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浚宣

陶浚宣系東晉陶淵明第45代孫，同治丁卯並補行甲子科副榜，光緒二年(1876)丙子科舉人，丁丑考取覺羅漢教習，以知縣用。丙戌會試，挑取朕錄方略館，議敘同知，升用知府，遞升道員，加三品銜，賞戴花翎。后應聘赴廣東廣雅書院、湖北志書局任職，在福建漳州開過煤礦，在邑東白米堰設絲廠，皆喪其財。

陶灘宣工書法，上自秦漢，下迄六朝，無所不學。每臨一碑，輒至數千百遍。其臨池之勤，從小起無一日間斷，至暮年仍不輟寒暑。筆力雄勁，筆法壯麗，一時求其書者絡繹不絕。翁同龢深服其書法，派人持手書相邀，信內申明：“免去官禮，彼此輕衣小帽相見。”梁啟超對其魏書大為推重。蘇州寒山寺“寒山拾得”碑刻為其手跡，至今仍為遊人所欣賞。長江上游宜昌口崖壁上所書“柏彎”兩字，每字大如桌面，筆勢蒼勁。瀋陽故宮內所懸字畫亦有其手書題詞。清“光緒通寶”銀元、角子、銅元的模字皆為其手筆。在廣東時接觸不少華僑和革命志士，畢生同情革命。聞秋瑾被害，義憤填膺，寫下萬言奏摺，力辯秋瑾無罪，手稿今存浙江圖書館。

光緒二十二年（1896），陶浚宣以其特有的眼光看中箬山半壁殘山剩水，他拿出為官數年的薪俸和書法潤筆所得，又從陶在寬、陶在銘等族人那人獲得資助，共籌集銀洋8000元，在箬山北麓，沿古運河築堤二百餘丈，並在堤之北側砌以圍牆，堤上雜種女貞、垂柳和干葉桃花等。在保留前人遺存的奇特的陶公洞、仙桃洞等勝景的基礎上，他還利用採石形成的峭壁、水塘，構思巧妙地營建了稷壽樓、揚帆舫、聽湫亭、飲淥亭、香積亭等樓台亭榭和霞川橋、秦橋、萬柳橋等造型各異的津梁，恰到好處地壘疊假山等建築小品，在摩崖和各種建築 鐫有眾多的石刻、楹聯，……終於在清光緒二十五年將這一常人不屑一顧的廢石宕建成美輪美奐的園林藝術精品——東湖。秦橋南堍有靈石亭，亭柱上鐫有陶浚宣“集太白詩”的楹聯：“江空欲聽水仙摻，壁立直上蓬萊峰”。它與稷廬堂聯“八州延世澤，五柳振家聲”、東門門聯“門前學種先生柳，嶺上猶橫隱士雲”、陶園門聯“崖壁千仞，此時大劈斧畫法；漁舫一葉，如入小桃源圖中”等東湖許多楹聯、石刻一樣，坦露了陶浚宣厭惡官宦生活和塵世俗器的心跡，刻意將東湖打造成世外桃源，賡續先世陶淵明的隱逸生活。

其實，陶浚宣這一張之洞式的維新人物，並沒有在東湖當隱士、寓公。他在營建東湖的同時，就籌辦新式學堂。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陶浚宣將將其侄孫陶成章早年也任過教的東湖通藝義學改辦東湖通藝學堂，，設置史、子、算、譯四齋（系、專業），禮聘孫翼中、謝震、陳威、壽孝天、陳燮樞、周作人等兩浙飽學之士到校教授國文、算學和英文等。竺可楨、劉大白、陳儀、陳彭年等早年均在此求學，後來都成了我國的傑出人士。

后又辦東湖法政學堂及東湖醫院，建陶成章紀念祠——陶社，以供後人瞻仰。

1933年秋，東湖通藝學堂學生陶緝民赴北京，拜訪了他的老師周作人。席間，周氏即興揮毫，書贈條幅一張，文曰：“繞門山在東郭門外十里，系石宕舊址，水石奇峭，與吼山彷彿。陶心雲先生修治之，稱曰東湖，設通藝學堂，民國前八年甲辰秋余承命教英文，寄居兩閱月，得盡攬諸勝，曾作小詩數首記之，今稿悉不存，但記數語曰：‘岩鴿翻晚風，池魚躍清響’，又曰：‘蕭瀟幾日雨，開落白芙蓉’。忽忽三十年，懷念陳跡，有如夢寐，書此數行以贈緝民兄，想當同有今昔之感也。”

陶浚宣一生最大的亮點是他在1907年夏“秋案”發生后的所作所為。在清廷預備立憲的情勢下，浙江巡撫張曾敫、紹興知府貴福將尚未舉事的女革命黨人秋瑾“就地正法”，激起江浙輿論一片嘩然。民間輿論堅持以憲政精神為思想武器，抨擊浙江和紹興官府處理“秋案”的種種作為，使其窮於應付，以致貴福之流身敗名裂。而它的發起者和有力推動者就是陶浚宣。“秋案”發生后不久，陶浚宣奮筆疾書，以“紹興合郡紳、商、學界公啟”的名義和方式，發表約5000餘文的《駁浙撫致軍機處電》。他根據浙江巡撫張曾敫致軍機處奕電文的八個主要內容，即“金華府武義縣土匪頭目獲到，供出系大通學堂學生勾結起事”；“據紹興府貴守稟稱，大通學通系逆匪徐錫麟所辦，查閱江督、皖撫電抄徐匪供詞，情節略同，當飭貴守星夜來杭，面商一切，並派常備軍兩隊赴紹，會同貴守查辦”；“又據紹郡紳士密稟：大通體育會女教員匪黨秋瑾、呂鴻懋、竺紹康等，謀於六月初十日左右起事”；“竺實黨首，聞已糾集嵊縣萬餘人來郡，乘機起事”；“貴守於初四日傍晚率領軍隊，前往大通學堂及嵊縣公局搜查”；“該匪黨膽敢開槍拒捕，兵隊即開槍還擊，斃匪數名，並獲秋瑾及余匪十餘人”；“起出後膛槍三十支、子彈數千粒”；“訊據秋瑾供認不諱，並查有親筆悖逆字據，匪黨程毅亦供出秋瑾為首，余俱脅從”等逐一嚴詞駁斥，從而公開宣言：“無一證可以成立，即無一人可以成罪。夫大通學堂之槍，既奉官奏有案，即不得為私藏軍火；學生並不開槍拒捕，即不得為匪黨。而兩生之槍斃者為冤死，十餘人之受傷拘禁且受刑拷訊者為冤獄。秋瑾既不開槍，又無證據、無口供，以提倡女學之人，而死蒙惡名，身遭慘戮，冤莫大焉。”陶浚宣原為清政府同一營壘中人，在清廷大開殺戒的腹風血雨之中，敢於仗義執言，抨擊張曾啟、貴福的“草菅人命”、“破壞立憲”，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充分反映了他對秋瑾等革命黨人乃至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同情和支持（陶成章之長孫陶永銘先生說他亦系光復會會員），充分顯示了他的勇氣和膽量，充分表現了他的正義感和大無畏精神。同樣，陶浚宣生前“甚義（陶成章）烈士之所為”，陶成章也十分感念他的“栽培惠顧之恩”，在寫給他的信函中表示“當俟日後學生稍有進步，再為效力。”陶成章被暗殺后，紹興人民認為他“為奔走革命而死”，“煌煌青史又足以垂其不朽”，遂在陶浚宣醵資所築的東湖辟“陶公祠”（陶社）。從陶浚宣對秋瑾、陶成章等革命黨人所持的態度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中晚年已脫離清政府營壘，是一位與時俱進的鄉賢。

陶浚宣所著大半未付印，著名者為《百首論書詩》和《稷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