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拐點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發表了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他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是現代工業部門相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過程，這一擴張過程將一直持續到把沉積在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餘勞動力全部轉移乾淨，直至出現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時為止（這時到來的即為劉易斯第二拐點，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二元經濟完全消解，經濟開始進入新古典主義體系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便是按新古典學派的方法確定的均衡的實際工資。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於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餘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於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餘變為短缺，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1972年，劉易斯又發表了題為《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發展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於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在“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后，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餘進一步增加，農村剩餘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餘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第二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顯然，“劉易斯第一轉折點”與“劉易斯第二拐點”的內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標誌性的象徵意義，前者的到來為後者的實現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條件，但後者的意義是決定性的。對照“費景漢—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階段劃分，該模型中從第一階段轉化到第二階段的過渡點即為“劉易斯第一拐點”，該模型中從第二階段轉化到第三階段的過渡點即為“劉易斯第二拐點”。

劉易斯認為，在一國發展初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式生產的“維持生計”部門（以傳統農業部門為代表）；一個是以現代生產方式生產的“資本主義”部門（以工業部門和城市為代表）。農業部門人口多、增長快。由於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其邊際生產率非常低甚至為零，農業部門出現大量勞動力剩餘。此時，只要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稍大於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資，農業部門就將湧出大量勞動力至工業部門，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無限的勞動力供給。（所謂“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即指勞動力供給曲線在既定工資水平下具有無限彈性。“既定工資”即是農業部門勞動力維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由於在既定工資水平上，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工業部門在實際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將所獲得利潤轉化為再投資，將規模不斷擴大直到將農村剩餘勞動力全部吸收完，這個時候工資便出現了由水平運動到陡峭上升的轉變，經濟學上稱之為“劉易斯拐點”。

人口紅利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於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於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這一點，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

而“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係，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我們面臨的“拐點”更多的是指“初級勞動力”領域，相對應的，以技師、技工為代表的“中級勞動力”數量卻越來越不足，這更加加劇了未來發展的風險。

“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預示著剩餘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即將結束，“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關於“確切的時間”是否2009年，有沒有這麼快，當然見仁見智，但勞動力短缺在中國的出現絕非危言聳聽，它總有一天會到來，而且時間不會很久，“民工荒”就是勞動力市場變化的徵兆。

毋庸諱言，數目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在當下的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這個重要角色出現市場短缺，對於整個經濟大戲的挑戰是巨大的。那種粗放的、低水平的、勞動力密集的經濟增長點，將面臨嚴重的萎縮。

人口發展規律告訴我們，“人口紅利”不可能無限期延續。因此我們必須考慮與“人口紅利”相伴相隨的“人口詛咒”——當我們過分依賴廉價勞動力優勢時，久而久之便會失去創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紅利”枯竭時，處於不可持續發展的境地。這個意義上，“劉易斯拐點”不啻為一種“倒逼”，跨過這道坎，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一番嶄新的廣闊天地。

同樣，因為“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無可避免，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著一場“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術含量的增長點，該萎縮的儘管讓它萎縮；那些僅僅看重我們廉價勞動力的資本，該走的儘管讓它走——丟掉這些並不可怕，只要我們能夠實現產業升級，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把傳統製造業改造為先進位造業，提高核心競爭力。

“劉易斯拐點”是形成一個健康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良好契機。一方面，民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短缺或制度短缺，這就需要我們在保護民工權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強教育供給，尤其是職業技能教育供給，提高勞動力質量和水平，滿足產業升級后的勞動力市場需求。

專家提醒：沿海、珠三角地區“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 產業調整尤應注意力度

2008年8月3日，暨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捷在“全球視野下的廣東現代化之路”學術論壇上提出了“‘劉易斯拐點’出現，讓珠三角“民工荒”提前了20年”這一觀點，他特別提醒，廣東實行產業轉移時，調整要適度，以防過多密集型產業倒閉。

張捷說，廣東如果要實行產業調整，首先要考慮清楚對現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何處置。既不能全部關掉，也不能全部向內地轉移。他認為，廣東實行產業轉移時，調整要適度，以防過多密集型產業倒閉，以致重新回到勞動力大量過剩的局面，也即“劉易斯拐點”逆轉。

他認為，政策一定要適度，給勞動密集型產業一個空間。可以考慮就地升級，向自主品牌、高附加值發展。不過，人力資本要求比較高，在創新環境和制度文化等方面也必須作出調整和改善。

簡而言之，在“劉易斯拐點”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漲工資也會有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在“劉易斯拐點”之後，是工作求人，不漲工資就找不到合適的員工。春節后，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東珠三角地區用工缺口達200萬。常年約有1200萬農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現了“用工荒”。“有專家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為內地普遍現象，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加速喪失優勢”。這是否說明中國已經出現“劉易斯拐點”？（2010年2月21日《武漢晚報》、《新快報》）早在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就曾提醒：我國的勞動力正由過剩向短缺轉變，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的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當時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出現的“招工難”，也為這種觀點提供了部分驗證。沒料到隨後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外部需求萎縮，出口加工業收縮，大批農民工被迫返鄉，有機構預測就業崗位缺口達千萬個之多。一時間，“劉易斯拐點”之說似乎不攻自破。

可是，隨著經濟強勁反彈，“保增長”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從沿海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之勢。其實，如果不是將“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機械地設定在某個時間點，而是將其視為一個過程，經濟危機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後“拐點”的出現；那麼，判斷中國正在或即將出現“劉易斯拐點”是基本符合實情的。

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作是勞動力市場為“劉易斯拐點”拉響的警號。對於這一警號，在勞動力市場中交易的企業和農民工的反應敏感而迅速。比如，在地處安徽的廣德開發區，“我們這裡的工資水平基本跟江浙一樣，待遇並不差”；開發區內企業給工作中的年輕工人播放流行音樂；新一代農民工選擇在家鄉打工；等等。倒是身處市場之外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千萬不要誤解了這一警號。

一種看法認為，“用工荒”並非意味著傳統勞動力密集產業加速喪失優勢。且不說中國製造業的工資水平還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優勢不會立刻喪失；更不用說中國的勞動人口總量巨大，有一種預測數據顯示，到2030年仍有9.7億，比現在的總量還要大，屆時勞動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67%，仍高於絕大多數發達國家（2010年）。因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雖然斷言“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卻仍認為“我國在勞動力供給方面的優勢會長期保持”。

與此同時，有專家根據2011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認為人口紅利窗口將提前關閉，原因是中國少兒撫養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於此前的預測，中國勞動人口存量將於2015年前後開始下降，即確認人口紅利的消失。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巴曙松就認為，中國進入人口紅利窗口關閉期。如果此時中國能夠順利改善收入分配狀況，越過庫茲涅茨拐點，則將有助於中國較好的越過這一變化帶來的挑戰。

徠探尋日本、韓國規律，高勞動人口佔比、低撫養比的人口結構優勢都在劉易斯拐點出現後繼續支撐經濟發展，這一過程大約是30年。但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是：這一期限可能只有10年，即2004年開始進入劉易斯拐點時期，2015年人口紅利窗口就要關閉。

兩大拐點的接踵而至，將直接導致如下後果：一是，勞動者工資上漲將推動價格中樞的上升，勞動力供給充分條件下的低通脹態勢將不可持續。二是，越過拐點后經濟增長中樞將出現系統性下降。三是，勞動力供給約束將改善國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勞動報酬佔比上升，從而帶動消費興起。四是，消費上升將導致儲蓄下降，投資增速將出現下降，經濟增長的動力將由投資轉向消費。五是，收入分配將更趨合理，為順利越過庫茲涅茨拐點提供動力。

庫茲涅茨曲線是指在一國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倒U型關係。隨著一國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將趨於擴大，當經濟水平達到較高程度時，收入差距將開始縮小。庫茲涅茨拐點就是倒U型曲線的頂點。這顯示經濟發展的關注點從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轉化。能否成功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越過庫茲涅茨拐點，是一國能否擺脫中等收入陷阱，躋身高收入國家的關鍵。

由此看來，中國未來經濟的持續增長驅動力取決於庫茲涅茨拐點能否如期到來。如果兩大拐點的越過改善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狀況，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臨界點的提前到來，那麼在到達這一臨界點后，能否成功跨越則不僅取決於市場力量，更取決於政府政策。如果此時中國能夠順利改善收入分配狀況，越過庫茲涅茨拐點，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前兩大拐點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就業群體，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千萬不可將“用工荒”的警號誤解為政府可以放棄積極的就業政策，恰恰相反，勞動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約束，還不能完全自由流動。“民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和制度的短缺。政府應將“用工荒”作為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契機和動力，改革稅收制度、戶籍管理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提供農民工子女就學、職業技能教育等公共產品；而不是通過修改法律等手段將政府責任轉嫁給企業。

美國銀行-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發表報告認為，未來幾年（2011年後），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穩步上升，中國進入“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時，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升幅將會增至4%左右。

同時，曾擔任花旗亞洲首席經濟學家的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黃益平也認為，一度低成本勞動力充裕的中國正在邁向“劉易斯拐點”，這種態勢可能迫使一些製造商轉向印度和越南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集中在中國的全球製造業活動可能轉移到其他地方。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認為，從理論上來說，可以推出中國的勞動力紅利（劉易斯拐點）能夠延續到2015年以後，但是現在好像拐點提前到來了。從停工事件來看，這種拐點實際上已經到來，根本原因就是現在的泡沫經濟。現有的工資水平無法保障工人正常的生活，所以要倒逼著漲工資，這樣的倒逼等於吞噬勞動力的紅利。本來在供大於求的環境下，只有過劉易斯拐點以後，工資才會出現一個迅速上漲的局面，但是今天這一切提前發生了，起碼提前了4到5年，這種因素很明顯就是泡沫經濟帶來的。

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高路易認為現在斷言中國剩餘勞動力消失還為時過早，不僅在農村，城市也有剩餘勞動力。對勞動力過剩現象消失，工資、消費價格和通脹開始上升的擔憂過度，混淆了勞動力需求的周期性上升和人口結構的變化，沒有把加薪事件放在過去的工資上漲、勞動生產率和整體經濟增長的大背景中來看。

世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韓偉森和巴克萊資本中國經濟研究主管彭文生認為，“劉易斯拐點”可能是一個持續多年的漸進過程或轉折階段，而不是一個突然的變化。不過，彭文生表示，隨著政府對農村地區發展的政策支持和未來幾年工作適齡人口的急劇增加，工資儲備將上升，這可能將加速拐點的到來。隨著勞動人口增長放緩和投資率的逐步下降，經濟增長可能減速。但是，受益於基礎設施投資和年輕勞動力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有可能會成為一個抵消力量。

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國在劉易斯轉折過程的初期，應該盡量避免資本深化的過早發生，應該通過勞動力使用傾向的創新，保證豐富的非技術勞動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當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不存在，實際工資開始大幅度上升時，在經歷了資本淺化式增長之後，才出現資本深化。這正是日本的成功經驗所在。

我國的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還相當大，農業勞動力在總的就業人口中的比重超過50%，這一現實決定“劉易斯轉折點”在我國將表現為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決定了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不能放棄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發展戰略，而應根據國際產業的變動情況，實行勞動力的使用創新，提高工業對勞動力的吸納水平。

通過對勞動者的培訓，用質量替代數量，將成為預防勞動力短缺的未雨綢繆之舉。在現階段，對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做好農村初高中畢業未能繼續升學的新生勞動力和退役后返鄉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其次，加強對有意願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者的勞務輸出培訓以及在崗農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訓，進一步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實用性和靈活性；同時，充分發揮勞動保障部門職能優勢，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對進城登記求職的農民工提供免費的職業指導、職業介紹和政策諮詢等服務，推行“技能培訓、就業服務、權益維護三位一體”工作模式，促使農民工平等就業、素質就業、穩定就業。

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企業可以非常容易地獲得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企業處於主動地位，而勞動者處於被動地位。在經濟進入“劉易斯轉折點”之後，勞動力資源逐漸變得稀缺，獲取和維持必要的勞動力資源成為企業制勝的重要環節，這為提高勞動者地位，形成新的勞資關係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新的勞資關係中，企業要想長期擁有自己需要的勞動力資源，就必須善待勞動者。當然，善待勞動者並不是僅僅有利於勞動者，而是能夠達到“勞資兩利”的效果。因此，政府應通過精神獎勵和物質刺激，積極鼓勵和引導企業加強勞動力保護，形成新的勞資關係，善待勞動者，並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創造勞資兩利的新局面。

與城市職工相比，進城農民工的面臨的勞動環境和社會處境較差，比如勞動時間長、勞動合同簽約率低、社會保險參保率低、子女入學難等。因此，需要給進城農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以使廣大農民工能和城市職工公平競爭，並解決家庭的後顧之憂。

這就要求政府應轉變觀念，適應市場經濟、城市化和經濟全球化要求。首先，對農民工與城市戶籍人口一樣履行公共管理職責，保障其合法權益和人身安全；其次，規範企業用工制度，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第三，清理、整頓、取消各種對農民工的證卡制度和亂收費等不合理規定；第四，妥善解決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第五，國家還應加大教育的投入，解決農民工子女城市入學問題。

第十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發展經濟學的成就者、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領導者和先驅--劉易斯全名為威廉·阿瑟·劉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於1915年1月23日出生在原英屬西印度群島聖露西亞島（現為聖露西亞共和國）一個黑人移民的家庭。1932年，劉易斯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經濟學，1937年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40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1948年，劉易斯到曼徹斯特大學擔任斯坦利·傑文斯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1951年任聯合國總部不發達國家專家小組成員，1957～1959年任迦納共和國總理經濟顧問，1959～1960年任聯合國特別基金的代理人，1959～1963年任西印度大學第一副校長，1970～1973年任加勒比地區開發銀行第一總裁。1963年被英國女王晉封為勛爵。同年應邀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從1968年起他在該校公共和國際事務的伍德羅·威爾遜學院擔任詹姆斯·麥迪遜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併兼任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聯合國皮爾遜委員會成員。1986年，劉易斯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住在巴貝多島上，住所就在西印度大學的科維·希爾校園附近。1991年，劉易斯在他的住所去世。劉易斯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就開始了對發展中國家貧困及經濟發展速度緩慢的內在原因的研究，他所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經濟”模型理論為他贏得了極大的聲譽並引起了廣泛的科學辯論，由此形成了對劉易斯原來的前提的一系列發展和補充，該模型亦被運用於實際以驗證其應用性。有趣的是劉易斯的簡單模型分析不只表明了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本原因，也有助於對第三世界各國的歷史和統計發展模式做多方面的透視。

《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經濟增長理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