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萊

1920年2月11日出生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少年時期即投身於反法西斯鬥爭，奧地利共產黨黨員。1939年1月，為反抗德國法西斯迫害、支援中國抗日戰爭，隻身來到中國上海。先後在上海虹口難民傳染病隔離醫院、天津德美醫院、北京道濟醫院、順德府福音醫院、天津馬大夫醫院等，從事抗日救援工作，並四處尋機參加八路軍。

少年時期即投身反法西斯鬥爭，因反對希特勒被特務機關列入黑名單。1939年1月來到中國。1941年，在北平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傅菜通過封鎖線，到達嚮往以久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后被安排到白求恩衛生學校擔任教員。1944年，傅萊調到延安中國醫科大學擔任內科教學工作，同年秋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3年，晉察冀邊區流行麻疹和瘧疾，由於日本侵略軍的軍事封鎖，前線的藥品非常缺乏。傅萊通過向當地老中醫請教，找到了用針灸治療瘧疾的方法，並親自到作戰部隊去進行實驗和推廣，從而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蔓延，取得了邊區根據地戰勝瘧疾流行病的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傅萊利用美國援華委員會寄來的青霉素菌種和部分資料，成功地自製了粗製盤尼西林，緩和了我軍缺乏急需的外傷用藥困難。隨著解放戰爭的進程，不久他帶著X光機和醫療就診器，參加了著名的太原攻堅戰和天津戰役，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搶救了許多的傷員。

解放初期，傅萊在中國西南地區多年的工作期間，經常深入到該地區落後邊遠的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去了解那裡鉤蟲病和地方病的發病情況，並為此撰寫了大量的調查和防治報告。1952年申請加入中國國籍。

1962年，傅萊全家前往奧地利探親，當時就有人猜測，他這次肯定不會再回中國了，但他仍然按期歸來。他曾說：“我在中國參與了一項偉大的實驗，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這個實驗至今還在進行，我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而將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半途而廢。”

1979年，傅萊出任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情報研究所副所長，同時擔任中國生物醫學情報中心網路項目的領導工作。1982年開始，在傅萊積極領導和具體參與下，決定引進美國IBM4361型電子計算機。他從計算機房的基建、圖紙設計，到規劃審批，乃至機房後期的裝修都一一過問，還經常到工地查看質量。終於在1987年建成我國第一個大型醫學文獻計算機檢索系統，結束了我國醫學文獻手工檢索的歷史，為發展醫藥衛生工作提供高質量的文獻、信息服務。

傅萊還採用分步驟和調動各級情報信息員積極性的做法，先後建立起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西北和西南六大地區的信息網路，然後逐步推廣到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當時這一網路的建成，對溝通國內、國際的醫學信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傅萊是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生前多次受到政府的獎勵和表彰，曾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自由勳章、解放勳章，衛生部科學貢獻獎。

他先後在晉察冀白求恩衛生學校、延安中國醫科大學、重慶醫科大學任教；曾擔任晉察冀邊區醫藥指導委員會委員、華北軍區衛生部顧問、

西南軍區軍政委員會衛生部公共衛生處負責人、重慶市衛生局顧問、重慶醫學院顧問、中國醫學科學院顧問、中國醫科大學顧問、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副所長 / 名譽所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圖書館館長等職務。

前妻：李濱珠，生於1921年，中國共產黨黨員，延安抗戰老兵，原奧地利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傅萊的妻子。李濱珠於2007年在傅萊故鄉維也納病逝。

2004年11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他在世時被人們稱作“活著的白求恩”

在擔任晉察冀軍區醫藥指導委員其間，晉察冀邊區流行麻疹、瘧疾等疾病；他不辭辛苦尋找除疾良藥，採用中西醫結合救治了大量抗日將士。在擔任軍隊醫學教員時，他千方百計地克服邊區教材和實驗器材嚴重缺乏的困難，為軍隊培養了急需和

大量的醫務工作人員及高中級幹部。在擔任華北軍區衛生部顧問時，他為緩解部隊急需的外傷用藥困難，成功地研製了初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用於戰傷及感染性疾病治療，是中國在戰爭時期研製使用青霉素的第一人。在解放初期，他長期工作在困難的西南地區為邊遠農村和少數民族的防病治病調查研究奔走呼號。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工作時，他是中國醫學信息現代化工程的倡導人和建設者，為中國醫學信息工程和醫學圖書館事業的現代化，為促進中國醫學信息工作的發展和國際合作交流，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他是所有中共外籍黨員中黨齡最長的黨員

在他65年的中國革命生涯里，即使在長期逆境中也始終不渝地熱愛著他的第二故鄉，默默地為中國民族獨立、民族解放、中國革命事業和醫學事業獻出了畢生的精力，

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兩次婚姻共育有四個子女，晚年時提出要將自己遺體捐獻給中國醫療事業作研究之用，骨灰撒在他曾經戰鬥過的革命根據地河北省唐縣。

姓名來源

當時與聶榮臻元帥見面的時候，要介紹一下名字。在介紹他自己英文名字的時候，聶帥說“你的中國名字叫傅萊”。傅萊就說：“好，我就叫傅萊。”於是，就有了按照名字發音而取得“傅萊”這個中文名字。

為抗日根據地智運藥品

1934年初，理查德·傅萊14歲那年，奧地利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蕭條和日益增長的法西斯勢力而爆發了國內戰爭。內戰後，傅萊秘密地加入共青團，還參加了共產黨組織舉辦的戰傷急救培訓。學醫是傅萊從小的志向，他的父母發現了這點，就想方設法為他創造各種學習條件。當時維也納是世界現代醫學中心，學醫的氛圍非常濃厚。在家人和朋友的幫助下，傅萊後來到了維也納的赫爾茲科勒西特放射專科院和維也納大學皇家附屬醫院，學習放射治療專科技術和實習。

化學課上的一場邂逅讓傅萊更加堅定地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那時他常常到家附近的維也納大學化學系裡去旁聽，在學習期間，他與系裡的共產黨員學生交了朋友。1937年傅萊正式加入奧地利共產黨，他在學校里秘密地宣傳共產主義，在校外參加各種反法西斯主義的地下活動。1938年3月，法西斯德國吞併奧地利后，傅萊因而上了蓋世太保的黑名單。圖片(3張)

1938年底，奧地利共產黨地下組織突然通知傅萊，為逃避納粹蓋世太保的追捕，他必須在24小時內離開維也納。這個消息來得如此突然，傅萊不得不放棄熱愛的醫務工作，忍痛離別了熱戀中的女友，匆匆地告別父母，迅速地踏上了向南開去的列車。他的絕大部分戰友都去了美國，而他選擇了中國，他在學校時就聽說，中國共產黨有著一支自己的軍隊。傅萊逃離奧地利后，經瑞士到了義大利的海港熱那亞，在海上漂泊三個多星期，終於在1939年1月15日到達上海。

天津文史學者張紹祖，詳細描述了傅萊初到中國以及與天津的緣分。當時中國硝煙瀰漫，全面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傅萊在上海先找到一家傳染病醫院就職，然而投奔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才是他此行的最終目的，於是在這家醫院工作不到三個月，他就決定北上，先後在天津德美醫院、北京道濟醫院、邢台福音醫院和天津馬大夫紀念醫院工作。他一面從事抗日醫療救援，一面四處尋找共產黨軍隊。

1940年，傅萊通過保定基督教青年會任職的美國進步人士胡本德，與中共北平地下組織取得聯繫。當時，考慮到他的醫生身份，北平地下黨給他的任務是利用在醫院的便利條件，為晉察冀及平西抗日根據地採購和運送部隊急需的藥品。得到黨組織的指示，傅萊在天津將近兩年的時間裡，不畏艱險和困難，承擔起為抗日根據地運送藥品等物資的重任，並出色地完成了黨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

當年傅萊在天津還有過一個“智運藥品”的故事。天津黨史學者王凱捷講述到，那是1940年的8月，八路軍發起旨在破壞華北日軍佔領的交通線和礦山的百團大戰，戰況激烈，死傷很多。平西抗日根據地急需大量奎寧、消炎粉和紅藥水，因與天津距離較近，為了防範藥品流至抗日根據地，日軍加緊了對天津外出物資的檢查封鎖。恰巧此時德租界商人有一批化妝品要運送到北平，這個消息被傅萊知道了，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優勢，很快與德商取得聯繫，稱自己也有一批物資要運到北平，希望能與他們的物資同行。獲得同意后，傅萊和兩個助手對藥品進行了嚴密包裝，並及時通知北平地下黨派人接站。隨後，他親自護送藥品到天津車站，由於當時日本與德國同屬“軸心國”盟友，因此日軍對這批物資沒有進行嚴格檢查。就這樣，這批藥品在傅萊的安排下，從日軍嚴防死守中神不知鬼不覺地通過了層層關卡，安全地運到平西抗日根據地，支援了百團大戰。為此，傅萊受到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的高度讚揚。

在中國研製青霉素第一人

傅萊果然如聶榮臻所說，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人。1944年，經聶榮臻介紹和中央組織部部長彭真批准，這位奧地利共產黨員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作為一個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也能在中國繼續革命的夙願。

此外，傅萊還是在中國最早成功研製出初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的人。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三年缺醫少葯的時光，傅萊看到太多被轉至野戰手術點時已被病菌感染的傷員，這些人痛苦難耐而又渴望生存的眼神，一次次刺痛著他的心。他愈發深刻地認識到必須要儘快解決抗菌葯問題。得知能治療多種感染性疾病的特效藥青霉素已於1941年在英國用於臨床，1943年美製青霉素已大量用在盟軍各地戰場的消息后，傅萊決定把青霉素引入中國。

1944年冬，身處延安的傅萊通過宋慶齡和美軍駐延安觀察團，請紐約美國援華委員會幫助，向英美有關部門索取青黴菌菌種和相關資料。1945年初，傅萊收到對方寄來的青黴菌菌種和早期學術研究資料，但因為剛問世的青霉素被詡為靈丹妙藥，價格高昂，美國產商對生產工藝嚴格保密，他只能憑著僅有的這點兒資料去摸索。不僅工藝沒有，當時延安的生產環境和生產設備也不盡如人意，擺在傅萊面前的困難可想而知。

然而傅萊帶著兩位助手迎難而上，在延安中國醫科大學開始了研製。沒有培養細菌的恆溫設備，傅萊就和助手造了一台“特大型土製恆溫培養箱”，靠在地下燒火，讓培養箱內達到恆溫的效果；沒有不鏽鋼發酵罐，就用小口玻璃瓶代替；沒有攪拌器和搖床，他們就定時進入恆溫培養間，抱著發酵瓶振搖；沒有空氣壓縮機，就用打氣筒人工打氣；沒有空氣過濾器，就用打氣筒把空氣通過一個裝有無菌棉花和濾布的小管，除菌后再通入發酵罐底部。

經歷了五十多次的失敗后，終於在這個連針都造不出來的窮山溝里，研發出了整個世界都為之驚嘆的科學成果，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初制青霉素。青霉素技術在後來的抗戰中，拯救了無數戰士和傷病員的生命，為支援抗日和解放戰爭取得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上世紀四十年代傅萊（左）在天津德美醫院與院長伯瑞爾夫婦

在這期間，傅萊也收穫了自己的愛情。1945年，他與李濱珠結婚。李濱珠比傅萊小一歲，1921年生於河南偃師縣，1936年參加革命，抗日戰爭爆發，年僅16歲的她來到延安。與傅萊結婚後，長期支持傅萊的工作。

為天津解放做出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后，解放戰爭又打響了。傅萊又從延安來到張家口，負責收編日偽蒙疆醫院，並繼續研製生產青霉素供應前線。此外，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還搶救了許多傷員。王凱捷講到，他帶著X光機和醫療就診器，參加了著名的大同、太原、張家口、石家莊和天津等戰役。在天津戰役中，傅萊作為華北軍區衛生顧問，親臨前線組織傷員救護工作。為確保戰役期間我軍傷員能夠得到及時救治，他根據天津戰役的規模、參戰兵力和特點，及時提出組建多個野戰醫院的提議。在他的積極努力下，天津周圍很快建立了十餘個野戰醫院，同時他還就手術治療、藥品供應和防敵偷襲等問題，進行了周密而細緻的部署，為我軍順利解放天津做出了重要貢獻，受到天津前線指揮部司令員劉亞樓和東北野戰軍後勤部首長的充分肯定。

他生前多次受到政府的獎勵和表彰，曾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自由勳章、解放勳章，衛生部科學貢獻獎。2005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時，並獲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三級解放勳章等。由他兒子代表父親接受了紀念抗戰勝利的金質獎章。

2007年，為了表彰傅萊的歷史功績和弘揚他的國際主義精神，在河北省唐縣晉察冀烈士陵園裡，修建了傅萊紀念墓碑。

2004年11月16日，中國人民忠誠的朋友、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奧地利人民的好兒子傅萊在北京病逝，享年84歲。胡錦濤、溫家寶等國家領導人、奧地利國家總統及駐華大使館、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各界人士敬獻了花圈。2006年2月21日，由中國政協全國委員會出資，奧地利國家總統撰寫碑文，在維也納他曾就讀的學校豎立了傅萊紀念碑。

2007年7月23日，在河北唐縣晉察冀烈士陵園他戰友白求恩、柯棣華的墓旁，傅萊紀念墓碑落成揭幕，三個曾經在晉

察冀八路軍為中國抗戰事業做出偉大貢獻的國際主義戰士，永遠安息在這裡。與此同時，傅萊前妻抗日老戰士李濱珠，在他老家維也納逝世后奇迹般地同日下葬，他們從此永遠長眠於對方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