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研究院

國際性資料研究和出版中心　這個專門的圖書資料收集中心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期才招募學者進行研究工作。1960年開始擴大研究規模，從原有的六名研究人員發展到250多名工作人員，包括100名研究員、70多名圖書館和檔案館管理員及專家、80多名行政管理及研究輔助人員，每年接納來自40多個國家的7000餘名學者進行研究和學習。自此，胡佛研究院發展成為“有關20世紀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方面變化的國際性資料研究和出版中心”，擁有9個圖書館、160萬冊藏書、6萬個微型膠捲和2.5萬種期刊，共約4000萬件的珍貴檔案。

胡佛研究院有關中國近代史的館藏為世界矚目，是學界公認的、除中國大陸和台灣之外，全球收藏中國近現代史檔案資料最豐富的檔案館，相關史料500餘種，包括中國近代史上著名人物的檔案，如陳立夫、陳獨秀、胡適，與中國歷史有關的美國知名人士檔案，如飛虎隊魏德邁、陳納德將軍、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記者斯諾，美國到華傳教士、醫生、商人等的歷史記錄，以及與中國共產黨、國民黨相關的檔案，如比較完整的中共早期黨史資料和不斷增加的“文革”檔案等。尤為引人關注的是，研究院擁有約300萬件與民國史及蔣宋孔三個中國現代史上著名家族相關的史料，更是獨一無二。2006年2月，胡佛研究院成立了近代中國檔案研究計劃，以其豐富的館藏、專業的管理和一流的保存技術為各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專家學者提供資訊，難怪有關人士感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重心已經轉移到美國了。胡佛研究院作為美國頂尖智庫的這一轉向，連帶其親台反華的歷史背景不禁引發人們更深層次的反思與展望。

胡佛研究所創辦於1919年，最早稱作“胡佛戰爭圖書館”。 1938年，為了真實反映該圖書館不斷擴大的文獻與藏書量，更名為“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圖書館”。 1956年改為現名。創立人是後來任美國第31屆總統的赫伯特克拉克·胡佛。胡佛在一戰時期曾被美國駐英國大使任命為比利時救濟委員會主席，在此期間，他親眼見證了戰爭所造成的危害，自稱意識到教育後代了解戰爭、革命與和平的歷史知識的重要性。戰後，他為他和妻子的母校斯坦福大學捐贈了50萬美元，請該大學協助貯藏歷史資料。斯坦福大學派出的歷史資料收集小組，在胡佛的帶領下，開始跨越歐洲搜集與戰爭相關的材料。當時的斯坦福大學校長威爾伯十分讚賞胡佛的搜集歷史文獻的能力，他說“胡佛是歷史的碩鼠，每留下一噸糧食，他就拿走一磅歷史材料”。1927年，胡佛還在勞拉斯·佩曼·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創立了其他幾個領域的研究所，包括：德國革命研究所、俄國革命研究所。在二戰以後，依靠胡佛最初的啟動資金以及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的慷慨資助，建立了數以百計的研究所、世界事務委員會、外交政策學會。

胡佛創立該研究所的目的，在於收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形成和發展有關的歷史資料和文件。因此，在胡佛研究所成立初期，它只是一個專門的圖書資料收集中心。20世紀40年代末期，該研究所才開始招募學者進行研究工作。而大規模的研究工作，則始於1960年W ·格倫·坎貝爾擔任所長后。此後，胡佛研究所逐漸成為在公共政策研究方面頗有影響的學術中心。在里根政府時期，其影響力更是非同一般。

目前，該研究所對美國內外政策的影響力雖不及里根時期，但仍然發揮著著名思想庫的影響作用。1960年時只有6名研究人員，現已發展到擁有250多名工作人員，其中包括：100名研究員、70多名圖書館和檔案館管理員及專家、80多名行政管理及研究輔助人員。每年有來自40多個國家的7000餘名學者到胡佛研究所研究學習。這些人中即有在胡佛呆上幾周甚至幾年的訪問學者，也有來自媒體的記者，這些記者通常只在胡佛停留一周，利用胡佛豐富的收藏研究他們自己的項目；還有來自其他研究所或大學的學者，胡佛研究所與其簽訂幾年的合同，但這些學者只需每年在胡佛研究所果不定期的很短一段時間，對胡佛研究所本身的研究人員的工作進行補充、加強和深化。國內外的政府官員也經常到該研究所參觀訪問，如2002年就有俄羅斯外交部長伊·伊萬諾夫、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等訪問該研究所。

胡佛研究所的資金主要用於研究與教育。以2002年為例，該年度預算資金為2500萬美元，其中40%直接支付研究人員，25%用於研究、交流和 發展的一般花費，25%用於圖書館運作，5%維護設備，5%用於管理。其資金來源40%來自公司、基金會或個人的捐贈，45%來自胡佛基金(其股票市值超過2.5億)，15%來自斯坦福大學支持胡佛圖書館和檔案館的資金。

2．背景分析

胡佛研究所的最高領導機構是理事會(Board of Overseers)。理事會的成員大多是為研究所提供了大量資金的財團代表。以2000年為例，胡佛研究所籌得基金1億美元，其中70%來自理事會成員。這些為胡佛研究所提供資金的財團事實上是研究所的大老闆，研究所的大政方針、基金的使用都要由理事會決定。一方面研究所的一些研究立項是應資助者的要求而設，另二方面研究所的政策主張、思想觀點大體上也要與這些財團相一致。為該研究所提供資金的財團包括微軟公司、通用電氣公司、通用汽車勾司、埃克森公司、波音公司、福特汽車公司、摩根財團、福布斯公司、耐克公司等。蔣經國基金會也為該所提供資金。理事會的每次會議堪稱是研究所一項盛事。屆時，商、政、學各界名流匯聚胡佛，特別是一些政府高級官員及外國嘉賓也應邀出席，既評論時事政治，也討論胡佛研究所未來的建設發展。2002年，國務卿鮑威爾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出席了理事會大會。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近兩年作為研究所的訪問學者、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等也都出席過理事會大會。2000年，賴斯還在理事會大會上發表過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講。理事會有102名成員，主席是畢業於斯坦福大學、舊金山投資諮詢公司溫特沃斯一豪澤和瓦奧利希公司前董事長、現任該公司主任的庫爾特·豪澤(kurt Hauser)，副主席是加利福尼亞的投資家彼得·貝德福德(Peter Bedford)。理事會設有執行委員會、財政委員會、任命委員會、開發委員會、交流委員會和圖書館委員會。理事會成員有埃克森公司退休董事長查爾斯·西特、通用電氣公司名譽主任傑克·帕克、富蘭克林資源公司主席兼總裁查拉斯·約翰遜、北加利福尼亞醫學聯合會的喬治·史密斯、太平洋金融研究會退休副會長諾曼·塔德·威廉森、蜂音麥克伊聯合公司(Buzz McCoy Associ-ates， Inc.)董事長鮑恩·麥克伊、曾擔任俄羅斯和阿塞拜總統大選觀察員的約翰·B·鄧洛普、《福布斯》雜誌的理查德·卡爾加德(Richard Karlgaard)、卡爾福公司董事長傑克·羅伊·安德森等。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政府還長期為胡佛研究所捐款。

至於胡佛研究所與斯坦福大學的關係問題，從胡佛戰爭圖書館創立開始，胡佛就因斯坦福大學圖書館館長試圖監控胡佛戰爭圖書館所搜集的文獻而煩惱。1941年，胡佛塔建成，胡佛圖書館的文獻得以單獨保存。但是，此時胡佛又感到斯坦福大學限制研究所自主權的設想必將導致兩家機構關係緊張。於是1959年，在胡佛不止一次地威脅要撤回對斯坦福大學的經濟資助后，斯坦福大學管理委員會終於同意胡佛研究所不再是大學內的分支部門，而是斯坦福大學框架內的獨立研究機構。儘管如此，胡佛研究所公開以保守派思想庫的姿態出現，幫助好幾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贏得競選，在自由傾向的斯坦福大學校園裡，這個保守主義思想庫必然要受到抨擊。因此，胡佛研究所與斯坦福大學的關係多年來都處於不和狀態，並且由最初的學術自由辯論發展為政治理念的對抗。

智庫在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決策中往往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美中建交之前，美國最大的軍事和戰略 思想庫“蘭德公司”，就提出“承認一個中國”的政策建議，最後被尼克松政府採納。美國的智庫不僅為決策者提供新的政策思路和政策選項，向政府機構貢獻人才，還積極搭建政策共識的平台，成為宣布和解釋政府決策以及測試民意的重要渠道。另外，智庫與美國社會生活也緊密相連，其與民眾之間的積極互動和交流便是一大特色，各種研討會、圓桌會議和講座都深入公眾的日常生活。

胡佛研究院作為其中重要一員，其對華政策的態度的形成和轉變對美中關係有著不可小覷的影響。在歷史上，胡佛研究院就是保守主義的化身。藉助於深厚的政府人脈和“定義自由社會的主張”，胡佛研究院成為美國共和黨的智囊機構及重要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被譽為“右翼思潮的思想庫”，在對共產主義及共產主義國家研究方面獨樹一幟，並側重世界上文明衝突對政治經濟造成的影響的研究，對於美國內政與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美國總統布希身邊的大紅人、原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賴斯就曾經是胡佛研究院的高級研究員。“強硬派”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也曾供職於該院。布希政府中防務政策研究小組中曾有八名成員來自該院。

胡佛研究院倡導“個人、政治和經濟的自由、私有企業、代議政府、保護美國制度”，自稱其戰略方向和中心任務是“探索和促進使美國及世界的政治更加自由的道路”，提倡減少政府在社會經濟等領域的作用和對私人生活的干預，鼓勵個體能動性和創造力，記錄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聲音和種種努力，促進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研究院同時認為美國有責任改造世界，使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實現美國式的民主自由，並為人類境況的改善做出應有的貢獻。這些價值取向更是加深了其慣有的對共產主義國家的誤解，堅定和延續了其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

與其他右翼思想庫不同，胡佛研究院所持的右翼反共立場有濃厚的歷史淵源。赫伯特·胡佛本人就具有鮮明的反蘇反共思想，這種思想在他創辦胡佛研究院前後表現得最為強烈。研究院建立之時，正是蘇聯“十月革命”爆發之後，胡佛便以研究共產主義思想為名，從各個方面“證實馬克思學說是邪惡的，並保護美國的生活方式”。他的這種信念奠定了該院的思想基礎，並對研究院的日後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其經費預算的大部分來自保守團體和大公司的捐助，例如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車、通用汽車和寶潔等，加利福尼亞、洛克菲勒、摩根和梅隆等財團也對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台灣當局多年來也一直向胡佛研究院提供捐款。

冷戰結束后，世界形勢的變化使得胡佛研究院的反共傾向不再那麼突出，但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仍不時有所體現。研究院2000年年度報告表示：“通過檔案記錄、研究、出版等方式對共產主義做一真實記錄，我們希望確保人類不要再受這個邪惡的意識形態做出的烏托邦式虛幻的承諾所誘惑。”胡佛研究院的對華研究一直以來充滿了意識形態色彩。儘管9.11 事件后，其對華態度有所緩和，支持美國採取建設性對華政策，以及不過分影響中美關係的對台政策，但總的來說，仍主張向中國輸出美國價值觀，將中國納入21世紀大國安全框架。胡佛研究院對中國國內的改革存在疑惑，既希望民主自由的力量在中國生根發芽，又擔心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的蓬勃發展挑戰美國的世界和區域領導地位。對待台灣問題上，主張美國既要與台灣保持恰當的距離，使其不至於指望從美國領取空白支票為所欲為，並且向北京表明立場，即如果大陸在台灣沒有挑釁的情況下動武，美國將協防颱灣。

但是，隨著中國良好的經濟增長態勢和社會發展勁頭，以及在國際上越來越大的影響，美國智庫對中國的關注也日漸增多，從冷戰而延續的敵意和遏制戰略逐漸過渡到更為審慎的合作接觸。不可或缺的依存關係和中國發展的積極意義在2005 年美國智庫間掀起了一場“中國熱”。當年9月，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在著名智庫紐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演講時首次公開提出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美國對華政策即將作出重大調整成為美國智庫新的導向。2006年這些智庫發出更多理性、務實的聲音，並逐漸成為主流。胡佛研究院也積極跟隨這一趨勢，於11月派代表團訪問中國，與中國人民大學探討建立中美雙方學術和智囊機構合作項目等事宜。雙方高層都表達了希望在各方面加強交流合作及互相了解的美好願望。胡佛研究院副院長戴維·布萊迪更表示希望多次的訪問能夠幫助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狀況。

自美國胡佛研究院所藏的蔣介石日記開放以來，海外及兩岸三地的學者紛至沓來，並對開放日記給與了充分而積極的評價。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表示，中國目前已經成為有實力的大國，這批檔案彰顯出近代中國領導人物的思想、行為及中國社會的轉變，有助於西方真正地了解和認識中國，以及在此基礎上用正確的態度對待中國的崛起和在現代化進程中發揮的作用。胡佛研究院的高層認為，在今後20年，該院會有相當大的資源投入中國研究，其中包括研究檔案和出版圖書。這一變化再次體現了胡佛研究院對華政策的良好轉向，但其對中美關係的積極影響仍需拭目以待。

赫博特胡佛在1959年對斯坦福大學信託董事會所作的有關胡佛研究會的目的和範圍的聲明依然在21世紀引導和定義了它的使命：

“這個研究會支持美國的聯邦憲法、權利法案以及它的代議制政府的機制。我們的社會和經濟體制都是建立在一直湧現出開創性和富有創造力的私有企業的基礎上的。我們的國家是這樣的一個系統，即我們的聯邦政府只有在地方政府或其人民不能自己承擔政府的、社會的、經濟的行動的時候才會出來承擔這些行動。這個研究會的整體使命就是，從它的記錄里召喚回經驗的聲音來對抗製造戰爭的行徑；通過研究和出版這些記錄來喚醒人們創造和保護和平的努力並維護美國人的美式生活的安全。這個研究會不是，也不應該僅僅是一個圖書館，它是以這些意圖為目標。這個研究會必須不斷的、充滿活力的指向和平與個人自由的道路，指向美國體制的捍衛。”

在研究會創建者看來，個人、經濟和政治自由的原則，私有企業，代議制政府，這些都是最基礎的。通過收集知識，產生各種想法並散播二者，研究會努力去確保和保衛和平，增進人類生存的條件，並限制政府侵入私人生活。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1874年-1964年)，1899年至1913年曾在天津馬場道6號居住。胡佛幼年孤苦貧困，1895年大學畢業后被倫敦一採礦公司聘為工程師，派往澳大利亞，期間他發現了金礦，建議公司開採並准許他本人入股。1899年3月，胡佛應清政府邀請來中國，任灤州(開灤)礦務局工程師，並一直居住在天津馬場道6號。后經天津利順德飯店經理墨林介紹，在中國機礦公司當經理，兼煤礦技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救濟世界各國難民一百多萬人，被譽為"國際大慈善家"。1929年3月，胡佛當選為美國第31屆總統。

胡佛作為美國近代的一位總統，在美國有著相當大的影響。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生前將大量的文物、資料、古玩等捐獻給母校，供建立胡佛研究所之用，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文獻資料和物品是他在天津生活期間的實物和文件。這裡是美國人了解中國和亞洲的基地。歷經幾十年，這個民間研究機構目前已成為美國白宮研究亞洲及中國問題的權威諮詢機構，它在美國國會和政府中擁有大量的會員，在美國主流社會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現在美國參眾兩院，凡涉及中國的問題，都要來諮詢胡佛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