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章賡
朱章賡
朱章賡，1900年生，浙江省義烏隴頭朱山頭下人。又名季青。早年就讀上海南洋中學，積極參加學生會活動和五四運動。1920年秋，考入北京協和醫學院。1929年畢業后，在上海、南京衛生部門工作。1932年，至美國耶魯大學進修，得公共衛生博士學位，獲國際獎學金，考察歐洲各國包括蘇聯的公共衛生。1934年5月回國，任南京中央衛生設施實驗處衛生教育系主任，兼中央大學衛生教育科主任。抗日戰爭期間，先後任貴陽衛生人員訓練所所長，衛生署中央衛生實驗院院長。1947年4月，到美國紐約，任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過渡委員會衛生組副主任。後任國民政府衛生部次長、代理部長，中華醫學會第十四屆理事、第十五屆理事長。1949年9月辭職。1950年5月，應聘至瑞士擔任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衛生行政組主任，與我國駐瑞士使館建立聯繫，為擴大我國政治影響、爭取愛國力量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10月回國，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北京醫學院副院長，后一度任職衛生部外事局。1975年，當選中華醫學會第十八屆副會長，是第四、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78年5月17日逝世。
朱章賡青少年時期受家父和兩位兄長影響頗深。朱章賡父朱郁荃（1857—1934），又名元善，字味青，號復梅，21歲中秀才，家境清貧，以設館收徒為生。36歲省試中優貢，朝考一等，授任安徽蕪湖知縣。1892年蕪湖縣遭受洪災。清政府因償付“庚子賠款”，無力賑濟，禁止地方報災。朱郁荃為民請命，親自勘察災情，上報請求救濟而被撤職。1901年朱郁荃受任河南長葛縣令。看到民不聊生而無能為力，於1906年辭官回籍。1911年金華光復，1912 年公推朱郁荃為金華軍政分府督軍，授四品銜。后省督軍湯壽潛請准北京政府授予朱郁荃六等文虎勳章。朱章賡長兄朱章寶兩度留學日本，1916年獲東京帝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次兄朱章貴也曾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千葉高等醫科大學。
朱章賡的中學時代是在上海南洋中學度過的，這使他有機會接觸進步思想。
當時中國人被西洋人稱為“東亞病夫”，他為洗雪國恥而決心學醫。1921年，朱章賡考入北京協和醫學院，攻讀公共衛生系。學習費用主要依靠大姐夫丁乃剛和新婚夫人李韻笙當家庭教師的收入。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朱章賡積極參加愛國運動，並和高年級同學討論，如何喚起廣大師生講究衛生，預防疾病，開展文體活動，鍛煉身體，以此作為提高全民族身體素質的途徑。他和諸福棠、楊濟時、陳志潛、賈魁等15名同學一起組織了“丙寅醫學社”，出版《丙寅醫學周刊》。時丁乃剛在北京印刷館工作，在丁乃剛的支持下，學社社址就設在丁家。並由丁乃剛介紹，在當時的《世界日報》上佔一個版面，每周出一期《丙寅醫學周刊》，內容除介紹醫學衛生常識外，還對許多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進行揭露與抨擊。這個周刊很快受到各界的關心和重視，直到他們這些同學畢業才停刊。協和醫學院學制八年，在這八年中，他初步悟出一個道理，要實現醫學救國的理想，還必須喚起民眾，與社會改革相結合。
朱章庚於1929年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后，分配到北京第一區衛生事務所從事學校衛生工作。他首先在一所小學創立一套衛生教育材料和設施，並將全校200多名學生組成20多個小隊，經培訓后，使之能協助校醫做些衛生宣傳和簡單的治療工作，如治砂眼、測身高、測體重、測體溫等。經一年的實踐，效果很好，成為學校醫學教育的示範。
1930年，朱章賡被衛生署調到上海市衛生局協助李廷安辦理全市學校的衛生工作。半年後，又被調到上海浦東高橋鄉村衛生實驗區。1931年被調至南京衛生局任醫務保健科科長。不久調任南京市第一衛生事務所所長，指導全市的環境衛生工作。1932年調往中央衛生實驗處衛生教育科任主任。同年9月，被派往美國耶魯大學進修公共衛生學科，獲得美國洛氏國際獎學基金會提供的獎學金。1933年赴歐洲各國和蘇聯考察公共衛生、衛生行政與保健設施，並撰著了“蘇聯的公醫制度”論文。1934年獲耶魯大學公共衛生系博士學位。5月回國，繼任中央衛生實驗處衛生教育科主任，為祖國培養第一代高級衛生教育人才。
1935年，朱章賡擔任衛生署與教育部聯合組織的醫學教育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兼秘書。在此期間，他制訂了課程標準和教學設備標準草案，分發給各醫學院校試行，通過實踐，逐步修正、完善，以提高醫學教育質量。招收醫學各學科進修人員，送往北京協和醫學院培養師資，以壯大衛生教育師資隊伍。
抗日戰爭爆發后，朱章賡隨同衛生署遷往貴陽，受命負責公共衛生人員訓練所的組建工作，興修院舍，聘請師資，招收學員，認真開展培訓工作。在他任該所所長的四年時間中，為祖國培養了大批公共衛生醫師、護士、助產士、衛生工程師、環境衛生員、檢驗技士、營養護士等衛生技術人員，充實各級衛生機構，並為抗日前方輸送大批衛生技術骨幹力量。同時在貴陽市、清鎮縣和花溪鎮分別建立城市和鄉村的衛生實驗區，既探索開展衛生工作的路子，總結積累經驗，以利更大範圍的開展公共衛生工作，也為公共衛生人員訓練所提供教學實習基地，以利提高教育質量。
朱章賡在貴陽期間，還兼任貴州省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他對全省各級醫療衛生機構的組織、體制布局、人員調配以及藥品器材的供應，都做出了周密的計劃和實施方案，並與興辦衛生人員訓練所、衛生檢驗所、中等醫學職業學校、流動醫療防疫隊相結合，形成一個較完整的醫療衛生組織和管理體系，為貴州省的衛生工作奠定了基礎。
1941年，公共衛生人員訓練所與衛生實驗所合併為中央衛生實驗院，在重慶歌樂山建院。1942年，朱章賡出任院長。為提高我國醫療衛生的科學技術水平，他在院內設置了病毒學、細菌學、醫學昆蟲學、寄生蟲學、流行病學、衛生統計學、營養衛生學、藥理學與藥物化學、衛生工程學與環境衛生學等實驗室以及婦幼衛生、學校衛生、衛生教育等研究室；舉辦衛生人員講習班，輪流培訓各地進修人員；在重慶沙坪壩設立衛生實驗區，作為示範教學中心，卓有成效地開展醫療衛生的科研和培訓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央衛生實驗院由重慶遷往南京，朱章庚仍任院長，並在北京設立分院。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援助下，聘請外國專家來院工作，派本院人員出國考察進修。新中國成立后，南京總院遷往北京，與北京分院合併成立中央衛生研究院。
1949年初，朱章賡任國民政府衛生部常務次長、代理部長。4月，他留守南京，拒絕赴台灣，脫離了國民政府衛生部的工作，後到香港居住。
1947年4月，朱章賡應世界衛生過渡委員會邀請，擔任該委員會安排各國醫藥衛生人員到國外進修的工作，直至1948年9月。在這期間，他為我國爭取到數十個在職公共衛生和醫藥人員去國外進修的名額。1949年移住香港期間，他撰寫了《社會的生理基礎》一書的初稿。
1950年4月，接到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聘請書。他隨即到北京，面見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的傅連璋，表示很想回國工作，請示是否應該應聘世界衛生組織的職務。傅經請示周總理后答覆：新中國成立不久，與聯合國及其各組織尚無任何關係，希望他能應聘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工作，這比回國工作對祖國的貢獻更大。4月26日，他在給大哥朱章寶的信中說：“今日新中國生氣蓬勃，凡是有為的健全青年都應挺身而出為國家社會服務。……前國民黨政府輕視‘人力’的偉大作用，一味迷信‘機器’和‘金錢’的魔力，以致把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都摒棄了，這是因為有少數人還在做著資本主義的夢，錯認帝國主義為好友。現在新中國的基礎既建立在人民身上，就是要把人民認作國家的寶貝，來完成偉大的解放和建設工作。今後全世界也都朝著這個方向走了，這是毫無疑義的。……國內老友都認為衛生事業是有國際性的，我此番倘能從國際上獲得更多的經驗和幫助，帶回來對祖國多一些貢獻，這是我生平所自勉的。……我更應儘力為祖國進而為全人類服務。……”
1950年4月28日，朱章賡乘泛美航空公司飛機，經暹邏、印度、伊拉克、敘利亞、比利時轉至瑞士。5月初，抵達瑞士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總部，就任總部公共衛生行政科主任。
世界衛生組織正式成立於1948年。許多國家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創傷很重，百廢待舉，又有很多國家從殖民地一躍而成為政治上獨立的國家，衛生事業等都要從頭做起。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成立后，即著手援助新建國家、發展中國家開展衛生工作，制訂工作方針、規範和辦法，發布指導性的文件等。朱章庚憑藉著他嚴謹的工作作風、豐富的衛生行政工作經驗、富有創新的精神和較強的組織能力，出色地完成了世界衛生組織和祖國所賦予的任務。他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工作不久，就建議出版一份不定期的報導全世界各國、各地區衛生狀況的大型的帶指導性的參考資料，書名為《世界衛生狀況》，建議很快被採納。他隨即通過各國政府收集資料，並編輯出版。第一期《世界衛生狀況》報導1954—1956年157個國家和地區的衛生狀況，出版后深受各國、各地區政府和專家的歡迎，成為相互借鑒、學習，促進衛生事業發展的重要文件，也是世界衛生組織指導工作的參考文獻。隨後，他又親自編輯出版了第二期《世界衛生狀況》、報導1957—1960年的163個國家和地區的衛生狀況，開始展現了他的才華和對世界衛生事業的貢獻。他退休后，《世界衛生狀況》仍陸續出版。
朱章賡負責領導的公共衛生行政科的主要職責是：召開專家委員會，為各國政府提供諮詢服務；遴選和聘請專家、技術人員為各國服務；代表世界衛生組織參加國際會議等。朱章賡在世界衛生組織12年的任期內最感滿意的工作是負責召開5次公共衛生行政專家委員會會議的成果。每次會議他都兼任秘書，任務十分繁重。他既要負責擬訂議題與議程，組織撰寫議程項目的文件和會議技術報告的起草、定稿，又要結合各國、各地區的不同情況提出設想和要求，供會議討論。在每次會前都要做大量的調查研究。這些會議的結論與建議均有指導作用，常被各國政府視為衛生工作的藍圖。會議的主要文件均分別刊登在《世界衛生組織叢刊》第55、83、137、194、215期上。
1959年召開的第四次專家委員會會議主要議題是地方（鄉、村）衛生服務的有關問題和成立兩級衛生“參考中心”的問題。為開好這次會議，他早在1954年就開始籌備。先在日內瓦召開一個由印度、荷蘭、瑞典、南非、英格蘭、波多黎各（美）等6個國家專家代表參加的地方衛生服務研討會。會議制訂了兩個調查研究提綱，並經6個國家衛生部同意，在他們選擇、指定的地區進行4年的試驗和調查研究，並分別寫出報告。這也是朱章賡在中央衛生實驗院工作時就下決心要做的事。
1960年召開的第五次專家委員會會議主要議題是新興國家公共衛生服務事業的設計和規劃。當時正值亞非拉30多個先後宣告獨立的國家加入世界衛生組織。這些國家只單一的重視急性傳染病的防治，忽視綜合性的公共衛生服務事業的規劃、設計和組織機構建立等問題。朱章賡在提議世界衛生組織召開這次會議前，實地考察了捷克斯洛伐克、蘇聯、錫蘭、印度、敘利亞等國的公共衛生服務事業的具體情況，並在會上作了典型介紹。這個會議文件發表后，受到許多國家歡迎，成為他們開展公共衛生工作的指南。
在朱章賡的倡議下，世界衛生組織開展了一項重要工作，任務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和改善衛生事業。從1958年起，他多次邀請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衛生行政負責人，組成衛生行政考察團赴蘇聯等國考察。他還經常聘請衛生專家赴發展中國家幫助發展衛生事業。這些專家多數來自發達國家。朱章賡向這些專家介紹所去國的衛生情況。
1961年時，他已61周歲，按世界衛生組織的規定，應辦理退休手續。由於他的卓越工作才能和工作需要，仍留在總部擔任顧問一段時間，直至1963年才卸任回國。
在世界衛生組織工作期間，他每隔兩年要回國休假一次。雖然他的親屬主要在浙江，但大部分休假時間都在北京度過，為發展我國的醫藥衛生事業向有關部門提出不少建議。他利用休假期間，到祖國各地參觀訪問，看到祖國建設蒸蒸日上，與解放前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回到日內瓦后，便積極宣傳親身所見所聞的新中國建設成就，增進海外華僑及外國人士對新中國的了解。
我國與瑞士建立外交關係后，朱章賡就與我國駐瑞士大使館人員保持經常聯繫，做了不少有益之事。
1963年9月，朱章賡從日內瓦回國，同年加人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早年的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願望。在日內瓦工作期間，他就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經中國駐瑞士大使館領導說服而推遲，認為當時不參加共產黨，對他開展工作更有利、更方便，為祖國的貢獻也更大。
1964年，根據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任命，朱章庚出任北京醫學院副院長。他到醫學院后、就很快與衛生系教授們熟悉起來，經常與他們一道討論衛生系的學科建設問題。
1965年，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意見，各醫學院派出大量醫務人員組成醫療隊，到京郊農村幫助培訓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並開展農村衛生工作。他當時欣喜若狂，說他多年來盼望的就是我國鄉村衛生的建設。他深入農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他隨醫療隊去昌平十三陵公社，一去就是半年，與隊員們一樣吃粗糧、睡泥坑，一道討論培訓計劃，開展農村衛生工作。
1968年，朱章賡被關入“牛棚”隔離審查。后經有關部門上報中央，周總理知道后，說明他的歷史和社會關係黨是清楚的，他在國外的工作是有功勞的，不能再追究，遂中止審查。1972年，調他到衛生部外事局協助籌備我國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並以顧問身份與我國代表團一起，赴日內瓦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召開的代表大會。1975年，朱章賡被調任中華醫學會駐會副會長，為中華醫學會重新恢復工作和開展學術活動、辦好學會刊物等提出建議，忘我工作。
朱章庚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78年又被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他還想為新中國的衛生事業多干幾年，不幸於1978年5月17日與世長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