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惟敏

馮惟敏：明代散曲家。字汝行，號海浮，又號石門。山東臨朐人。自幼隨父遊宦南京、平涼、石阡等地。聰穎好學，才華富瞻，與兄惟健、惟重及弟惟訥同以詩享名齊魯間，時稱"臨 朐四馮"。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中鄉試，累舉進士不第，居家25年。曾得罪山東巡按段顧言而遭逮治。後任淶水知縣。又因懲辦"豪民"而為勢族所不容，謗詬四起，謫鎮江府學教授，又遷保定府通判，1571年(隆慶五年)末，改任魯王府審理，辭免未赴任。

次年春，棄官回臨朐，於海浮山下老龍灣畔建“即江南”亭，因稱海浮山人，日與朋輩觴詠其間，致力創作，頤養以終。其著述有《海浮山堂詞稿》、《石門集》，主纂嘉靖《臨朐縣誌》、萬曆《保定通志》等，其中不乏伸張正義、尊重史實的佳作。對後世影響較大者數散曲集《海浮山堂詞稿》，其中《農家苦》、《憂復雨》、《刈麥有感》等，反映了他體察民隱，對農民疾苦的同情心。另一些作品，或諷貪、或刺虐、或戳弊、或揭惡，均為警世醒民之作。故王士禎評其散曲“獨為傑出”。他的雜劇《僧尼共犯》，通過僧尼私通，后經官府判為夫妻的故事，指出“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傳流後嗣，繁衍至今”，乃天經地義之事。他以此向假道學公開宣戰。他出身於宦門，貴族公子之習難以盡脫，在其著作中，也有一些風花雪月之類的作品。

馮惟敏降生在其父馮裕直隸晉州的任所，后，隨父由晉州移南京，由南京遷甘肅平涼，由甘肅轉貴州石阡，在其青少年時代足跡已漫遊大半個中國。馮裕為正德進士，深知讀書甘苦，因此不論是冗雜的公務之餘，還是在勞頓的旅途之中，都親自把教馮惟敏弟兄的學業。而馮惟敏天資聰穎，文章又得江山之助，“雅麗宏肆，雖在弱齡，已驚長老。”（《益都縣誌·馮惟敏傳》）

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1年），馮惟敏初次參加鄉試，深得督學、著名文學家王慎中的 賞識。此後卻屢試不第。於是憤於科舉制度的腐敗，絕意仕進，而隱居高卧。然而，他卻並未忘卻現實，所以能寫出尖銳批判現實吏治的大令《正宮端正好·徐我亭歸田》。這種激情決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卻像時時活動的火山，不時形成灼熱的岩漿借他的一首首散曲表現出來。這種長久的迸發，形成為他散曲創作的根本主題，並且鑄成他粗豪疏放的創作風格。

在其“卧茂林深岩”期間，與友人徐我亭、謝少溪等詩酒唱酬。《南呂一枝花·謝少溪歸田》記敘了當時的情景：“酬志了三十年廊廟分憂，準備著數千里湖海遨遊。也不戀大官羊列鼎鳴鐘，也不厭家常飯粗茶淡粥，也不嫌小村莊瓦缽磁甌。畫樓、筆疇，調停歲月閑消受。酒三杯，詩數首，有時節高卧東山不可留，念蒼生也索回頭。”中多憤世嫉俗、超拔塵世之語。這時李開先也自解其職，歸卧到他的故鄉章邱綉水。李開先是明代散曲大家，又對諸藝無所不精；家中還置有萬卷藏書樓，藏有天下許多秘本。馮惟敏在京中與李開先相識，待其歸來，便欣然前往拜謁，寫有《仙呂點絳唇·李中麓歸田序》。在與李中麓的促膝共語中，使其對文學堅定了“詩由性出，存乎其人；聲與政通，系諸其俗”的基本觀點，反對前後七子張揚的復古主義思潮。為實踐其文學主張，曾作《仿中麓體》散曲小令6首，質樸平易，自然情真。

嘯遨風月，馮惟敏並沒有忘懷天下；遁跡山林，馮惟敏亦難逃時政的轄制。“四進士”之一的毛鵬治山東，頗有政聲。可是繼任的段顧言反毛鵬之道，則大煽虐政。馮惟敏對段的酷虐、聚斂貪暴不仁在《般涉調耍孩兒·財神訴冤·附記》一文中予以痛斥，並借散曲大令《正宮端正好·呂純陽三界一覽》、《般涉調耍孩兒· 骷髏訴冤》、《般涉調耍孩兒·財神訴冤》進行了諷刺和揭露。如寫其貪殘的面目：“有錢的快送來，無錢的且莫慌，尋條出路翻供狀。偷與我金銀橋上磚一塊，水火爐邊油兩 缸，殘柴剩炭中燒坑。若無有這般打點，脫與我一件衣裳”（《正宮端正好·呂純陽三界一覽》）。再如寫其敲骨吮髓，竟及枯骨：“鐵掃帚便是掃地王，皮笊籬做了個聚寶盆，瞞天一網都撈盡。蚰蜒穴內難逃命，狼虎唇邊怎脫身？狠心腸還道無滋潤。頭髮根兒數算，牙齒逢兒里搜尋。”（《般涉調耍孩兒·財神訴冤》）這三首大令喜笑怒罵，筆鋒犀利，無疑像擎天利劍，刺向黑暗的現實，使之成為他散曲中最具有現實戰鬥精神光輝的篇章。縱觀明代散曲創作罕有與之倫比者。然而，這卻觸怒了段顧言，使馮惟敏身陷囹圄。從此，他決心從政，在52歲時，到京師謁選，被授為淶水知縣。他似乎很得意，並以“效忠、奉公”的角度為官。他實踐了他的諾言，赴任淶水，“重以祿不迨親為永憾。不攜家累，只一童相隨”（《正宮端正好·邑齋初度自述序》）。任淶水知縣后，“治邑核最”；即使欲構陷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認：“至此邑，溝洫治，途樹茂，他事稱是，百里改觀焉”（《南呂一枝花·縣官賣柳·附記》）。然而他卻不慣折節逢迎，對於索賄的暗示，也不予理睬，遂得罪朝廷使者，因而論免，使馮惟敏“效忠、奉公”的信條遭到踐踏。因沒有實證，不得不把馮惟敏移官京口，授為鎮江學府教授。縱然這是一介閑差，但馮惟敏藉此遨遊金陵，得以睹六朝遺跡，“虛無”“為我”的思想再度泛濫。在此期間，更多地結識了像金鑾這樣的散曲大家，而且多有唱和，但畢竟是“一句句六朝感慨，一篇篇千古興衰”（《黃鐘醉花陰·酬金白嶼》），促使他退回到臨朐冶源，再蹈“偃蹇卧茂林深岩”中，而作品的內容大多為田園風光、山水清悠之類。馮惟敏臨謝世時，曾有《醉太平·家訓》的散曲創作，誡其子弟“休捨命貪饕”、“循天理處安吾分，佔便宜處甘吾笨”等等，大抵是他一生處世原則的寫照。馮惟敏一生操持正義，最後又以正氣之德明示後代。雖然馮惟敏在山居中死去，然而他的美德，他的有驚一世的作品，卻使他的名聲振遠流長。

其著述有《海浮山堂詞稿》、《石門集》，主纂嘉靖《臨朐縣誌》、萬曆《保定通志》等，其中不乏伸張正義、尊重史實的佳作。對後世影響較大者數散曲集《海浮山堂詞稿》，其 中《農家苦》、《憂復雨》、《刈麥有感》等，反映了他體察民隱，對農民疾苦的同情心。另一些作品，或諷貪、或刺虐、或戳弊、或揭惡，均為警世醒民之作。故王士禎評其散曲“獨為傑出”。他的雜劇《僧尼共犯》，通過僧尼私通，后經官府判為夫妻的故事，指出“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傳流後嗣，繁衍至今”，乃天經地義之事。他以此向假道學公開宣戰。他出身於宦門，貴族公子之習難以盡脫，在其著作中，也有一些風花雪月之類的作品。馮惟敏的散曲結集為《海浮山堂詞稿》，他的整個詩文則結集為《馮海浮集》，其中《僧尼共犯》一劇尤其有鮮明的特色，是明代資本主義萌芽在文學上最深刻的反映，具有劃時代的啟蒙意義。

馮惟敏雖然出仕十餘年，但官小事雜，很不得志，在散曲中抒寫了他的憤世樂閑的感情，他的"歸田小令"寫得很真摯。他的散曲，能跳出只寫弔古厭世、談禪歸隱、林泉逸興，男女風情的窠臼，將題材拓展到社會生活的諸方面，豐富了曲作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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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的一些暴露政治黑暗和社會弊端的作品。有諷刺統治集團腐朽無能，顛倒是非曲直的，如（清江引）《八不用》、（朝天子）《解官至舍》；有譴責貪官污吏刻剝罪行的，如（醉太平）《李中麓醉歸堂夜話》、（新水令）《十美人被杖》；有揭露上層社會爾虞我詐、賢愚不辨的，如（端正好）《徐我亭歸田》、（一枝花）《對驢彈琴》；有對科舉制度表示不滿的，如（粉蝶兒）《辭署縣印》、（折桂令）《下第嘲友人乘獨輪車》；還有指斥江湖術士騙錢害人的，如（朝天子）《四術》等。其次，他還有不少關心農事、同情農民的作品，如（胡十八）《刈麥有感》、（折桂令）《刈谷有感》、（玉江引）《農家苦》，以及《喜雨》、《苦雨》、《苦風》、《喜晴》（以上皆（玉芙蓉））等。此外他還有一些曲作，如（端正好）《呂純陽三界一覽》三組套曲，借神鬼反映現實社會，抒發憤懣之情。這些作品都表現了一定的思想深度。而象"嘲謔 "一類的篇什，則失於頹唐，暴露了作者消極的一面。

馮惟敏散曲的藝術風格，以真率明朗、豪辣奔放見長，但也不乏清新婉麗之作。他的作品大量運用俚語俗諺，不事假借，極少雕飾，幽默詼諧，氣韻生動，保持了散曲通俗自然的本色美。有時他將經、史、子、集中的書面語詞入曲，任意驅遣，渾然天成，毫無生硬枯澀之弊。

總之，從基本方面看，他的成就遠遠超過同時代的作家，使明代散曲達到了新的高峰。對於馮曲，歷來論者評價較高，如王世貞說："北調……近時馮通判惟敏，獨為傑出，其板眼、務頭，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以發之；止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為白璧微瑕耳。"（《藝苑卮言》）

其散曲的藝術價值主要體現在強烈的現實批判精神，獨特的取材視野，豪辣宏闊的藝術風格等三個方面.。這些成就使馮惟敏成為明散曲豪放派集大成的人物，奠定了他在中國散曲史上的歷史地位。

明代中後期的文壇，傳統的詩文創作衰頹不振、題材狹窄、形式雕琢、意興蕭索的南音充斥曲壇。馮惟敏矯去時弊，上承元前期文學的優良傳統，利用北曲的音樂形式，創作了大量思想深刻、寄興悠遠、語言質樸本色、風格豪邁爽健的散曲作品，為我國詩體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