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方正義

1835年3月23日，生於鹿兒島下荒田。

1864年，任征討長州戰爭薩摩軍監軍。

1870年，任民部大丞。

松方正義於1871年擔任大藏權大丞，1881年任參議兼大藏卿。1885年建立內閣制后，他擔任了第一次伊藤博文內閣的大藏大臣。此後他又歷任黑田清隆內閣、第一次山縣有朋內閣、第一次松方正義內閣（兼任）、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第二次松方正義內閣（兼任）、第二次山縣有朋內閣的大藏大臣。雖然在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和第一次大隈重信內閣時有過中斷，但從他擔任大藏卿算起，松方正義佔據日本財政中心位置長達22年之久。他兩度組閣，受封從一位大勛公爵位，1892年之後享受元老待遇，去逝時日本政府為他舉行國葬。雖然他得到高官厚爵，但除去在財政史以外，松方正義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地方。

松方正義既不是明治維新激變時代的英雄，也沒有在戰爭中建立軍功。他之所以能如此顯赫大概是緣於他的人品。青少年時代的松方正義一貧如洗，他有弓術“目黑流”和劍道“示現流”的證書，並精於馬術。明治維新前，他跟隨薩摩藩主的父親島津久光，明治維新后投身在大久保利通門下，是一個忠心耿耿的部下。進入壯年的松方正義逐漸消磨掉了青年時代的方剛血氣，他溫厚篤實，家庭圓滿，樸素勤勉，每天按時起床就寢，很有規律，節制酒食，晚年更是滴酒不沾。他注重禮儀，不喜爭強好勝，從沒有什麼緋聞。他有13個兒子6個女兒，是19個孩子的父親。從某種意義上說，松方正義是一個即無情趣也無可愛之處的精通財政政策的政治家。

1924年7月2日，去逝，享年89歲。

1871年7月，松方正義進入大藏省，擔任大藏權大丞。當時的大藏卿是大久保利通，井上馨任大藏大輔，伊藤博文任租稅頭，租稅權頭是陸奧宗光。這些人都是明治史上耀眼的響噹噹的人物。但這些豪傑們對處理舊武士階層的俸祿、解決舊藩閥債務、如何使日本富強得可以與歐美列強平起平座、維持國內治安、為防止外來侵略日本需要建立什麼樣的軍隊、組織、裝備、文武官員如何招集、培養、為此需要多少錢、這些錢從哪裡來等等問題頗感頭痛，拿不出好辦法。但是明治新政府領導者們都清楚，不論幹什麼都必須有穩定的財政基礎作保證。

1868年，新政府決定印發紙幣，鼓勵借貸，不可兌換紙幣量急劇增加。加上從舊藩閥時代流通下來的各種各樣的貨幣，使通貨秩序亂上加亂。新政府認識到這樣發展下去政府財政將要破產，因此必須確保財政收入。政府把目光投向地租，想把地租做為政府主要財政收入來源，這就需要確定土地所有者並估算地價、制定稅率。從1873年到1881年，政府完成了修改地租法這項重要工作。

如上所述，松方正義於1871年進入大藏省任大藏權大丞，同年8月被任命為租稅頭，10月他即就修改地租法拿出了“意見書”，提出：1、土地所有者有決定土地耕作的自由；2、允許土地自由買賣與轉讓；3、允許糧食產品進出口；4、精確測繪土地分界；5、固定地價；6、根據土地價格確定地租；7、發給土地所有者地券等七條建議。其中從第4條之後的內容都與修改地租有直接關係。政府基本上就是按照這個建議對地租法進行了修訂。

修訂地租是政府為了確保財政收入而執行的權宜之策，但客觀上承認了土地私有化，土地成為商品，同時確定了現代租稅制度，使日本向資本主義又邁進了一步。

另一方面，農民原來的地租負擔已經十分沉重，因此在很多地方圍繞土地丈量、地價估算、地租核定是否合理等問題發生糾紛。1876年發生了農民要求降低貢租的騷亂。從1874年開始的自由民權運動也將減輕地租和設立民選議會、改定條約、實現言論、集會、結社自由並列作為與政府鬥爭的主要課題。

在進行改定地租工作的同時，政府還不得不處理舊德川幕府體制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秩祿處理”（1）問題。1876年，政府頒布了“金祿公債證書發行條例”，決定用金祿公債歸還舊藩主們的俸祿。但是舊武士階層中的大多數人靠這些公債根本無法維持生計，不得不變賣公債（至1884年已有80%金祿公債被出賣），使公債集中到商人和高利貸者手中。最終這些公債轉化為國立銀行（政府認可的銀行）股份，承擔了創造原始資本的作用。當時的大藏卿是大隈重信，松方正義是大藏大輔。

在發行金祿公債之前，政府為維持幣值，於1871年制定了新貨幣條例，採用金本位制。同時規定，為便於通商也可使用白銀進行貿易，實際上是複本位制。另外，政府先後在1872年公布國立銀行條例、1873年制定金元券兌換公債證書發行條例，確立了兌換制度。由於金銀比價變動，黃金大量流失，到了1875年實際上轉為銀本位制。1876年政府修改了國立銀行條例，停止銀行券與黃金的兌換，要求國立銀行80%的資本金為公債證書，允許銀行發行等額紙幣，餘下的20%資本金以政府紙幣作為準備金。政府想通過這種作法解決過去金祿公債資本化和國立銀行經營不善問題。

由於行政經費膨脹，開發產業、增強軍備等都需要大量資金，政府經常面臨通貨膨脹的危險。此時爆發了西南戰爭（1877年），政府為籌集戰費從15家國立銀行借款並動用紙幣準備金，在很短時間內增發了近50%的不可兌換紙幣，導致紙幣貶值，物價狂漲，進口增加，金銀大量外流，通貨膨脹發展迅速。

此時，經過所謂“明治14年政變”，大隈重信已被排擠出政府，松方正義被任命為參議兼大藏卿。松方正義就任后首先想要做的是整理紙幣，建立兌換制度，並削減經費。為實現這些目標必須對現行財政、行政政策進行相當大的手術，有可能導致暫時的經濟景氣下降。所以松方正義擔心的東西“不在外而在內”。他在三條實美和岩倉具視的認可下向天皇據實上奏，得到天皇“就按卿既定方針做吧”的答覆。“內憂甚於外患”的現象在現代政黨政治中仍屢見不鮮。

松方正義首先削減了行政經費，原則上不再批准新的公共事業。每年從財政收入中拿出700萬日元，其中一半用於消化紙幣，另一半用來購入黃金，同時動用準備金購入黃金，以作為黃金儲備。通過橫濱正金銀行用紙幣向出口商提供出口擔保，出口商在到貨地用金銀償還。他還為整理紙幣創設中央銀行，指定其為唯一發行可兌換銀行券（紙幣）的銀行，確立了兌換制度，並著手建立貨幣信用制度。

松方正義想通過消化紙幣穩定幣值、削減經費、健全財政，發展產業。但正如整理紙幣之際松方正義預測到的“不論用什麼手段，隨著紙幣價格回復，一般物價會低落，農、工、商業暫時面臨困境是自然的，對此應有所準備”那樣，緊縮財政造成嚴重通貨緊縮，農民、中小企業主甚至士族階層中相繼出現破產者。松方正義在向天皇上奏中稱：“如果因擔心民心動搖而在整理紙幣問題上猶豫遲疑，就很難獲得徹底成功。如果不能一無返顧地堅決實施，將無法達到整理紙幣的目的”，表明了松方正義不顧民意堅決推行其政策的決心。

松方正義內閣除了整理紙幣、創設中央銀行之外，還於1885年制定《年度收入支出出納規則》，確立了預算、決算制度（從1886年起執行）。1897年採用金本位制，並於1900年制定法律設立日本興業銀行，為向產業界提供資金、引進外資及資本輸出做出貢獻，留下一定政績。這些業績對發展產業大有裨益。

但如前面提到過的那樣，修訂地租給農民造成嚴重打擊，整理紙幣過程中不斷產生貧困者，進一步激化了自由民權運動，民眾對松方正義的政策經常抱有強烈的抵觸感。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從1890開設國會以來一直主張“節減行政經費”的松方正義受到打著“節減行政經費，休養民力”口號的在野黨的攻擊。

山縣有朋任首相時，曾在第一屆帝國議會上表示，他認為“為維護國家獨立，當務之急是執行振奮擴張的國政”，立憲自由黨和立憲改進黨要求政府對總額為8332萬日元的預算案削減近1成即888萬日元，並得到全院委員會認可。削減對象主要是包括陸海軍軍人在內的工資部分。松方正義藏相沒有向在野黨方面妥協，而是以解散國會相威脅，並使出最後手段，展開分化在野黨的攻勢。結果以土佐派為中心的40餘名議員脫離自由黨，政府也忍痛削減631萬日元預算，使預算案得以在議會通過。評論家大津淳一郎尖銳地評論這場戲劇性脫黨為“金錢政治之始作俑者，啟議員墮落之開端……妥協政治之始作俑者，啟苟安政局之弊端……使政界產生結成派閥與民黨進行交易之想法”。松方正義卻從此成為薩長藩閥中重要一員。

在1892年舉行的第二屆總選舉中，松方正義內閣更是做出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干涉選舉的醜惡勾當。明治25年，民黨要求從預算案中全額削減造艦費、建立制鋼所費、河流調查費，和政府產生分歧，政府解散了議會。對選舉進行干涉的根源在於內務大臣，形成內務大臣、次官—知事—市長、郡長—町村長—有實權者這樣一條縱形系列，對選舉施加干涉。評論家田中貢太郎在描述高知縣二區干涉選舉情況時寫道：“吾川郡國民黨本部設在吾川郡政府，高岡郡國民黨本部設在須崎警察分署，由此足以看出政府對選舉的干涉到了何種地步。據說由於郡長不同意干涉吾川郡選舉，結果被迫退職，政府任命其他人擔任郡長。對此除了表示吃驚還能做什麼呢？”在這次選舉過程中共有25人死亡，388人受傷。

松方正義出身於薩摩藩，內務大臣品川彌二郎出身於長州藩，他們都是藩閥政治家。松方認為自己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付出如此大的努力，可在野黨卻在預算案問題上製造麻煩，簡直不可饒恕。但他這種對選舉進行大規模干涉的做法就連同為藩閥政治家的伊藤博文也對此進行了批判，導致第一次松方正義內閣的倒台。

中日甲午戰爭后，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由於內部意見不統一而倒台，松方正義繼任首相，於1896年9月18日成立了第二次松方正義內閣。同年3月，立憲改進黨、立憲革新黨、中國(指日本的中國地方－譯者注)進步黨合併組成進步黨。松方正義在組閣時邀請進步黨事實上的黨首大隈重信入閣，大隈重信接受邀請出任外相，所以本次內閣是松方正義與進步黨合作的內閣，也被稱為“松隈內閣”。

本屆內閣在成立之初提出治理行政、整頓財政、尊重民權等政策主張，受到好評。但內閣也存在致命弱點，樺山資紀內相、高島鞆之助拓殖相兼陸軍相、西鄉從道海軍相等薩摩派與以大隈重信為中心的進步黨勢力之間存在隔閡。進步黨入閣的只有大隈一人，對此心懷不滿的進步黨於1897年3月第十屆議會結束后展開猛烈的討官運動，得到不少政府高官職位。薩摩派對此感到焦慮不安。不僅如此，本屆內閣期間還發生了雜誌《二十六世紀》事件、圍繞英照皇太后駕崩內閣與宮內廳爭奪大喪儀式管理權、對美國吞併夏威夷的對應等問題。為對與進步黨的討官運動，薩摩派在上述問題上表現得一馬當先。大隈重信提出控制時局的建議，被松方正義拒絕。為此進步黨常設議員會議與松方正義舉行談判，提出相同建議，松方正義未與答覆。進步黨於是違背不向外界公開會談內容約定，在其機關報上發表了會談細節。被激怒的松方正義向進步黨方面遞交備忘錄，寫道：“余雖不肖，但受至尊親任，身擔輔弼大政之重任，閣員之進退、行政之作用決不容他人妄言”，從而斷絕了與進步黨的合作。作為懲罰，他以擾亂官紀為由罷免了參加會談的外務省參事官尾崎行雄、農商省商務局長箕浦勝人、山林局長志賀重昂、礦山局長肥冢龍的職務。大隈重信也向松方正義丟下辭呈揚長而去。松方正義與進步黨分道揚鑣后想與自由黨或國民協會進行合作，但沒有成功。松方正義內閣到了倒台的邊緣。

松方正義此刻做出了出人意料之舉。第十一屆國會於1897年12月24日開幕，第二天在野黨即提出內閣不信任案，松方正義則突然宣布解散議會，而且又毫不負責任地草率宣布內閣總辭職。

松方正義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舉動呢？他並不認為這樣做是不負責任的。他認為如果在議會得不到信任而辭職會為政黨內閣打開道路，內閣必須是“君主內閣”，內閣大臣的進退應該由天皇陛下的恩詔定奪，而不能被議會所左右。也就是說，解散議會是一種懲罰，內閣總辭職是另外的問題。但實際上松方正義內閣在議會內沒有支持者，內閣內部也不能團結統一，他的辭職是在軟弱無能的情況下的自暴自棄。之後舉行的大選是在第三次伊藤博文內閣主持下進行的。

松方正義在財政政策方面基本上貫徹了自己的意圖，但在政治運營方面，他不顧民意，屢出暴舉。主觀上他是一個為國是著想的人，是在黑田清隆“超然內閣”中發揮作用的藩閥政治家。在財政政策方面他堪稱一流，但正象《時事新報》評論的那樣：“目前，當局者眼中，日本只做一件事，其它一概不問，其心志十分堅決”，但他“一方面如此光明正大，一方面又為操縱議會使盡一切卑劣手段。”松方正義在政治上軟弱無能、醜惡混亂，在歷代首相中可以算是最差的幾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