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安全

了解財富邏輯，保障財富安全

“解決財富安全感問題，必須首先學會如何保護財富免遭通脹侵蝕，而建立通脹經濟思維是關鍵”。

作為中國最活躍和最具社會責任感的經濟學家之一，趙曉一直關注民生，他認為，現在中國人忙碌於追求財富，有其客觀原因。

計劃經濟時代，由於衣食住行都接受統一安排，一切自有國家埋單，而市場經濟打破了平均主義，個人必須靠自身能力賺錢謀生，並承擔孩子教育、未來養老和個人醫療等負擔，經濟壓力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區、行業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窮者越窮、富者越富，中國的基尼係數也已達到歷史最高，加上當前中國法制、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建設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的速度，個人沒有可以依賴的精神力量調節內心，把目標簡單等同於金錢，更不會深入思考幸福、成功和價值的真正涵義。

財富不安全感的背後

按照馬斯洛需求理論，安全需求是除衣食住行之外人類最基本的需求。正因為金錢是滿足人類從基本到高級需求的重要手段，才使得人們越來越偏向於關心金錢。趙曉說，事實上現在國人的生活條件比過去好很多，經濟飛速發展，精神這一塊卻出現了真空，人們在奔跑中迷失方向，這對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也產生十分負面的影響。

趙曉認為，必須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比如加工資，過去政府一直採取‘我請客，你買單’的方式，由企業承擔成本，尤其在競爭性的製造業，這個問題就比較大，因為利潤率只有3%到5%，加的那部分工資很可能抵消掉了企業的利潤，那麼製造業會不會轉移到人力更便宜的國家，工廠會不會因此而倒閉？這是中國經濟轉型必然經歷的陣痛，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可以對這部分企業減稅，保證低收入人群的崗位和收入。

此外，畢竟多數人還是在競爭性行業工作，政府應從政策方面避免壟斷行業截取社會大部分利潤。談到北歐諸國的高福利以及在美國自由競爭的制度環境下，人們的不安全感並沒有像中國人這樣強烈，趙曉認為一旦解決好教育、養老、醫療等問題，國人的不安全感會大大降低，對金錢的需求也不會這麼旺盛。

與此同時，市場上應有一批高質量的精神產品供國人消費，如管是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以及NGO、義工組織和社區網路的建設對於當前普遍感覺無組織、無依靠、無信仰的國人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毋庸諱言，比起西方經濟大國的財閥們來，中國算得上有財富的富豪隊伍仍然具有較大的隨即性和不規範性，這和轉型時期中國市場經濟社會的某些政策、法律的不完善以及其他各種複雜的社會因素不無關係。有人曾經說過，在西方國家，一個人只要平時關注經濟領域的相關消息，特別是關注股市動態，即使那些富豪排行榜還沒有出來，他也可以依據所得知的消息對富豪榜的排名猜個八九不離十，但在中國，包括國家統計局在內，沒有哪個機構和個人能夠準確判斷出中國的富豪排名，甚至對“誰真有錢”這樣的問題也無法回答。關注財富安全背後的實質問題，最重要的是了解財富的來源，注重對合法財富的保護和對非法斂財的打擊。

由於憲法和法律規定的不明確，中國的私有財產尚處於法律保護的次要狀態。憲法規定了“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對私有財產甚至連“保護”也不說。如果說，法律價值取向和宏觀政策對私有財產的歧視，還只造成了中國有產者們的擔憂，那麼，實踐中有關機構和官員對私有財產的肆意侵害和保護義務上的不作為，則使富豪們實實在在地承受著利益的損害。一位私營企業主曾經對筆者推心置腹地說：“別看我們有了一點錢，表面上風光，但暗地裡，我們比窮人更小心翼翼，更害怕政府官員，因為他們隨時可以讓你吃不了兜著走。”“發財之前，我很自由和愉快，發財之後，我反倒覺得沒有了安全感。”另一位富豪的這般感慨，反映了中國富豪們普遍缺乏財富安全感的實際狀況。在中國，對於私有財產的保護沒有完備和全面的法律支撐。這種私有財產的不安全感，透過中國大量的資本外逃表露無遺。一項統計說，中國每年大約有200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流到國外，權威人士估計，其中以民營企業所有者為主體的富人的私人資本不在少數，“他們多數把錢存在外國銀行而不是去投資，認為那裡安全”。

按常理來說，對國家各領域產生重要影響的社會群體應是“強者”，然而，就他們更易受到犯罪分子的不法侵害，並越來越頻繁地被當作“靶子”來看，沒有足夠安全保障的富人階層，顯然又是名符其實的“弱勢群體”。這就是在如今競爭激烈的社會中顯而易見的“仇富”問題，對於中國富人來說，生命安全的威脅其實更多的來自其擁有的私有財產。

針對這些現狀，有專家和媒體曾經大聲疾呼應當在憲法層面認可私有財產的地位和給予平等保護，並在其他法律和政策層面完善對私有財產的規範。只有從宏觀政策和憲法層面消除了人們對私有財產安全問題的擔憂，才可能真正促使全社會積極投身於積累資產發展經濟。這種積極心態和更廣泛層面的參與，又能使市場競爭更加規範，更加富於理性，更有助於抵制少數人的不法斂財行為。

中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艾豐先生說：“我認為中國只有造就一個不僅自己創造的財富能夠安全地在這裡存在，外邊有錢的人也覺得你這兒安全而到你這兒來，這個國家才能富。就像土壤一樣，你能把財富這個養分留下，而不是一下雨全沖走，這個土地才是肥沃的。所以一定得把群眾這個觀念轉變過來。”

如今在中國改革開放大步向前邁進的時候，如何解決“財富安全”這個中國社會的最大難題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穩步前進的關鍵所在！

在《中國力量——以樓忠福和廣廈為坐標》一書中，作者說得很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絕對不是偉大的文化，‘劫富濟貧’的社會更不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我們必須緊記哈耶克的話，“沒有財產權利就沒有正義”——在上個世紀中後期發生的那些讓人毛骨悚然、慘無人道、讓一個民族蒙羞、讓一個國家幾乎崩潰的歷史，其實是先從剝奪有產者的財產和有地者的土地開始。如果看不到這點，或者不承認這點，那就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悲哀、中華民族的悲哀，那麼我們還是有可能再次坐上“開往春天的地鐵”，然後在地獄的終站下車。

國際財富安全研究和諮詢機構專註於私人財富安全策略研究和諮詢。他們在有形財產安全（比如個人資金、銀行開戶）、產業安全（比如境外企業、離岸公司籌劃）和無形資產安全（比如域名、商標、網站、郵件）方面，為客戶提供相關法律、法規、國際慣例、產業狀況的介紹、解釋、分析和對比，就容易忽視的關鍵問題作有價值提醒，防範服務商的誤導和失誤。以增加客戶了解、減少客戶誤解、促進正確決策，盡其可能的增加私人財富的安全性。減少客戶在此方面的顧慮。

有些財富安全機構（比如WONGSLLC）專門為亞洲和北美客戶，尤其華人客戶提供相關領域的諮詢服務。幫助客戶解決疑難問題。因其專業、低調和私密得到客戶信賴。客戶往往發現他們的意見是獨到的，因此也往往對自己的財富有了新的理解和安排。

日前，中國第一份專門關注財富安全的《中國財富安全報告1.0》，由一家專業的高端戰略研究機構——上海安藍諮詢發布，報告從經濟、政治、社會、移民、金融、產業鏈等全方位、大視野的角度，對中國財富安全形勢進行評估，並採用從0.5到5分的評分制，對嚴峻程度進行形象化分類，從而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決策空間。該機構聲稱，不是每個階層的人，都能讀這份《中國財富安全報告1.0》，報告只賣給三種人：一種是需要全面、真實理解中國從而更好做決策的決策者；一種是達到財務自由，但不關注當下社會局勢則遭遇風險的高端人士；第三種，則是具有戰略大局觀的社會高層，他們不會斷章取義的觀察這個世界，而是全面的從政治、經濟、社會、移民以及國內、國際的大視野來觀察、分析時勢。

不難看出，私人財富安全的概念，已經從傳統的資金安全，包括富人門瑞士銀行、離岸銀行、私人銀行方面的安全服務，擴充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產業安全和信息時代背景下的無形財產安全。包括境外企業、離岸公司安全構架、域名、商標、網站、郵件系統等的安全。

去年，李林楷上交了要求立法保護私有財產的提案，共有39名人大代表附議。去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提出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后沒幾天後，他收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通知，得知自己所提的有關立法保護私有財產的內容被寫入憲法修正案，並受邀入京列席十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參與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討論。李林楷說，他去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后，走訪了很多民營企業家，提案有感於很多老闆擔心做大之後政策有變。但他所做的不僅僅是為了做大了的老闆們。

李林楷的財富積累，始於1980年7個夥伴創辦家庭作坊式的塑料加工廠。從擺地攤到成為國際氨基塑料行業的冠軍，李林楷和他的企業在當地是一個傳奇。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故事，就是無數這樣的財富故事串連起來的傳奇。

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在21世紀進入高潮。“七一講話”，使得2001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分水嶺；十六大報告關於民營經濟的論述，使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在2002年進入了“激情燃燒的歲月”。到了2003年，民營資本正在中國資本市場上悄悄發展成為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中國GDP的比重超過七成。

形勢大好，傳奇的主人公們為什麼擔心？因為沒有明確的法律保護規定。

2003年初，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李海倉倒在血泊中，調查顯示，這位曾排入《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山西海鑫鋼鐵集團董事長，被自己的童年好友因未能借到錢而開槍殺害。他的被害成為標誌性的事件，引起了人們對財富和創富者的思考。《人民日報》刊文指出：“善待財富及其創造者與保護貧困者基本權利，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無論是從社會角度還是從經濟角度，都不能將二者割裂開來，應當樹立正確的財富觀，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關注社會各階層的生存狀態。”還有一些典型事件，接連引發了社會對中國民營經濟及民營企業家的思考和討論，同時也加深了人們對民營經濟的認識，包括富人安全及“仇富”心態、“原罪”問題、企業家的社會價值問題等多方面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