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征

陳德征

陳德征,浙江浦江人,1926年,陳德征繼任上海《民國日報》的總編輯,隨後又掌握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和文教機關的大權。《中央日報》闖禍,殃及職員,蔣介石二次“御批”:著各機關永不錄用陳德征。

軼聞


1926年,陳德征繼任上海《民國日報》的總編輯,隨後又掌握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和文教機關的大權。紅極一時,他便忘乎所以。一次,《民國日報》發起“民意測驗”“選舉”中國的偉人。揭曉時,第一名竟是他陳德征,第二名才是蔣介石。老蔣一怒之下將陳押至南京,關了幾個月後,“御批”各機關,對陳“永世不得錄用”。
多數文章在介紹陳德征時,戲稱他“民國第一偉人”。王彬彬在《南方周末》上介紹:陳德征,浙江浦江人。1923年與胡山源、錢春江創辦“彌灑社”並出版《彌灑》月刊。1926年任上海《民國日報》的總編輯。1927後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上海市教育局長等職。據說,在陳某執掌《民國日報》時,曾忽發奇想,在報上搞了一次“民意測驗”,“選舉”中國的偉人。
揭曉時,第一名是陳德征,第二名才是蔣介石。蔣介石一怒之下,將陳某押到南京,關了幾個月。但蔣對他的懲罰僅此而已。陳某回到上海灘后,照樣做他的官。
這就是陳德征“民國第一偉人”稱號的由來。而還有一種說法是,測評結果顯示,陳德徵得票低於孫中山高於蔣介石,為“民國第二偉人”,蔣介石盛怒之下關了他三年之久而不是幾個月。
在陳德征之前,負責《民國日報》的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邵力子,據邵力子的孫女邵黎黎介紹:他竟然利令知昏,在他主持的《民國日報》發起民意測驗,選舉“中國偉人”。
他在暗地裡還作了些手腳,自己也想弄個榜上有名,以便日後混跡官場時派上用場。豈知他手腳做過了頭,出榜那一天他的票數比蔣介石還多,竟然名列第二(第一是孫中山)。這一下,闖了大禍,不日即被以“蠱惑民眾、破壞治安”罪革職查辦。
暫押南京聽候處治。關押數月後,人雖被釋放了,卻得了個“永遠不得敘用”的處分。從此,這個蔣介石的大紅人,在上海灘風雲一時的顯赫人物陳德征,也就銷聲匿跡了。
據胡山源回憶:有一天,南京來電報召他進京,他興沖沖地去了。不料到了“國府”,蔣介石並沒有見他,而是請他住到了一個“特別招待所”里軟禁起來。如是者,一去三年之久。
後來,陳德征回憶:“大約三年後,吳稚暉來看我,邀我去街上走走。。這是我三年來第一次走在街上。過了一會,吳稚暉對我說:‘你不用回到現在的依據了,回上海去吧’。就此,我恢復了自由。”

蔣介石“御批”


《中央日報》闖禍,殃及職員,蔣介石二次“御批”:著各機關永不錄用陳德征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陳德征逃難到重慶。寄居他鄉的陳德征在重慶舉目無親,沒有錢也沒有官職,無奈,他想到了《中央日報》的社長陶百川。
當年,陶百川在上海市國民黨部工作時,陳德征對他有過提攜之恩。對此,陶百川很是為難,一邊是恩人的求援,一邊是“高層領袖”蔣介石“永遠不得敘用”的命令,無奈,他求助於上司邵力子。
邵力子是國民黨中常委的元老,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連蔣介石也敬他三分。陶百川寫了個“請部長訓示”的條子,把陳德征推到了邵力子處。
邵力子天生心腸軟,看到陳德征窮困潦倒的樣子,當即在陶百川的條子上批示“酌情錄用”。得到部長的批示,陶百川便給陳德征在《中央日報》社謀了個挂名的主筆。
1942年,英美等國和國民黨商定好戰後歸還租界,此事屬於外交機密,幾方約定同時發布公告。而《中央日報》竟然搶先將此事公之於眾,引起了英美兩國的抗議。
本由國民黨控制的報紙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對此,蔣介石勃然大怒。據《大公報》主筆徐鑄成回憶:蔣下令查辦,並把《中央日報》名冊調去審查,看有無可疑分子,混雜其間。當看到陳德征的名字時,蔣介石火冒三丈,特意批了兩句話:“此人尚未死乎?著各機關永不錄用。”

他人評價


陳德征一生髮表大量“反共擁蔣”的文章,有人說他是“都市流氓”,也有人說他“還有些人氣”。
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報登出專電,說上海特別市黨部代表陳德征在國民黨“三全大會”上提交了一份《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他在提議中譴責當時國民黨法院在審理“政治犯”時太拘泥於證據,往往使“反革命分子”漏網。
陳德征提議:凡經省黨部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如不服,得上訴。惟上級法院或其他上級法定之受理機關,如得中央黨部之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
陳德征的提議讓胡適怒火中燒,以胡適為首的“新月派”知識分子,發起了一場頗具聲勢的“人權運動”,反抗國民黨的專制獨裁。
胡適在文章中呼籲: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定政府的許可權,過此許可權,便是“非法行為”。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定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的保障,有侵犯這法定的人權的,無論是一百五十二旅的連長或國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在胡適的影響下,羅隆基寫了《論人權》、《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專家政治》等文章,梁實秋也寫了《論思想統一》,直指國民黨執政后的恣意妄為、倒行逆施。
陳德征惱羞成怒,在題為《胡說》的文章中斥責胡適:不懂得黨,不要瞎充內行,講黨紀;不懂得主義,不要自以為是,對於主義,瞎費平章;不懂得法律,更不要冒充學者,來稱道法治......不容胡說博士來胡說。
胡適在陳德徵文章邊上批道:“可憐陳德征”,“生平只知有三民主義,只知總理及其遺教,只知有黨,終以為黨是製法的機關。”余英時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一文中對陳德征作了評價:國民黨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中下層幹部大量“光棍化”、“流氓化”,而陳德征便是典型代表......寫的罵人文字充滿了流氣,正是一個典型的都市流氓。
而縱觀陳德征一生,他還堅守了“不做漢奸”的底線,且對自己的國家懷著赤誠的心。在1927年至1930年四年中,陳德征寫了大量“反日”或者研究日本的文章,數量甚至多於魯迅,1928年濟南慘案后,除發表“悼蔡公時同志”外,還在上海《民國日報》發起“反日宣傳運動周”。
陳德征還堅持讓自己的兒子陳星弼認真學習科學技術,為國家做點實事,使陳星弼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胡山源是陳德征的同學,並與陳創辦“彌灑社”,出版《彌灑》月刊,他評價陳德征說:“沒有當漢奸,還有一些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