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空戰
成都所發生的空中戰爭
成都是四川省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它也是日寇在武漢會戰后,實施“政略攻擊”的重要目標之一。在整個抗戰期間,成都遭受敵機空襲的損失僅次於重慶。
成都空戰
1938年11月8日,敵機18架首次空襲成都,在外北機場及外南機場投彈百餘枚,在南門炸死衛兵1人,傷3人,我空軍曾起飛迎擊。15日,敵機17架在成都外北機場投彈數十枚,炸死1人,炸毀房屋1間。
1939年,敵機於5月8日、6月11日、10月1日、11月4日轟炸了成都。其中,以6月11日轟炸造成的損失最大。是日下午7時30分,敵機27架從東北方向成品字形向成都襲來。早已接到情報在高空巡邏的中國國民黨空軍第五大隊,在大隊長岑澤鎏率領下撲向敵機群,與敵機展開成都上空的第一次大空戰,擊落敵機3架、擊傷數架。由於空戰發生在黃昏,我空軍捕捉目標不易,乃使敵機竄進成都上空,並在市中區鹽市口一帶投下了大量炸彈和燃燒彈,引起大火。是日,成都市民被炸死226人,傷五人,損毀房屋4700多間。被毀房屋中,除平民住宅和工商店鋪外,還有華西大學、省立成都師院、華陽縣中學等文化機構。
1939年11月4日,敵重轟炸機54架分兩批空襲成都。第一批27架,以縱隊密集方式竄至我空軍轟炸機基地——鳳凰山機場投彈。第二批27架,以品字型密集的方式,竄至我空軍戰鬥機基地——溫江機場投彈。然後,兩批敵機轉向成都市中區投彈。是日,中國國民黨空軍第五大隊分兩批迎敵:第一批是第17中隊、第27中隊的蘇制H-15戰鬥機14架,在成都至溫江上空巡邏;第二批是第26中隊的H一16戰鬥機6架,由副大隊長王漢勛率領,在溫江上空布防,第29中隊的H-15戰鬥機9架,由隊長馬國廉率領,在成都上空布防。
當敵機第一批27架轟炸機從4000米的高度進入我空軍警戒圈時,被我空軍第26中隊的段文郁首先發現,立即發出攻擊信號,率僚機石干貞從敵後上方的高空俯衝下去,作上下左右各方的猛攻。段文郁緊追敵機至成都東北70公里的中江縣上空,終於擊落敵機1架。段文郁也遭敵密集火力攻擊,腿部負傷,因失血過多,昏迷於機中,以致墜落於金堂縣附近犧牲。
第29中隊在成都郊外,與從西北向東南飛行的第二批敵機遭遇。第29中隊副隊長鄧從凱率先撲向敵機群的領航機,經激烈戰鬥,將其領航機擊落於簡陽縣三岔壩的觀音橋約10餘公里的山坡上。事後,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派劉景軾前往敵機墜落現場對飛機殘骸進行檢查。劉景軾組織民工將殘機抬運至仁壽縣文公場,再由汽車運回成都,並將在機上檢查到的文件、地圖及3張圖片親自交給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經有關部門翻譯查核,證實鄧從凱所擊落的敵機為敵第十三海軍航空隊司令長官奧田喜久大佐的座機。奧田喜久大佐是日本海軍航空兵的“轟炸機之王”,是被中國國民黨空軍在空戰中擊落的最高指揮官。鄧從凱在攻擊奧田喜久大佐的飛機過程中,亦遭數架敵機圍攻,身負重傷,飛機撞在仁壽縣向家場的一棵大樹而英勇犧牲。鄧從凱是中國國民黨空軍的王牌飛行員之一,生前曾創擊落敵機3架半的紀錄(另一說是5架人1940年初,日本為了迅速結束侵華戰爭,迫使中國人民投降,制定了代號為“101號作戰”的陸海軍聯合空襲作戰計劃,妄圖通過對我大後方重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恐怖性轟炸,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
日寇對成都的大轟炸,主要集中在5、7、10這三個月中。5月18日和19日,敵機連續兩次夜襲成都,中國國民黨空軍第五大隊飛行員林日尊在18日空襲結束返航時,因夜色茫茫,墜落於成都東門外獅子山殉職。7月24日午後,敵機36架空襲成都,投彈135枚,轟炸區域為城東一帶,炸死103人,炸傷114人,房屋被毀3425間。是日,我空軍在空戰中擊落敵機1架。
進入10月,敵機對成都的轟炸達到高潮。4日,敵轟炸機27架,在27架戰鬥機掩護下,於9時左右侵入成都市上空,由北較場一直轟炸到新東門城牆,投彈33枚,炸死我平民32人,炸傷79人,損壞房屋139間。由於1940年9月13日,日寇首次使用最新製造的零式戰鬥機與中國國民黨空軍交戰,致使我空軍在重慶壁山空戰中損失慘重。我空軍為減少無謂犧牲,保存實力,不得不採取在敵機空襲時起飛避警的方法,避免與敵機正面交鋒。
是日,我空軍本與敵機交戰。中國國民黨空軍第18中隊飛行員王其在起飛避警時,因發動機故障,未能跟上隊伍,遭3架敵機圍攻,墜落於雙流縣境內的大腰塘殉職。石干貞在雙流上空遭敵機兩架攻擊,交戰中被敵擊落陣亡。
5日,敵機36架再次襲擊成都,投彈48枚,轟炸區域為今成都劇場一帶。炸傷47人,炸死50人,損毀房屋551間。
12日午後2時,敵機29架來犯,投彈101枚,轟炸區域為皇城暨西北城區,炸死114人,炸傷95人,損毀房屋1272間。平安橋街天主堂、馬道街法國聖修醫院均被炸毀。
27日午後2時,敵機21架來犯,投彈100枚,轟炸區域為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一帶,炸死32人,炸傷26人,損毀房屋897間。市國立民眾教育館、甫澄紀念醫院、王銘章上將的銅像基石被炸。
11月26日,敵機53架分3批空襲成都。中國國民黨空軍轟炸總隊和空軍士官學校的飛機奉命疏散。戰鬥機則分3群飛向鞏崍以西待命,途中與敵機群遭遇,發生戰鬥,我機被擊落5架。飛行教官萬應芬、分隊長王自潔、飛行員劉文林、石大陸,轟炸總隊軍官附員李維強、邢達等犧牲。
至1940年底,中國國民黨空軍僅剩下各式飛機65架,而日本空軍在中國戰場上繼續保持數百架的絕對優勢。中國國民黨空軍實際上已無力抵抗日本空軍的進攻了。
1941年3月14日,中國國民黨空軍第三軍區司令部據報敵機20多架已飛過沱江向成都侵來,遂令中國國民黨空軍第三大隊的H-15戰鬥機11架、第五大隊的H一15戰鬥機20架起飛迎戰。我機群與敵機群在崇慶、雙流上空遭遇,當即發生空戰。此役,由於情報有誤,以為敵無零式戰鬥機護航。結果,在我機群向敵轟炸機編隊發動攻擊時,敵整整一個中隊的零式戰鬥機突然出現。空戰結果,我機被擊落8架,第五大隊大隊長、歸國華僑黃新瑞、副大隊長岑澤鎏、中隊長周靈虛、分隊長江東勝、飛行員任賢、林恆、袁芳柄、陳鵬揚等8人犧牲。是役,是中國國民黨空軍自抗戰以來,在空戰中又一次最大的損失,僅次於“九一三壁山空戰”。
至此,中國國民黨空軍的主力飛行員85%以上已經損失。事後,成都空軍司令楊鶴霄因指揮無力被撤職。第五大隊被撤消番號,改稱無名大隊,隊員一律配帶“恥”字臂章,以示不忘中國國民黨空軍的奇恥大辱。
1941年7月27日,敵機對成都的轟炸達到抗戰以來的最高點。當日,敵機分別從運城機場和漢口機場起飛108架飛機。分4批,每批27架,對成都進行連續轟炸。被炸區域主要為調堂街、少城公園、鹽市口、春熙路一帶,中彈街道達82條。日機共投彈358枚,炸死575人,炸傷632人,毀壞房屋3585間。這是自抗戰以來,成都遭敵機轟炸損失最嚴重的一次。
8月11日,敵機又利用月光兩次夜襲成都。晨5時10分,敵偵察機1架、戰鬥機9架轟炸機7架侵入成都市區,並低空攻擊太平寺、鳳凰山機場。當敵機轉至溫江、雙流機場掃射時,在溫江附近與我無名大隊第29中隊的4架飛機和第四大隊的1架飛機遣遇,發生空戰。是役,我空軍擊落敵機1架,而自己損失慘重,被擊落4架。副隊長譚卓勵、分隊長王崇士、黃榮發,第四大隊飛行員歐陽鼎分別在溫江、華陽、新律、仁壽等地被擊落陣亡。我機場上也有7架飛機被炸毀。
8月31日,敵機27架空襲成都。此後,日本大本營為了籌劃對美作戰,遂結束了1941年的夏季攻勢。9月2日,敵海軍第11航空隊撤回原基地。9月12日起,敵陸軍航空隊也停止了對內地的攻擊。
敵陸軍航空隊停止了對內地的攻擊。
抗戰時期,除重慶外,日本轟炸最多的就是四川的省會、西南重鎮成都了。其間,在成都地區上空,中國國民黨空軍和日軍發生了多次空戰。
記者曾走訪了中國航空史研究會顧問陳應明先生,獲悉了幾次在成都發生的著名空戰。
從東御街打到華西壩
武漢會戰結束后,中國國民黨空軍主力撤退入川,最初主要將戰鬥機配屬重慶,以保衛陪都,又將裝備蘇製圖波列夫SB-2、伊留申DB-3轟炸機的我空軍1大隊及蘇聯志願隊轟炸機大隊主力駐留成都,並適時出擊,給予反擊。
1938年11月8日,日機18架首次空襲成都,在鳳凰山機場和太平寺機場投彈逾百枚。15日,敵機17架又空襲成都鳳凰山機場。后因氣象原因,停止了對成都和重慶的轟炸。
1939年5月3日,日以海軍航空轟炸機進襲重慶為序幕,恢復了對四川的轟炸,5月8日,日本海軍航空隊第2聯空轟炸成都。6月11日,日海軍第1聯空第13航空隊再次襲擊成都,為了達到最佳效果,此次日軍首次選擇了下午起飛,黃昏時節臨空。當時遂寧、金堂方向最先得知,併發出警報,中國國民黨空軍5大隊盡數起飛27架戰鬥機爬升到4200米高度巡邏等待攔截敵機。19:30,17中隊岑澤鎏隊長率先發現敵機9架呈品字型編隊飛臨上空,當岑澤鎏俯衝佔位后發現這是敵海軍的三菱96陸攻轟炸機,便將編隊中最前面的敵總領隊指揮機咬住一陣射擊,成都上空的首次大空戰就此展開。等他完成第一輪攻擊自敵機群中脫離時,發現敵總領隊長機機體已經開始冒著白煙,知道敵機油箱開始漏油,他又拉起后再次攻擊,追逐敵機達10餘分鐘后返航。與此同時,他的2架僚機也俯衝攻擊敵編隊最左側的中隊,其中飛行員葉惠強抓住1架敵機,從成都市區的東御街一直打到華西壩東南。經過20分鐘的追擊,眼見敵機已經冒煙下降,但此刻葉惠強卻被敵右側編隊火力所傷,一彈穿過左肘,血流不止,只好返航。
經過5大隊的輪番攻擊,敵轟炸機難以支持,倉促間在鹽市口一帶投下部分炸彈,向東南方向逃跑。是役,敵機共炸死平民226人、傷32人,毀壞房屋4700餘間。我擊落敵96陸轟炸機3架,擊傷數架,自己無一損傷。
擊落日機“轟炸大王”
9月4日,日本海軍第一聯合航空隊經回國休整和補充之後,再次來華,返回漢口機場。這樣,漢口航空基地就集中了日本海軍航空隊第1、第2聯合航空隊和陸軍第3飛行團的200餘架各式飛機,日軍襲擊中國內地的飛機大部分也都是從這裡起飛。1939年蘇聯志願隊轟炸機聯隊來華后,我遠程打擊能力得到進一步增強,於是中蘇空軍決定聯合行動,對漢口機場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攻擊。
10月3日9時,事先進駐四川的蘇聯志願航空隊轟炸機隊由成都太平寺機場起飛9架DB-3型轟炸機,每機攜帶100公斤炸彈10枚,前往襲擊武漢日據王家墩機場,日軍對中、蘇長途襲擊能力估計不足,在王家墩機場上停放了逾百架飛機,且毫無準備。12時35分,機群飛抵漢口,恰在此時,日本海軍木更津航空隊的6架新到達的96陸攻轟炸機剛飛到機場。日本第一聯空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將等軍官都在戰鬥指揮所門前迎接。恰在此時,我機群同時飛臨並實施轟炸,由於事前準備了詳細的機場資料,因此轟炸時僅作一次通過即投放了全部炸彈,機場立即成為一片火海。日海軍木更津航空隊副隊長石河中佐、鹿屋航空隊副隊長小川中佐及士官5名當場轟死,冢原二四三被炸掉左臂。40多架飛機被炸毀,油庫和航運器材庫一部分也被炸毀。日軍事後估計損失在2000萬日元以上,而蘇聯飛機僅一架負傷。在轟炸中敵機數架曾強行起飛攔截,當蘇聯空軍轟炸完畢后,日海軍飛行員坂井三郎又找到一架完整的96艦戰機升空追擊,我機以嚴密火力阻擊,敵雖尾追100公里,仍無功而返。9架轟炸機於下午15時40分悉數返航,降落成都太平寺機場。
10月14日上午8時30分,蘇聯志願隊航空隊以20架DB-3轟炸機再次出現在武漢王家墩機場,此次各機根據上次轟炸的經驗,除攜帶炸彈外,又追加50公斤燃燒彈和14公斤殺傷彈多枚;12時30分,第二批6架抵達,此戰共炸毀日本轟炸機66架,戰鬥機37架,炸死日本飛行員60餘人及陸海軍官兵300多人,在當時,這是日本遭受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擊。
日本海軍為報復,11月4日,派出了在武漢的所有96陸轟炸機72架,由第13航空隊司令“轟炸大王”奧田喜久司大佐指揮,直奔成都。中國國民黨空軍的地面情報網得悉報警,5大隊等部分兩批出動攔截,17中隊的7架法國製造道瓦丁D510戰鬥機和27中隊7架伊-152首先起飛。在成都和溫江間巡邏待戰,隨後29中隊的9架伊-152也在成都附近待戰。敵第一機群在成都市區正北的鳳凰山投彈,第二機群則前往轟炸成都西面的溫江機場(現黃田壩機場),我機分頭應戰,在鳳凰山上空4000米高度處,27中隊首先和敵機交手,由於防空預警給了飛機員足夠的時間,機群得以事先爬高,從高處俯衝攻擊敵機。第一次衝擊后,27中隊又從後方在同樣高度再次攻擊,接著17中隊裝備機炮的D510登場。這一次,他們採用平飛狀態迎頭方式攻擊日機,以發揮20毫米機炮的強大火力。數發20毫米彈便立即使其右翼起火,並擴展到機身油箱,該機爆炸。17中隊飛行員見狀大喜,又翻身從後面攻擊日機,敵機群中四處起火,這邊,29中隊的副中隊長鄧從凱率先沖入敵機群,咬住敵代隊長機不放,只可惜伊—152僅有762毫米機槍4支,火力不足,鄧從凱從成都上空一直追到南面的仁壽與簡陽交界處才將敵機擊落,而他的座機也中彈多處,迫降時在仁壽縣向家場撞樹犧牲。26中隊飛行員段文郁在激戰中腿部中彈2發,仍追擊敵機,將其擊落於中江縣境內,段文郁也因為失血過多昏迷,飛機失控墜毀在金堂縣境內犧牲。
事後,根據現場調查,在簡陽擊落的敵96陸攻正是號稱“轟炸大王”的敵13航空隊奧田喜久司。
悲壯的3·14空戰
1941年3月14日,日軍得悉中國國民黨空軍換裝成新型的伊-153戰鬥機后,派出12航空隊12架零式戰鬥機從宜昌出發,護航10架97航攻(B5N1)水平轟炸機再次前來成都尋戰。恰中國航委會也想試驗一下寄予很大希望的蘇制新機的戰鬥力,5大隊遂奉命會同3大隊28中隊共出動31架伊-153出戰,迎擊零式。是役,中國國民黨空軍從上到下都很重視,由黃新瑞大隊長率領9機編隊、副大隊長岑澤鎏編隊11機、28中隊周靈虛中隊長率領11機前往迎敵。與敵機12架零式戰鬥機在雙流機場附近相遇,隨即展開激烈空戰。起初,我挾以逸待勞之勢在高空待戰,佔據了高度優勢。敵機初到,正全力向地面雙流機場搜尋我停留的飛機,未及注意我機群奇襲,因此一開始我佔據了主動。但是,在隨即的戰鬥中,由於敵零式戰鬥機的格鬥性能良好,水平盤旋半徑、爬升率和最大速度等性能都遠在我伊-153之上,因此,日本零式戰鬥機居然很快從遭奇襲、高度低、被咬尾的一系列不利局面中擺脫出來,利用其遠勝於我的機動性反超。混戰中,敵擊落我機多架,岑澤鎏被當場擊落在雙流機場邊,人機同殉。黃新瑞也負傷迫降於蘇碼頭,雖經地面人員搶救,終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此外,支持5大隊的3大隊28中隊周靈虛隊長和飛行員袁柄芳也在空戰中犧牲。在這場空戰中,中國國民黨空軍被擊落8架伊-153,連帶迫降損失共計16架。至此,空軍主力飛行員85%以上已經損失。
也許說重慶上空的鷹更合適。二戰時期,重慶就曾被譽為亞洲倫敦,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蘇、英、法等三十餘國駐華使領館及韓國流亡政府臨時總統府駐節重慶,塔斯社、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等世界著名通訊社、報社以及中蘇文化友協、美國援華飛虎隊等幾十個反法西斯國際機構、團體也先後在重慶派駐機構。就像德國法西斯轟炸倫敦一樣,重慶也遭到了日寇最頻繁的空襲。
但就只聽說過倫敦上空的鷹而沒有聽人用重慶上空的鷹來形容過這段歷史。因此,編輯《抗戰時期的成都空戰》這篇文章時,我的眼前便總出現成都上空的鷹的畫面。
作為一個四川人,我過去一直以為抗戰離我們相當遠,沒有淪陷、沒有地道戰、沒有決戰。提到抗戰,我會很快想到東北抗日聯軍、平型關大捷、太行山根據地、東江游擊縱隊、台兒庄大戰、黃河花園口、長沙大火、湘桂大撤退、滇緬公路等。
其實,如果我們對歷史有更多的了解,會發現,八年抗戰,四川(包括重慶)子弟三百餘萬奔赴前線,中國軍隊陣亡將士中,川渝籍將士佔五分之一。我曾看過很多資料,作為大後方,從1941年到1945年,四川(包括重慶)共支持國家抗戰糧食八千四百四十三萬零七百四十八石,佔全國征、捐、借糧食總量三分之一。十萬青年十萬軍,各階層民眾獻金獻銀,就如樊建川講的,四川是背負抗戰的“壯漢”。而今看到1939年6月11日,成都上空首次大空戰,中國飛行員葉惠強抓住1架敵機,從成都市區的東御街一直打到華西壩這樣的歷史細節,就更覺得這段歷史離我們實際上是這樣的近。
這並非是要特彆強調四川在抗戰中的作用。只是想說,那些抗戰時期為國捐軀的每個人、每個細節,都令我們感動,都值得我們銘記。
2004年歐洲隆重紀念諾曼底登陸60周年,國人感慨之餘,也在思考用什麼方式來紀念我們的抗戰60周年。說倫敦上空的鷹,而不說重慶上空的鷹,跟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從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開始一樣,是歐洲中心思想在作怪;而怎樣紀念我們的抗戰勝利則由我們自己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