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溪萍

常溪萍(1917—1968) 原名昌德蘭。山東萊陽萊西東王屋庄人。1933年考入平度市第一中學。1937年9月在家鄉參加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12月任先鋒隊區隊部負責人。1938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8月任黃縣縣委組織部長。1941年1月以後，歷任膠東區委秘書長、 南海專員公署專員、西海專員公署專員。1947年8月土改複查運動開始，他說服父親獻出土地，帶動了全村土改順利進行，被膠東《大眾報》報道，被西海群眾贊為“模範專員”。1949年3月任膠東區黨委秘書長。

1954年6月， 任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此後10年間，他發揚黨的優良傳統，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和知識分子政策，堅持教育改革，把以大夏、光華兩所私立大學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華東師大建設成為學科齊全、教學科研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新型大學，“黨風、校風、學風”名揚上海，教育質量名列前茅。

1964年11月至1965年6月， 任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黨委副書記。他堅持原則，使工作隊的工作健康發展，得到中央肯定。“文化大革命”中因此受到殘酷迫害。1968年5月含冤去世。1978年4月26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為其平反昭雪。

“九·一八”事變后，常溪萍與同學張咨明、李文齋等組織“救國圖存宣傳隊”，進行“抵制日貨”、收復東三省的宣傳活動。1933年考入平度中學。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后，在校刊《文鋒》上發表抗日救國文章，並組織學生罷課遊行。1937年9月，與從北平回家的同學張咨明、李文齋共同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2月，出席萊陽縣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代表會議。會後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區隊部負責人。1938年3月16日，帶領40餘名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參加小沽河抗日阻擊戰。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4月，隨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第九大隊到黃縣參加整編，任第三軍政治部宣傳幹事。1938年8月，任黃縣縣委組織部長，發展黨組織，開闢抗日根據地。1941年1月任中共膠東區委秘書長。

1942年春任南海專員公署專員，9月任西海專員公署專員。時值日偽軍對大澤山根據地輪番“掃蕩”。面對日偽軍的“鐵臂合圍”，親率地委、專署機關幹部和警衛班戰士，採取“聲東擊西”戰術，屢次粉碎敵人“掃蕩”。同時，為解決敵人“三光”政策造成的經濟困難，發動幹部戰士開展“大生產運動”和“每天節約二兩糧活動”，幫助群眾度過春荒。1947年8月，土改複查運動開始后，親自回村召開群眾大會，消除幹部群眾顧慮，以“軍工屬帶頭接受土改”的道理說服父親，獻出了土地，帶動全村土改順利進行。為此，膠東《大眾報》發表《革命先革自己》的報道。此後，被西海群眾贊為“模範專員”。

1947年9月，國民黨反動軍隊進攻大澤山區，西海軍分區主力與各縣獨立營在前線作戰，由常溪萍帶領機關幹部就地堅持鬥爭，採取地雷戰、游擊戰等靈活戰術，勝利完成保衛解放區任務，受到地委表揚。1949年3月任膠東區黨委秘書長。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常溪萍歷任中共山東省黃縣縣委組織部長，西海專署專員等職。他用高超的領導藝術，機智勇敢的戰略戰術，剛毅果斷地指揮軍民展開游擊戰，智殲敵人，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重大勝利，為民族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他在任西海專署專員長達8年期間，時時刻刻把人民疾苦放在首位，為人民排憂解難，得到了人民的擁護和愛戴。西海專區8縣軍民稱讚他是“模範專員”。

1954年6月，他被調任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兼副校長。他為建設社會主義新型師範大學，熬盡了心血，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常溪萍同志是戰爭烽火中垂煉出來的八路軍老戰士。他從農村革命根據地走入大城市，一直牢記毛澤東關於“兩個務必”的教導，保持著艱苦奮鬥，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的革命精神。他在華東師範大學任黨委書記期間，從未利用職權謀私利。人民群眾普遍反映：“常溪萍同志是名副其實的人民公僕”。常溪萍同志認為，學校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學生，他要求黨政幹部和教職工都要好好為學生服務，為國家培養“又紅又專”的優秀人才。因此，他經常深入圖書館、食堂、教室、運動場、學生宿舍，有時還住在學生宿舍內，了解情況，調查研究，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如發現電燈不明亮，有的學生缺衣少被，等等，他都會請有關部門，馬上解決。他還親自抓室內整潔，環境衛生，美化校園。他要求校系領導幹部，都要關心教學和學術研究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到業務領域中去。他自己不僅經常參加教研室活動，走入教室聽課，還親自登上講台給學生講課。他任黨委書記期間，給學生講過《中共黨史》、《實踐論》、《書法》等課程。我印象最深的是《實踐論》課。他的講課方法是啟髮式、討論式，師生互動。學生可以自由提問題，他結合社會實際和歷史經驗進行講授。

1964年，中國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的基層單位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工作，北京大學是高教戰線上的一個試點單位。1964年10月，全國各地200多名高校幹部組成社教工作隊進駐北京大學。當時，常溪萍同志任社教工作隊黨委副書記,他帶領的上海工作隊成員因故遲到20幾天,常溪萍同志到北大時，社教工作隊主要領導人已經宣布北大是“爛掉”了單位，使整個北大工作陷入半癱瘓狀態，極“左”的烏雲籠罩著整個北京大學。這時，常溪萍同志苦苦思索：為了尋求正確答案，他進行了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摸清了北大的基本情況。他的結論是：“北大的主流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為此，他把自己的想法，寫成了書面報告，誠懇地向工作隊黨委彙報。而工作隊黨委主要負責人認為他“右”傾。常溪萍同志用他那政治家的眼光，認定：北大的社教運動關係到全國高校運動的方向，個人被戴上“右”傾的帽子是小事，而維護黨的組織原則，保護同志的政治生命事關重大。因此，他決定向上級有關部門彙報，請上級領導部門派人來北大調查。他的看法，不僅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領導同志的支持，還得到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肯定。1965年3月，鄧小平同志果斷決定改換北大社教工作隊主要領導人，糾正了北大社教工作中“左”的錯誤，保護了一大批被打擊和被傷害的同志，使北大工作從混亂中走向平靜。然而，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張春橋及其餘黨，就策劃“砸爛常溪萍”。他們誣陷常溪萍同志是“劊子手”、“反革命黑幫分子”，等。對常溪萍同志進行非人的百般折磨和任意摧殘，直至迫害致死。常溪萍同志生前預感到，他們用兇殘手段強制他交待問題，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蓄意借刀殺人。因而，在嚴刑拷打逼供下，他始終堅持黨性原則，實事求是，忍辱負重，直至獻出寶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