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先生

私塾先生的從教模式主要分兩種情況：一是自己開辦私塾施教，二是被延請施教。塾師自己開辦的私塾世稱“門館”或“家塾”，即塾師在自己家裡或借祠堂、廟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設館招收附近學童就讀。延請塾師任教的私塾又分三種情況：一是“坐館”、“教館”，即富貴人家獨自一家聘請教師在家設館，專教自家子弟及親友子弟。二是“村塾”、“族塾”，即由一村或一族延師擇址建館課其子弟，有的是一村或鄰村自願結合，推舉有名望、熱心教育的地方紳士為學董，按田畝攤派費用，聘用塾師，擇址設館，教育子弟。三是“社學”、“義塾”或“義學”，即由私人或私人團體創辦並主持、經營和管理的私塾，延請塾師教育當地百姓子女。古代中國私人所辦“義塾”最典型最感人的例子就是清末聊城人武訓通過行乞所辦私塾（學）。

私塾先生的待遇主要由脩金（或等值的實物，別稱“束脩”）構成，此外，還有膳食（即學東提供吃住）及節假日的紅包或禮物等。由於施教模式、私塾先生的學養及聲望、學東家境及態度等不同，私塾先生所獲得的收入多少也存在很大差異。

自開私塾的先生，每至臘尾歲首，就要四處託人招攬學童，費用全靠學生上繳。學童入館前，家長須填寫一張“關書”(即入學志願書)，裡面要特別寫明“脩金”(學費)多少，分幾次交付，並註明“節庚包”(即逢節另送的紅包)除外。有的塾師在一個地方坐館多年，其私塾則被稱作“館地”。私塾先生與學童家長常有來往，如替他們寫信、寫春聯、寫契據、幫辦婚喪喜事等，也得到些額外收入。

被延請作塾師的，其脩金由東家（學東）和塾師商定，食宿一般都由東家供給，當然，在東家供應伙食的情況下，脩金要相應減少。私塾中並沒有寒暑假，全年只有清明、端午各放一天。每年十二月初十前後放年假，至次年正月十五開館，所以素有“先生不吃十二月的飯”的諺語。如東家富裕，出手又大方，私塾先生的日子則好過一些。除一日三餐之外，還會有點心、茶水等供應。有的大戶人家甚至還有傭人專門伺候塾師。一般來說，為了子女的良好教育，大戶人家是不敢怠慢塾師的。《紅樓夢》中的秦邦業望子成龍，只是官囊羞澀，但“因是兒子的終身大事所關，說不得東拼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費見禮，帶了秦鍾到代儒處拜見，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當然，也不乏一些清貧人家，為了孩子的教育而盡砸鍋賣鐵之力，不讓塾師在待遇上受委屈。但如果遇到手頭不寬裕的人家且又吝嗇的，私塾先生也是有苦說不出，既要保持一份清高，又不滿微薄的待遇，很是尷尬。

對於私塾先生在兒童啟蒙教育及以後的人生履歷中所起的作用，古人是非常看重的。一般平民家中往往用紅紙寫上“天地君親師”五個大字供在正屋中，在意寓子女學有所成、家族詩書繼世的同時，也表達出對“師”即他們心目中私塾先生的敬重。明代謝肇淛在其《五雜組》中曰：“訓蒙受業之師，真師也，其恩深，其義重，在三之制與君父等。”但就總體而言，塾師的社會地位是相當低的，明清時期更是如此。戴名世曾說：“師道在今日賤甚，而束脩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正如俗語所謂“家有三斗糧，不當孩子王”，塾師幾乎成了仕途無望的落魄文人的象徵。鄭板橋在其《教館詩》中寫道：“教館本來是下流，傍人門戶度春秋。半飢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囚，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冤讎。”可謂將當時私塾先生的生活狀況及社會地位描述得淋漓盡致。當然，由於學識、人格修養等的不同，私塾先生個體的社會聲望也存在很大差異。一些知識淵博、教學有方的私塾先生往往會獲得較高的社會聲望，如《滇志》所載江西人黃良卿，博學能詩，嘉靖間游宜云南，鄉人延為師，一時士大夫多出其門。有的私塾先生由於學識或人格方面的欠缺，不僅誤人子弟，有時甚至洋相百出。明代田汝成在其《西湖遊覽志余》中載有一則流傳頗廣的笑話，大意如下：有個塾師在授《論語》時，將“鬱郁乎文哉”念成了“都都平丈我”。當新來的塾師念成“鬱郁乎文哉”時，學生都嚇跑了。時人作詩嘲曰：“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鬱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這類笑話極盡貶低嘲諷私塾先生之能事，顯然有惡作劇成分，但不可否認，的確有相當一部分濫竽充數的私塾先生，誤人子弟，在招致世人輕視的同時，也降低了整個塾師職業的社會地位和聲譽。

私塾先生地位雖低，但世人選擇私塾先生的標準卻很嚴格，除了品行端正和學問好之外，還要求塾師教學經驗豐富，“必擇人品端方，學問通徹，不嗜煙賭，而又不作輟、不憚煩、勤於講解者，方足以當此任”。象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之所以無人請他作私塾先生，並非僅僅因為他“連半個秀才也沒撈到”（因為私塾先生中多數為童生出身），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散漫和“好吃懶做”等壞習氣，當然，還有那副酸腐的學究氣。

對於相當一部分私塾先生來說，要教好學生，獲得好的教學聲望，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明代作家朱載堉寫的《醒世詞》中，有一首《教學難》：“教學難，教學難，好將道義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饑寒誰可憐。打他就說不讀罷，不打又說師不嚴。”詩中的“打”字體現了古代私塾先生極其普遍的訓教方式及態度，按照現代教育理念看來當然不科學。不過在古代私塾教育中，“打”是私塾學規及塾師施教嚴厲的重要體現，這種嚴厲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傳統儒家倫理觀念所褒揚的師道尊嚴的教學秩序所要求，一是恨鐵不成鋼的家長們也希望塾師嚴一些。因此，教鞭與戒尺，成為私塾中維持教學秩序震懾頑皮孩童最有效的工具，也是維持師道尊嚴的有力手段。所謂“一片無情竹，不打書不讀，父母若愛你，不必送來讀”，既是塾師的體罰理念，也為家長或社會觀念所認可。只要不是“打”得太過分，“說師不嚴”的家長並不多，相反，更多家長希望私塾先生嚴一些，這一點，與當今眾多望子成龍的家長們的心態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