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謀

權變的謀略，機宜之法。權為利，謀為智，權謀乃為利智之法。

1.[(political)tactics]權變的

①《荀子·君道》：“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

②《荀子·王霸》：“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

③《六韜·上賢》：“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

④《漢書·藝文志》“兵家”有“兵權謀十三家”，謂：“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⑤陳殘雲《山谷風煙》第一章：“徐潤山憑了祖業與縣太爺勾結，販賣煙土，霸管公堂，是個善於耍弄權謀的土霸。”

2.隨機應變的謀略。

①《漢書·五行志中之下》：“朱博為人強毅，多權謀。”

②《後漢書·張宗傳》：“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

③唐 王昌齡《箜篌引》：“簏讀兵書盡冥搜，為君掌上施權謀。”

④明 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一回：“操幼時，好遊獵，喜歌舞，有權謀，多機變。

在歷史上，對中國的智慧、謀略、政治有影響的學派雖有十幾家，但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國的智慧和政治雖然常常呈現出紛紜複雜的狀態，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只要掌握了這三家的思想精核，也就把握住了中國的謀略和智慧。

儒家的智慧是極為深刻的。它是一種非智謀的大智謀，其運謀的方法不是謀智，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樣直接以智慧迫使對方服從；而是謀聖，即從征服人心著手，讓人們自覺自願地為王道理想獻身。用今天的話講，就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為人們描繪一幅美好的藍圖，並百折不撓地到處宣傳這種理想，直到人們心悅誠服。其實，這已經不是儒家謀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謀略比別的學派的謀略狡詐，在這裡，它已經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範疇。這就是儒家智謀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為真正的大智謀的根本原因。

法家的智慧很特殊。法家之法作為君主統治天下的手段，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礎上的。法家之法的根源在於封建集權制，因此，它就特彆強調“勢”。“勢”就是絕對的權威，是不必經過任何詢問和論證就必須承認和服從的絕對的權威。有“法”無“勢”，“法”不得行；有“勢”無“法”，君主不安。但如何才能保證“勢”的絕對性呢？這就需要“術”。“術”就是統治、防備、監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隱秘的具體權術和方法。中國的“法制”最發達的地方就在於“法”與“術”聯手創造的御臣、牧民的法術系統。“法”的實質是強力控制，“勢”的實質是強權威懾，“術”的實質則是權術陰謀。這些都是直接為維護封建王權服務的。

道家的智慧是極為聰明的。黃老的有關著作處處流露出智慧的優越感，處處顯示出對別的學派的鄙夷和不屑。黃老道術自以為是最聰明的學說，它認為天地萬物都受道的支配。道是絕對的，永恆的，是永遠不可改變和褻瀆的；世間的人是有限的，對於道只可以體味、尊重和順應。那麼，如何體味和遵循道呢？黃老哲學認為，那就是要順應自然，要無為，然後才能無不為。所謂“聖人無心，以天地之心為心”，說的就是聖人沒有自己的主張，萬物的自然運行就是聖人的主張。人如果不能體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順應自然，在現實中就容易招致禍害。

當然，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這三家的智慧從來沒有單獨存在過，總是相互融合，甚至進而吸收其他學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背景下各個學派的思想相互消長而已。

智謀型文化對於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有著很大的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我們民族的性格特徵。當然，這裡不僅有正面的影響，也有負面的影響。在一定意義上講，中國人的學問往往被理解成謀略，“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話。有許多中國人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謀划、算計別人上，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內耗。遺憾的是，謀划和算計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僅有用，而且早已上升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為人們所稱許的處世態度。它已經不是一種“術”，而是人生的“道”，已成為中國人難以改變的文化精神。一般所說的中國人善於“窩裡斗”，就由此而來。

然而，中國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術，也就是說，術只是道的表現形式，道則是術的根本，是術的決定因素。只要掌握了道，術就會無師自通，就會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法家、兵家，他們都是正大光明的“陽謀”學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強自己的人格修養，然後才是智慧謀略。如果顛倒了這一關係，那就無論如何也弄不懂中國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