。有一年下大雨，宿舍倒塌了，幸虧那時候正在上課，才朱傷及人。不過，在當時的條件下，像廖學盛這樣的窮孩子，能上學就很滿足了。廖學盛也深知，家裡供廖學盛讀書是很不容易的。

1949年解放后，讀書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廖學盛於1950年考入武昌紫陽湖畔的武昌第二中學，上了初三。之後，廖學盛又考入當時武漢市最好的中學——武昌實驗中學。在實驗中學讀了兩年半高中，就提前畢業，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武昌實驗中學的學習條件是很好的，有一個很大的圖書館，裡面的書很多，除了教材和教輔書，還有哲學、科學方面的書，如《大眾哲學》、《大眾科學》等等。學生做完功課後，都喜歡去圖書館看書。老師也鼓勵學生多讀課外書，多學些知識。

廖學盛高中畢業后，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廖學盛當時報的志願，可能現在有些人不會理解。廖學盛第一志願是歷史專業，第二、三志願分別為數學和物理專業。廖學盛中學的成績理科比文科還要好。但廖學盛親見了日本對中國的佔領，當亡國奴的恥辱，在廖學盛心裡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廖學盛從小就有一種想法，了解中國的歷史，特別是了解中國近代以來衰落的原因。

廖學盛在武漢大學僅讀了一年。就被選拔赴蘇聯留學。50年代初，國家請蘇聯幫助培養人才，選拔大學生去蘇聯留學。1954年，武漢大學選拔了16名留學預備生。選拔是經過嚴格考核的，選上的學生應該說都是品學兼優的。歷史系有三人，占的比例比較大。這些被選上的學生，絕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俄文專修學校學一年俄語。這所學校後來改名叫俄語學院，后又併入北京外國語學院，就是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國家給留學生的待遇相當好。一個留學生的費用，相當於20個農民一年的收入。大家都知道學習機會來得不易，所以都非常用功。

廖學盛在武漢大學雖然僅讀了一年，但確實學到了不少東西，遇上了很好的老師，如吳於廑、唐長孺、李劍農等先生。唐先生當時已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但他從不擺學術權威的架子，對學生非常關心。當時，歷史系的課程不多，學生有較多的時間讀課外書。唐先生不僅給推薦應讀的書，而且講讀這些書的方法。他還把自己收藏的書借給廖學盛。廖學盛在學習上遇到問題，唐先生總是非常耐心地解釋。唐先生還在廖學盛交的作業上面批寫意見，或者寫上幾句鼓勵的話。可惜，這些作業本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丟失了。李劍農先生是一位老革命，早年加入同盟會，擔任過湖南省政府秘書長。在1953年歷史系的入學典禮上，李先生給講學習歷史的意義，要好好學習，以後努力報效祖國。還有很多老師，如唐先生的助教魯全梅先生等等，對都非常好。廖學盛初人大學就遇到這麼多好老師，確實是非常幸運的。

廖學盛於1955年9月8日到蘇聯列寧格勒大學報到，1961年1月13日回到北京。在蘇聯學習的時間實際上是五年零四個月。廖學盛在蘇聯留學，最初是學俄國古代史。到了二年級，一位高廖學盛一級學古希臘史的中國留學生病逝，組織上就安排廖學盛改學古希臘史。說到這裡，還有一些感人的事。那位同學病逝后，就葬在列寧格勒。直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他的蘇聯同學，幾乎每年都為他掃墓，還與他的姐姐通信問候。

廖學盛剛到蘇聯時，學習壓力非常大。這有語言方面的原因，還有就是蘇聯的教學內容比國內多得多。歷史系的學生要學四年通史課，還有很多專業課和專業基礎課，如古希臘語、拉丁語、考古學概論、原始社會史、古代東方史、古希臘史、羅馬史等等。按蘇聯的教學大綱，蘇聯學生一周要學習60小時。中國學生，一般每周的學習時間則在80小時左右。大家除了吃飯、睡覺，幾乎就是學習。廖學盛學外語的能力還是比較強的，也很有興趣。學語言要有主動性。上外語課，廖學盛總是搶著回答老師的問題。說錯了沒關係，老師糾正後，印象就特別深了。再就是要多讀、多寫。除了老師作業之外，廖學盛還自定一些題目，用俄文寫點東西，有時請老師批改，有時自己改。到了二年級下學期，廖學盛的俄語應付學習問題不大了，課堂筆記能記下來，參加討論班也能聽懂。列寧格勒大學學習語言的條件非常好。都是小班上課，三、四個人一個班。學語言，小班上課很重要，學生能有更多的機會與老師交流。學校對學生學語言也很支持。按教學大綱，廖學盛可以不學德語。幾位中國留學生還是想學德語，給系裡打了個報告。系裡就派來老師，而且上課的時間還由來定。

從專業方面來看，廖學盛覺得蘇聯的歷史教學有幾個特點。一是重視拓寬學生的知識面，選修課很多。廖學盛選修的古希臘羅馬藝術史課，是在冬宮博物館上的。雖然這是一門選修課，但老師講得非常認真，一個一個館地講解。學古代史，不能僅局限於了解古代史，對近現代史也應有一定的了解，與歷史相關的考古學等學科的知識也要有一些，這樣學術視野才能開闊。二是重視培養學生對史料的研治能力。對古希臘羅馬史專業的學生來說，古希臘語和拉丁語是非常重要的。你不懂古典語言，僅看譯著是不行的。有些譯著質量不是太好，有的譯著水平很高。但是，任何譯著都有譯者自己對文本的理解。廖學盛看過不少西方古典名著的譯本，有的譯得相當不錯。但若將某部古典名著的不同譯本對照來看，譯文中會有不少不同之處，這就表現了譯者對原文理解的差異。出現這種情況，你就應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斷。對第一手史料缺乏研治能力，怎麼能做好研究工作？這點，廖學盛的蘇聯老師是反覆強調的。廖學盛做研究，中文譯著看得很少，有時看一點，也要對照原著看，或者參考好的外文譯本。除了古典語言外，現代語言也要多學幾種。古典學在西方很受重視，研究已達到相當深入的程度。你若僅懂英語，怎麼能較全面地了解西方學者的研究情況？廖學盛自己就先後學了英語、俄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等多種語言。廖學盛有的語言以後用得少，水平退步了，但看點專業書還是可以的。在蘇聯留學幾年，廖學盛在語言學習上花了很多時間，這為廖學盛以後的研究工作打下了紮實的基礎。還有一點就是重視目錄學。廖學盛在列寧格勒大學時，歷史系除了選修的目錄學課程，有關目錄學的知識是與每門課結合在一起的。老師講課時首先要講這門課程內容的研究史，與此有關的重要書籍及其特點等等，並且要求學生學會從目錄學入手，了解前人的研究情況，並找出解決問題的途徑。廖學盛覺得，做學問這點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有的人寫文章，不提前人的有關研究成果，似乎此問題就他自己在做，文中的觀點都是他自己的。這種寫文章的態度是很不嚴謹的。在國外，學術研究論文這樣寫，是很難發表的。

列寧格勒大學的西方古典學，可以說是世界一流的，如科瓦略夫、卡利斯托夫、弗羅洛夫等教授，都是非常著名的歷史學家。這裡主要談談廖學盛的導師科洛鮑娃。科洛鮑娃教授主要研究古希臘史，也是一位很有名的歷史學家，還是一位老布爾什維克。在學習方面，這位老太太對廖學盛要求很嚴格。廖學盛學古希臘文，要將古希臘文譯成俄文，有時還要練習將俄文譯成古希臘文。這樣翻譯，確實很難。有時意思懂了，但用詞不準確，老太太是不會放過的。她要廖學盛從工具書中找出更恰當的詞。實在找不出，她會很耐心地為廖學盛講解。廖學盛的俄文學得還算是不錯的，但在寫作上要像俄國人那樣表述，還是相當困難。有的句子、文法沒有錯誤，但寫得就是不地道，老太太都會認真地改，並提醒廖學盛注意。廖學盛的畢業論文，專家們給了較高的評價。答辯會後，老太太把廖學盛叫到一邊，說：“教授們的誇獎，是鼓勵你。你的論文並沒有那麼好。要知道，做學問你還剛入門，要不斷努力啊！”她的話，廖學盛記了一輩子。廖學盛深深懂得：學問是沒止境的。在做學問上，不能有半點的自滿，要老老實實，切不可張揚。科洛鮑娃教授心地非常善良。廖學盛在蘇聯生病住院，得到她很多的照顧。平時有什麼困難，她都儘力幫廖學盛解決。她希望廖學盛本科畢業后，能繼續在列寧格勒大學學習，攻讀副博士學位，曾三次向教育部寫報告。當時，中蘇關係已經惡化，她的報告是不可能得到批准的。跟隨科洛鮑娃教授學習幾年，廖學盛不僅學到了知識，而且學會了怎樣做人。

廖學盛1961年從蘇聯回國后的工作，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61年至1976年。廖學盛回國后，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世界史組。現在世界史所就是由世界史組發展而來的。廖學盛能分到世界史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當時，中國的行政事業單位都在精簡幹部，不少人下放到外地去了。世界史組進人問題當時是由中宣部管的。按規定，世界史組進一個人，歷史研究所就得走一個人。在那個厚今薄古時代，要廖學盛這樣一個搞古希臘史的人幹什麼？好在有一些朋友幫助，如張椿年先生為廖學盛的事出了很多力。張先生是廖學盛在列寧格勒大學時的同學，高廖學盛一級。他當時已是世界史組的副組長。1961年，周一良和吳於廑先生正在主編多卷本的《世界通史》。吳先生要廖學盛參加討論。

1962年，世界史組升格為世界史研究室，陳瀚笙先生主持研究室工作。陳先生當時在主編一套《世界歷史小叢書》。他要廖學盛寫一本。這套叢書的出版，對於普及世界歷史知識，是很有意義的。廖學盛著手做這件事不久，卻又被調去干其他的事。當時正在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成立了一個“反修小組”，對外則稱“近代史研究會”。“反修小組”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國內外史學界的修正主義言論，出版了《外國史學動態》雜誌，還編輯了3卷本的《蘇聯修正主義史學論文集》。到了1964年，廖學盛又被派去搞“四清運動”。兩年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從1964年到1976年，廖學盛基本上停止了學術研究，沒寫一篇論文。這一代知識分子，大概都有過這種經歷。不過，雖然這段時間沒法做研究工作，但廖學盛還是儘可能多學點東西。廖學盛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努力多讀一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再就是學習外語。法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和阿爾巴尼亞語，就是在這一時期學的。

1976年以後，廖學盛才真正開始了學術研究工作。1998以前，廖學盛研究的重點仍是古希臘羅馬史。廖學盛做這方面研究時，得到了許多前輩和同行的支持。東北師範大學的林志純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1979年，廖學盛與林先生合作撰寫了《怎樣理解馬克思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發表在《世界歷史》雜誌上。這篇文章，林先生寫了初稿，要廖學盛再作加工。廖學盛加進了一些自己的觀點，林先生非常贊同。廖學盛知道，這是林先生對廖學盛的厚愛，意在鼓勵廖學盛多寫文章，多投稿。

回顧這段時間的研究工作，可以說，廖學盛最為關注的問題是歷史唯物主義中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的關係問題。廖學盛力圖從世界古代史的角度，以宏觀和微觀研究相結合的方式來闡述原始社會瓦解和文明社會早期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各民族各地區在歷史演進中的多樣性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廖學盛是學古希臘羅馬史的，所以更多的是做西方古代史方面的研究，但對中國、印度等國的早期歷史，廖學盛也是非常重視的。如果說，這段時間發表的論文中還有點值得說出來的東西，廖學盛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1)廖學盛認為，奴隸制產生的重要原因，一是社會生產力和分工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勞動者尤其是農業勞動者能夠生產剩餘產品，從而使奴役他人成為可能。二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氏族部落的成員與氏族部落外的成員有嚴格的區別，此兩者互為影響。如果不看到后一點，就很難解釋在原始社會瓦解時，奴隸製為什麼會在世界各地普遍地出現。(2)在早期奴隸制國家，公民之間源於原始社會氏族部落的血緣關係比地域關係更為重要。在古希臘羅馬，公民權與氏族部落血緣關係的聯繫，決定了公民權、土地佔有權和服兵役三者的合一。(3)與奴隸制問題密切聯繫的東方專制主義問題。廖學盛認為，把舊大陸歷史劃分為“東方”和“西方”是不科學的。從舊石器時代起世界各地區歷史的發展就不平衡，其原因是非常複雜的，不能簡單地用“東方”和“西方”兩分法來解釋。東方社會不存在特殊的歷史發展規律，也沒有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在研究政體時，應注意政體與國體的聯繫。政體的演變是服從國體演變的，而國體的性質取決於社會經濟形態中的階級等級關係。離開社會經濟形態演進和與之相聯繫的國體的變化來談論“東方”和“西方”政體之異同，是沒有意義的。近代以來歐美民主政體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發生、演變而產生並且不斷完善的。近現代西方的民主政體並非源自古代希臘。此外，對古代城邦的結構和歷史地位、古代社會“奴隸”與“農奴“的區別、雅典民主制的形成及其特點等問題，廖學盛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從1998年至2005年，廖學盛的研究工作轉到另一方面，即與齊世榮教授共同組織編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的歷史巨變》。這個課題是1997年立項的。張椿年先生是國家社科基金規劃辦世界歷史組組長。他要廖學盛任該課題組組長，廖學盛只得從命。1998年，廖學盛卸任所長后，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這部書上。廖學盛認為，這個課題是有重要意義的。研究20世紀的人很多，但還未見一本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對20世紀歷史作一個概括性的剖析的著作。如何理解20世紀的歷史？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歷史發展中佔有什麼地位？對這些問題，史學研究者是有義務也有責任作出回答的。作為課題組組長，廖學盛和齊世榮認為有兩件事要做好。一是，選好寫作班子。二是，對課題內容有比較全面的了解，切實把握課題的中心思想。20世紀歷史的問題很多，其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如何看待蘇聯問題。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看法，有的以罵為主，把蘇聯說得一無是處；有的則過分讚揚。認為持這兩種看法的人，都不宜進寫作班子。對蘇聯問題，應有一個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看法。參加撰寫這部書的人，都是國內近現代史方面的知名專家，而且對歷史問題大體上都能採取比較公允的態度。課題組分為四個小組。第一小組有張椿年、李其慶、吳必康等先生，撰寫資本主義部分。第二小組撰寫社會主義部分，由中央編譯局的承擔，廖學盛的老同學李興耕負責。第三小組由陸庭恩等先生撰寫，內容為殖民體系的瓦解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第四小組由齊世榮先生負責，由張宏毅、徐藍等先生執筆，寫二十世紀國際關係的演變。四個小組各有自己的研究內容，但都注意與其他部分內容的聯繫。課題組的經費，主要用於研討問題。規模不等的討論會開了幾十次。

廖學盛除了負責課題的日常事務外，更重要的工作是撰寫書的前言。這項工作，對廖學盛來說有很大的困難。廖學盛一直關心20世紀的歷史，也讀了不少書，但從宏觀上對這段歷史演變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作出論述，確實感到力不從心。怎麼辦？只能是多學習。首先，廖學盛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認真研讀馬列著作。廖學盛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的理論，對於理解20世紀的歷史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廖學盛的研究就是從社會經濟入手的。其次，研讀經濟學方面的著作，虛心向經濟學家請教，並且儘可能地多參加與課題內容有關的經濟學方面的學術討論會。有的會，就是旁聽也努力爭取參加。通過學習，廖學盛慢慢有了頭緒，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廖學盛認為，以前有關二戰之後東方壓倒西方、帝國主義四分五裂之類的說法是不恰當的。在20世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長期並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實力比較強大，但資本主義的經濟實力更為強大。這點，通過對一系列經濟數據的分析，是很容易看出的。美國霸權興起后，資本主義聯合起來對付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陣營對此並沒有清醒的認識。蘇聯曾是最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然而其經濟實力遠不如美國，而且還把大量的經費投入到軍備競爭之中。社會主義經濟方面出現了問題，最終引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劇烈變動。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悲劇。當然，也有政策方面的問題。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是互動的，從經濟方面入手來分析政治方面的問題，才能得到較好的解釋。這部書廖學盛寫的字數並不多，主要是前言部分，但花費了很多的心血。整整七年時間，幾乎都花在這部書上了。對廖學盛個人而言，可以說是做一個新領域的研究工作。後來這部書獲得了比較高的評價，又被收入《國家社科基金文庫》。

廖學盛說，治學有幾點很重要。

世界觀、人生觀

首先，要有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研究歷史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要下工夫，不能一知半解。應知道，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建立在微觀和宏觀研究基礎之上的。近百年來，隨著文獻史料和考古資料的不斷發掘，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馬克思恩格斯所引用的某些史料可能有些問題，需要訂正，甚至他們著作中有個別地方的表述也不是十分嚴謹，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正確性以及對歷史研究的指導意義，是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現在有的人不在研讀馬恩原著上下功夫，就大談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所謂新見解。

甘於寂寞

其次，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甘於寂寞。歷史研究是一項非常艱苦的工作。每一個論點都是經過縝密思考，對大量史料作出分析后得出的。有時候你做了一番艱苦研究，可能還只是發現了問題，而不能加以解決。這已經很不容易了，能發現問題，表明你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比前人更深刻了。現在有的人做研究，不在史料上下功夫，甚至對前人的研究情況都不作深入的了解，從書中引來一兩條理論，從文獻中找出一些與之有關的材料，就能寫成一篇學術論文。這樣的文章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再次，知識面要寬廣，學術視野要開闊。研究外國史的要熟悉中國史，研究中國史的也要了解外國史。

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的結合

最後，就是重視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的結合。從宏觀上考察歷史問題，應有微觀研究的基礎。但研究歷史不能僅局限於微觀探討，還要有宏觀的思考，要上升到較高的理論層次。青年史學工作者應注意這兩方面，既要具備較強的文獻研治能力，能作深入的實證研究，又要有較高的理論思維能力。

《試論城邦的歷史地位和結構》、

《關於奴隸佔有制社會的一些思考》、

《奴隸佔有制與國家》、

《從古希臘羅馬史看奴隸佔有制社會的若干問題》、

《試析古代雅典民主產生的條件》、

《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與古代希臘的歷史》。

社科基金項目《早期奴隸制社會比較研究》一書的副主編、

社科基金和院重點項目《古代城邦史研究》、

《古代王權與專制主義》、

《評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

《“東方專制主義”問題評析》

1、《中國大百科全書》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 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