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明

1917年1月3日出生於河北省灤縣。

194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

1946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

1946年回國。先後擔任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專門委員、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上海東吳大學教授。

1949年後任中央外資企業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調查研究處處長。

1958年起兼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2011年7月8日15時45分鐘在北京逝世。

2011年7月14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蘭廳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吳承明，1917年1月3日生於河北省灤縣。父親畢業於北洋大學，業律師；母親是北洋女子師範畢業生。先生 幼年讀私塾，稍長，立志以科學救國。1932年考入北洋工學院預科，1934年入清華大學理學院學習化學。此後，感到習學經濟更能振國濟世，於是轉入經濟系。此時，日軍侵華，吳承明加入中華民族武裝自衛隊等組織，積極投身抗日救亡。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吳承明是北平愛國學生運動領袖之一。1936年秋天，吳承明被迫離校，轉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繼續學習。時值國難當頭，平津危機加劇，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先生參加由平津學生及醫護人員組成的戰地服務團隨軍服務；次年服務團解散，他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復學。該校系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組成，這裡名師薈萃，先生得以面聆陳寅恪、錢穆等史學大師之教誨，最使他難忘的是陳先生所授“佛典文學”。這裡，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史功底。1940年畢業后，供職於重慶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兼任《新蜀報》主筆和《經濟日報》編輯等職。

1943年冬，吳承明越洋赴美繼續深造，考入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當時，美國經濟學深受盛行的凱恩斯學說的影響，哥大則還保留著J.B.克拉克之遺風。先生學習成績優秀，榮獲“金鑰匙”獎，並成為“Β·Ω·Γ”榮譽學會會員。1946年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與鋼琴家洪達琳（後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結為伉儷。旋任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S.Kuznets，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助手並歸國。此時，庫氏受聘任中國政府資源委員會顧問，吳承明為該委員會經濟研究處專門委員。

1947年初，吳承明任上海中央信託局信託處襄理，兼任上海交通大學、東吳大學教授等，當年發表《中國國民所得和資本形成》論文並被譯載。1949年他的《中國工業資本的估計和分析》被幾種刊物轉載。是年末，舉家 遷北京。先後任職於中央外資企業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處。1958年，他主持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前身）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設立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研究室，併兼任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到文革，研究室被解散，先生也被下放到遼寧盤錦、河北固安等地的“幹校”。1973年底，才獲返京。

1977年起，吳承明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先後擔任該所學術委員會委員、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兼任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80年任日本東京大學客員研究員，1986年任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客座教授。現任學術兼職主要有：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中國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投資史研究會名譽理事長、中華全國工商聯特約顧問等。榮獲國家頒發的社會科學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證書。

吳承明早在作學生時就發表過中國土地問題的研究論文，歸國後主要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及相關問題。四五十年代中心題目是國民所得和產業資本，重點研究先生的研究，時代而言是從近代到明清，有生之年準備上溯宋代；內容來看是從生產、到流通、到市場；再到超出傳統“經濟”概念，對社會結構、制度變遷、思想文化進行系統考察。他認為經濟發展因素有幾個層面：文化傳統（深層次、間接性的）、結構或制度（institution）、交換和流通、生產力水平。僅有經濟發展的“量”不行，必須帶來制度變遷的質變才能呈現社會發展。

吳承明在理論與方法方面有著許多重要論點。他引述熊彼特（J.A.Schumpeter）語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一個獨特的過程，說：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即使是最一般的經濟規律，如價值規律，也不能無條件地適用於任何時代或地區。經濟史研究不是只講純經濟的現象，提出經濟史學家應當有整個歷史學修養，從自然條件、政治制度、社會結構諸方面，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研究經濟發展與演變。經濟學各學派總的方法不外模式法和因素分析法，經濟史則不宜用模式法。歷史上各時代的經濟發展總會形成某種模式，但它是研究的結果，而不是研究的出發點。經濟學日益模型化和數學化，主題狹隘，以至用公式偽裝精確的知識（F.A.哈耶克）、用時間變數來代替思考（R.M.索洛，二人均為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經濟史研究應以實證分析為主，應具體不宜抽象，不宜先立範疇，更不能用範疇填充歷史。對歷史研究來說，提出問題非常重要，而一般不宜假設。經典作家不輕言規律。他還有許多獨到的論斷，常常給人以習慣思維的衝擊，如：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未必就是好的，舉出奴隸制的出現就是如此；再如，萌芽不一定非成大樹，像資本主義萌芽就可能只是萌芽等等。

吳承明認為不能把全部經濟史建立在某種單一的經濟學理論上，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而不是流。經濟史為經濟學提供材料，拓寬視野。經濟史研究一般可以一定的自然條件下的生產力的增長、一定的社會制度下經濟運行的效果作為考察的主線。現今制度史的研究較為深入，而部門史、專題史則有不足，有些經濟部門的發展規律尚待探索，或如資源、技術、生態環境等史的研究尚多屬新構。一部新的經濟史，不是已有文獻和著述的選擇與綜合，而應該在總體上和部分上，在資料、方法、觀點上，都屬新構，代表一個時代的學術水平。

吳承明將方法分為三個層次：世界觀、歷史觀思維方法；歸納、演繹等求證方法；經濟學、社會學等分析方法。在史無定法原則下，提出經濟發展由核心地區向邊緣地區擴散，可考察移民、貿易、交通等及核心與邊緣地區的關係及城市與市鎮研究，有利於展現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總的歷史趨勢是從區域到一體化的整合）、社會學方法（源於社會學的結構理論、行為和功能學說及人口、心態等成為經濟學的內容。可借鑒社會學的整體思考、比較研究、社會底層研究與社會調查方法等）。他很欣賞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長、中、短時段的歷史研究體系，惟其份量大，應分工進行。研究可因對象、條件之不同，採用不同的方法。重要的是該方法本身的實用性和對所研究問題、現有資料的適用性。選用理論，主要是啟發性的，而不是實證性的。沒有一種萬能的方法，而應集眾家之長。

吳承明在治史方法上著意實證主義原則，他認為西方史學界對實證主義的批判，在本體論上是受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的影響，集中針對的是歷史事實的認識論。先生說也應當承認認識的相對性，也許不能終極地認識某些歷史事實，但能不斷地接近它。他認為西方史學迄今並未脫離實證主義，即使一部全部用經濟分析構成的經濟史著作，也首先要求檢驗資料和資料的正確性。但他也認為實證主義不作價值評判是其局限，歷史研究應當有價值評判。不過經濟史學的價值分析頗難，應採用實證分析和規範分析兩種方法。前者是將研究對象置於其產生或運作的具體歷史條件下考慮，即歷史主義的原則；後者則應當用今天的價值觀來分析歷史事物或行為對當時的作用，還包括對後代及今人的影響或潛在效應。五六十年代在美國引邏輯實證主義治史，要求從一般規律和所研問題的初始條件推導出演變的結果，此方法有許多局限性，結論往往是預言性的，並包含目的論和決定論傾向，是不可取的。

20世紀80年代，隨著文革的結束，各種理論、學說紛紛傳入中國。西方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系統論等新的理論方法在中國學術界被借鑒和使用，在史學界也引起一場反思。吳承明先生從80年代初開始即多次在學術討論會上談經濟史研究如何借鑒和使用這些方法，並在《晉陽學刊》上發表了《關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意見》，其後又發表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等一系列討論經濟史研究方法的學術論文，分別從歷史觀和方法論、史料學和考據學方法、歷史唯物主義、經濟計量學方法、發展經濟學方法、區域經濟史方法、社會學方法、系統論方法、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的關係等全方位、多視角的解析了各種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的關係，以及這些方法在經濟史研究中運用的利弊、如何具體使用都作了詳盡的分析和說明。提出了史無定法的宏論，被經濟史學的後輩作為治史的座右銘。

蓄而不露、厚積薄發，構建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新框架。吳先生堅實的歷史學積澱與數理經濟學功底，將經濟學理論成功地運用於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從市場入手對商品交換、價格、貨幣、人口等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構建起研究中國經濟研究的經濟學新框架。《中國資本主與發展史》雖為吳承明與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共同主編，但是因為許滌新先生1988年不幸病逝，實際上從這部書的規劃、設計、重點章節的撰寫、修改全都由吳先生主持完成。而且由於這部書的編寫時間歷時20年，所以待書出版時許多新的研究資料被挖掘出來，為了使這部巨著能夠達到預期的高水平，第二卷和第三卷全部書稿都是吳先生親自修改補充新的資料。

吳承明對中國經濟史研究是全方位的，他不僅是史無定法的倡導者，更是實踐者研究經濟史不要僅僅用經濟學方法、數量方法，要關注制度和文化的作用。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局限於歷史學和經濟學的方法，而且他還關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先生著力于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不僅研究中國的思想文化，同時研究西方的哲學思想，以期從中西比較中探討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根源。

重視思想文化對經濟的作用與影響，從而對經濟思想史頗為注重。他認為經濟思想的產生是對當時經濟制度的懷疑，純粹的經濟思想是對當時經濟思想的懷疑。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偏重文化範疇，與中國哲學史較緊密，要懂經濟史和文化史才能研究。他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有三大問題：義利──價值論、本末──生產論、輕重──流通論。西方經濟學有局限，要總結中國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十分重要。

1、《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1月（有俄文縮譯本）。

2、《舊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主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3月。

3、《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3月（部分內容有英、日文譯本）。

4、《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與許滌新共同主編）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

5、同上，第2卷，《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

6、同上，第3卷，《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以上3卷，麥克米倫出版社將出版英文譯本）。

7、《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卷》前資本主義部分和中國經濟史部分，主編，並撰寫長辭條中國經濟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

8、《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

1、《中國工業資本的估計和分析》，上海《經濟周報》卷9，期8、9，1949年8月（轉載《新華月報》創刊號）。

2、《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述略》，載《中華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11月（有英、日文譯本）。

3、《關於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意見》，《晉陽學刊》，1982年，期1。

4、《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歷史研究》，1983年，期1。

5、《明代國內市場和商人資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集5，1983年2月。

6、《什麼是自然經濟？》，《經濟研究》，1983年，期9。

7、《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內市場》，《歷史研究》，1984年，期2。

8、《市場理論和市場史》，商業部經濟研究所《調研資料》期46，1985年4月。收入《平準學刊》輯3（下），1986年5月。

9、《早期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外部和內部因素》，載章開沅等主編《對外經濟關係與中國近代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10、《中國近代經濟史若干問題的思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期2。

11、《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文史哲》，1991年，期6。

12、《中國封建經濟史和廣義政治經濟學》，載雲南大學歷史系編《史學論文集──紀念李蜒教授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2月。

13、《論廣義政治經濟學》，《經濟研究》，1992年，期11。

14、《論歷史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期2。

15、《論工場手工業》，《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期4。

16、《論二元經濟》，《歷史研究》，1994年，期2。

17、《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經濟研究》，1995年，期4。

18、《十六與十七世紀的中國市場》，中國商業史學會主編《貨殖：商業與市場研究》輯1，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5年9月。

19、《利用糧價變動研究清代的市場整合》，《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期2。

20、《傳統經濟·市場經濟·現代化》，《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期2。

21、《十八與十九世紀上葉的中國市場》，《貨殖：商業與市場研究》輯3。

22、《中國經濟史的系統工程──序林甘泉等9卷本<中國古代經濟史>》，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

23、《區域與區域相關研究──序李伯重〈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經濟史研究〉》英文版，1998年。

24、《中西歷史比較研究──序王國斌〈探索中國特色：中國與西歐政治社會〉》中文版，1998年。

25、《文書材料與微觀分析──序欒成顯〈明代黃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