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翰

楊國翰是清朝嘉慶年間雲南“五華五才子”之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進士，道光年間宦跡浙江奉化、諸暨、海鹽、仁和（今杭州）、海昌（今海寧）、玉環分府各地。為官作文，楊國翰都做出了無愧於時代的歷史貢獻。他不僅是封建社會裡一名有作為的地方官員，其詩文在雲南古代文學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楊國翰的父親楊本源（字林青）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來滇，游易滇東、滇西各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到雲州勐麻，置地經商，定居生活。母親徐氏是貢生徐卿升長女，善理家庭生計。她經常以“顯親揚名”的封建倫理道德鼓勵兒子上進，對楊國翰日後的處世、理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楊國翰“自少不好嬉戲，長即奮志聖賢”。嘉慶十一年（1806年）時“屢冠多士，以補員尋拔前茅而食餼”，即由秀才進為廩生。他興趣愛好廣泛，喜交朋友，與大理文士周之烈（字鴻雪）交往密切。兩人詩文唱和之暇，“丹山撫琴，鴻雪舞劍，一時傳為佳話。”對此，雲州城北太和寺客廳曾刊懸一副對聯：“生聚在玉洱銀蒼以外；往來有丹山鴻雪之風。”

嘉慶二十年（1815年），楊國翰29歲時到雲南著名的五華書院讀書，受教於當時名流劉大紳（字寄庵）先生。開始研讀《天下郡國利病書》、《孝經周禮註疏》、《說岳全傳》等著作。學習的5年期間，他學業長進甚快，活躍於昆明文壇。著有《漉血戰》、《留書緬》、《觀貢象》、《神舟渡》、《雞血膏謠》、《寄池龠庭》、《聞弟棟藻失子寄此慰之》、《題戴雲帆岵屺瞻思圖》、《吊建水馬氏兩世忠烈》、《訪壁立堂遺址》等詩歌和散文《題〈寄庵文鈔〉序》等，並著有詩集《步華吟詩草》（已佚）。與戴絅孫、池生春、李於陽和戴淳被世人稱為“五華五才子”。這時，楊國翰還沒有表現“政治才幹”的機會，但從他的一些詩文中，可窺見他處世為人的風格和政治抱負。如在《題〈寄庵文鈔〉序》一文中，他對為“爭炫耀於一時之耳目”而“雕蟲篆刻”的鄙視。另一方面對劉大紳師命評讀《寄庵文鈔》則謙為是“撮土之於泰岱，掬水之於河海”；在《留書緬》中，對大侯（治今雲縣）土官俸祿妻勐氏的淑媛節烈熱情謳歌，發出了“宜續梁宮阿蓋詩，不然增滇志一卷”的感慨；在《漉血戰》一詩中，揮寫出“感激生平抱忠義”和“志士名高天馬低”的激昂；而在《雞血膏謠》一詩中，則充滿了對“歲時饑寒奔命者”的同情和對當時世道“哀聲不達天聽高”的唾棄。這些詩文反映了楊國翰早期要求改革和注重民生的思想。劉大紳師在《步華吟詩草》序中說：“子淵氏之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絕而奔，回瞠乎後矣！’予則曰：‘丹山憑虛御氣，以與造物者游，老夫直扶杖而觀，裹足不前己矣，步趨云乎哉！’”對楊國翰的詩歌作了高度評價。楊國翰的詩文不僅有獨特的文風和詩意，又多能鞭撻貪官污吏伎倆、謳歌弘揚正氣和反映百姓生活，在雲南古代文學史上無疑有一定地位。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八月，林則徐到昆明主持雲南鄉試，任正考官。他提出了“俶詭浮薄之詞，概斥勿錄”、“大抵皆有志於學，求副實用，不以小成自甘，而浸淫風雅”的取才標準，對全部試卷“逐加評點”，嚴格選拔“文理優長”的“真才”，取正榜54名，副榜10名。在這次鄉試中，楊國翰榮登桂榜，中第42名舉人，具備了邁入“仕途”的重要條件。鄉試錄取發榜后，林則徐得知楊國翰是五華五才子之一，非常高興，“同考皆以為得士賀”。兩人由此相識，並因師生之情和志趣相投而結下情誼。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四月，楊國翰赴京趕考，順利通過禮部主持的會試，進入皇帝策問的殿試，以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榮登黃榜。同年七月，嘉慶帝病死。八月，嗣位的道光帝“欽點知縣”，楊國翰被分發浙江，出任奉化知縣。至此，楊國翰得以施展政治抱負，先後在浙江各地為官12年，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時期。

道光元年（1821年），楊國翰到任奉化知縣。他見“農田僑宿”，立即了解緣由，在得知是“瓜芋菜蔬夜或被竊，故僑宿以守”的情況后，迅速召來地保訓話。他說“農夫終日劬苦，若夜間又露宿，不得安寢，是重苦也”。並做出決定，讓農民撤宿回家，宣布“自今農田被竊者，惟余是償”，使“地方肅然”。同時，楊國翰還注意興學施教。他“崇獎儒學”，說講五經要義。在看到原廣平書院被“廢為梵院”后，他非常吃驚，立即“為捐俸額，使亟改之”。此外，楊國翰注意教民化民，移風易俗。是時，奉化封建的重男輕女思想比較突出，“溺女之風”盛行。他勇於破除這一陳規陋習，“親至八鄉勸捐民田千餘畝”，擴大由奉化教諭孫熊創建的育嬰堂規模，“經營盡善，歲活數百嬰，立千古未有之德”。在他離任時，仍念念不忘這一慈善事業，特別寫下了留別嬰堂詩二首，其中有“諸君造福真無量，若輩重生已有門；幸甚眾心同集腋，裘成冰窖亦春溫”和“假如心血可為乳，不惜一腔分眾嬰；忍使呱呱多失養，方欣幼幼有同情”之句。是年，楊國翰到杭州岳王廟憑弔岳飛，作《觀精忠柏記》，忠義之氣溢於言表。

道光二年（1822年），楊國翰調任諸暨知縣。他體察民情，訪貧問苦，常“變服矯褐，徒步走鄉村，訪求民隱，舉地方之利弊，民生之紓困”。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他“禁屠耕牛”，推廣犁耕，發展農業生產。同時，楊國翰還注意清理積案，剷除奸惡，保一方平安。他到任時，前任知縣積壓案件達600件之多。在“不清積案，無以安民”的思想支配下，他詳細了解“事之曲直”，日夜加緊處理案件，“剖決如流”。使“歷政滯訟數百宗，無一冤抑”。針對諸暨社會治安混亂的實際情況，他“懾服巨盜，飭胥役，絕樗蒲”，“竊窩皆先躬訪之，而後躬自擒捕之”，使“四境大治，雀鼠斂跡，姦宄累息，民不見吏，戶無犬吠”，人民得以安居樂業。楊國翰雷厲風行，為民除害，諸暨一時重現清明之風，他也獲得了人民的稱頌，“人皆以楊青天呼之”。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楊國翰受命復任奉化知縣，諸暨的老百姓“匍匐乞留，號涕阻道”。光緒年間修撰的《諸暨名宦志》載：“漢時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若此者，可以當之矣……迄今八十餘年，楊青天之名傳頌弗替，其薄讞諸事猶有人能道之者”。

楊國翰復任奉化知縣后，洞察時弊，於道光三年（1823年）五月給時任江蘇按察使的林則徐寫了《上江蘇林臬台書》。在書信中，楊國翰首先對林則徐稱頌有加，他說“夫子抵蘇，不數月，舉數十年積習慣惡為民害者，一旦廓清之……聞夫子勤政，刻無安歇，時復微行訪緝，用敢瑣瀆聽聞”，表示要“體夫子之教，法夫子之行”。其次，楊國翰認為“不清吏治，無以靖閭閻；不去莠民，無以安良善；自來提省之案，情節必大，疑竇必多，牽連必眾”，進而提出了“懲貪墨、鋤奸匪、清案件”三項主張。第三，楊國翰著重指出，江蘇“惟習競佻巧靚艷，侈盪無度，聚賭宿娼吹煙諸惡甲他省”。觸及到了吸食鴉片這一當時已經嚴重的社會問題。

如果說楊國翰深受林則徐的影響，“沐教甚久，受知最深”。那反過來，楊國翰也啟發了林則徐。道光三年（1823年）七月，林則徐給楊國翰回信《答奉化令楊丹山明府國翰書》。在信中，林則徐稱讚楊國翰“深悉民情，勤求治體，風裁卓犖，操守潔清”。對於楊國翰提出的三項主張，林則徐認為“承示數條，事理確當”，並表示“有辦理未到之處，仍望切實指陳”。

楊國翰復任奉化知縣后，為政仍立足於便民惠民，為百姓排憂解難。江東舊有浮橋（靈橋──筆者注），因“前機失宜，歲圮難繼”。楊國翰“擇立董事，親授規畫”，籌資修復，“設橋吏以啟閉，量贏餘為歲修”，使交通“大改前觀”，既便利了兩岸百姓往還，也促進了奉化的經濟發展。

道光四年（1824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楊國翰任海鹽知縣。在海鹽任上，他興修水利，“鑿白羊以固海塘”，杜絕水患，灌溉農田，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同時，他注意“厘奸剔弊”，體察民情，“營義地以禁火葬”，“督令將無主棺木遍為葬埋”。在孝治天下、律禁火葬的當時，這無疑是應該肯定之舉。

道光六年（1826年），楊國翰告假回雲州迎母親到海鹽奉養。現楊氏後裔尚保留楊國翰手書木質匾額一塊。該匾長208厘米，寬64厘米，右直書道光丙戌季冬吉旦，中橫書桂院流香4字，左直書賜同進士楊國翰敬立。匾額為紅漆底牌陰刻金字，筆力渾厚雄強，是具有史料價值的珍貴文物。

道光八年（1828年），楊國翰調任仁和（今杭州市下城區）知縣。是時，仁和為浙省會邑，“食眾事煩”，但他不以為苦，而是“絕鹽當之規，親發審之案”。同年，因在各地任上政績突出，道光帝在京城召見楊國翰，“天顏溫霽，聖訓周詳”，勉勵他“好好照此去做”。同時，楊國翰父母得覃恩誥封為“文林郎”和“孺人”。

道光九年（1829年），楊國翰調署海昌（今海寧）知縣。首先，他採取因地制宜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課農桑”，使“士民蒸蒸日上”。其次，注意“興學校”，捐資500兩銀子，恢復被火毀壞的安瀾書院，增收兒童入學，促進了當地文化教育的發展。

道光十年（1830年），楊國翰受命復任仁和知縣。旋升任溫台玉環餉捕分府加三級。是年，其父母再蒙覃恩，分別被誥封為“奉政大夫”和“宜人”。

楊國翰一面結束在仁和的工作，準備啟程；一面又興奮地寫下了“感恩述懷”詩。在《初擢玉環書懷》一詩中，表達了他步入“仕途”后的所思、所想和對晉陞的感激與超然。在《恩三章》中，楊國翰直抒胸臆，忠君思想溢滿情懷，愛民之心躍然紙上。

道光十一年（1831年），楊國翰上任溫台玉環餉捕分府加三級。他不僅注意“平允鹽務”，“儲芋絲以救饑民，掃台漿以懲奸弁”，而且在被“專摺奏辦東防塘工”后，又致力於“肅清海洋”，加強海防，為清朝的國防建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道光十二年（1832年）七月，楊國翰的母親在玉環病故，楊國翰奉旨送母靈柩回藉安葬，途經蘇州時，時任江蘇巡撫的林則徐親自前往弔奠。見楊國翰“面墨泣哀”，林則徐“節慰者再”。因悲傷過度，憂勞成疾，道光十三年（1833年）六月十三日，楊國翰在雲州勐麻家中去世，年4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