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牆欲高行

該詩一開頭用對仗的句式以自然現象興起社會現象：“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詩人雖平平道來，不置褒貶，提出的問題卻發人深思。試想，人的仕進本該靠才德出眾，這裡卻說要靠皇帝的幸臣————中人，豈非咄咄怪事！詩人正是通過這有悖常理的現象來揭露朝廷風氣的腐敗，使詩一開始就揭出主旨。

“眾口可以鑠金，讒言三至，慈母不親。”化用“眾口鑠金”的成語和曾參的故事。前者是說眾人的話就連金子也可以熔化，更不必說讒毀一個人了。後者見於《史記·甘茂傳》。詩人在這裡是借古語、古事感諷現實，說明讒言的可畏。而這既是朝廷風氣敗壞的具體表現，也包含著作者自己遭讒被謗的深切感受。

正因為如此，所以詩人接下去說“憤憤俗間，不辨偽真。”便不是泛泛的空發議論，而是對當時黑暗現實的針泛，是發自內心的呼喊。所以憤激之情溢於言表。

說魯國有一個與孔子弟子曾參同姓名的人犯了殺人罪，有人就告訴曾參的母親說曾參殺了人，她不相信。不久，又有一人來報告，她仍然不信，照樣坐在那裡織布。但等到第三個人來報告時，她也慌了，投杼下機，逾牆逃跑了。

胸懷大志，欲有所為的詩人不甘心就此被小人的讒言所毀滅，他要向皇帝披露真心，陳述衷情。“願欲披心自說陳”一句情辭懇切，忠心可鑒。然而就連這樣一點可憐的願望都成了難以實現的幻想，因為“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全詩就在這沉痛悲愴的慨嘆中戛然而止，給讀者留下無盡的餘味。同時，從這一結句中也不難看出，該詩雖主要指斥朝廷奸佞小人，但其中未始沒有對親近小人、聽信讒言的曹丕父子的不滿，不過是不敢明言罷了！

該詩以議淪為主，卻不使人乏味，除了因為詩人不是蒼白空洞的說理，字裡行間飽含著真情外，形式上也很有特色。例如字數參差錯落，句式長短不齊，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兼用，或駢或散，富於變化，而又一韻到底，一氣呵成。不僅避免了這類詩易於呆板的弊病，而且有力地表達了作者憤激不平的感情。

魏文帝黃初四年（公元223年），雍丘王曹植循照往例，從雍丘前往京師洛陽朝賀。好不容易來到京都洛陽的關外，暗自思忖：既然自己有過，應當首先向皇帝哥哥謝罪才是。因而就叫隨從人員留在關上，只是帶著兩、三個伴當，喬妝打扮，私自去進見清河長公主，希望她向皇帝說情。誰知他到關之事，關吏已經上報朝廷。皇帝派人“迎接”他，找不到他的下落。這就驚動了卞太后。她認為他自殺了，向著皇帝哭泣不止，弄得大家不知如何才好。恰好這時，他披著頭髮，赤著雙腳，負著砍刀和椹板到了，太后才放下心來，後來皇帝叫他僻處在圍著高牆的西館，仍然不許他正式朝覲。雖然他仰瞻城閾，俯惟闕庭，長思永懷，憂心如焚，也見不著皇帝。他曾主動上疏，嚴歷地斥責自己，但仍然見不著皇帝。在這種情況下，便寫了該詩。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國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生於東武陽（今山東莘縣，一說鄄城），是曹操與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

曹植是三國時期著名文學家，作為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與集大成者，他在兩晉南北朝時期，被推尊到文章典範的地位。後人因其文學上的造詣而將他與曹操、曹丕合稱為“三曹”。

其詩以筆力雄健和詞采華美見長，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為宋人所編。曹植的散文同樣亦具有“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的特色，加上其品種的豐富多樣，使他在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學家謝靈運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的評價。文學批評家鍾嶸亦贊曹植“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並在《詩品》中把他列為品第最高的詩人。王士禎嘗論漢魏以來二千年間詩家堪稱“仙才”者，曹植、李白、蘇軾三人耳。其代表作有《洛神賦》《白馬篇》《七哀詩》等。

太和三年（229年）38歲的曹植徙封東阿，其間潛心著作，研究儒典；太和六年（232年）曹植改封陳王；11月曹植在憂鬱中病逝，時年41歲，遵照遺願，將其葬於東阿魚山。後人稱之為“陳王”或“陳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