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振崗

馬振崗，男，1940年11月生，山東省臨朐人，中國共產黨黨員。1965年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畢業，大學學歷。

1965—1967赴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倫敦伊林學院、倫敦大學經濟學院進修

1967—l970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美大司科員

1970—1974駐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大使館

職員、隨員

1974—1981外交部美大司隨員、三秘

1981—1985駐溫哥華總領館三秘銜副領事、二秘銜領事

1985—1990外交部美大司副處長、處長

1990—1991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參贊

1991—1995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司長

1995—1996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1997—2002駐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特命全權大使

2002年4月—2004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外交部大使

2004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陳志方女婿。

我1997年3月16日到倫敦出任駐英國大使，此時距香港回歸不到5個月。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回歸問題本已達成協議，但後來英國態度生變，特別在彭定康擔任最後一任港督之後，公然推出一個違反中英達成的三個協議與諒解的政改方案，造成中英雙方圍繞香港政制發展的一場漫長而激烈的交鋒。在談判無果而英方一意孤行的情況下，我方毅然採取針鋒相對的措施，香港特區籌委會決定成立臨時立法會。香港回歸之前，臨立會以及駐軍安排問題是雙方爭論的兩個焦點。我和駐英使館當時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配合我國政府做英方的工作，確保香港回歸的順利進行。這無疑是項光榮而艱巨的職責。

我到英國不久，形勢發生了重要變化。在野18年的工黨贏得大選，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良好契機。我拜會新任外交大臣庫克先生時，他對我表示，工黨政府雖不認同中方在臨立會問題上的做法，但臨立會已是現實存在，新政府不準備挑戰中國的立場。關於駐軍安排問題，他也表示將予以“積極考慮”。後來英方在這個問題又出現反覆，不過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這一問題最終也得到較為圓滿的解決。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工黨政府也較配合，保證了香港回歸的政權交接儀式順利進展。

談到香港回歸，不能不提及兩個人，一位是時任首相的布萊爾，另一位則是末任港督彭定康。

工黨執政后，擔任首相的布萊爾提出了兩條對華新政策：一曰“英中關係要有新的開端”，二曰“香港應是兩國關係的橋樑，而不是障礙”。這些方針為英方在香港回歸上提供了政策指導和良好氛圍。1997年6月10日，我應媒體大亨默多克的邀請參加他的一個家庭酒會，沒想到在這裡見到了布萊爾。布萊爾在同我交談中表示，在香港問題上，工黨政府將會和中國政府合作，並明確說他本人將參加香港回歸的政權交接儀式。我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新信息。按照我之前的了解，兩國政府是派外長做代表，而首相出席，顯然是提高了規格。布萊爾到場，英方自然不會再生破折，而會同中方合作保證香港政權交接的順利。我立即將這一信息報告了國內。

這裡還有一個細節。我以前的工作同英方沒有什麼接觸，他們對我還不太了解，可能擔心我對香港的事不夠敏感。當天晚上，首相辦公室就給使館打電話，說我們首相今晚給馬大使傳遞了重要信息，不知馬大使有沒有注意到。第二天還不放心，英國外交部一早又打電話給使館，說昨天首相見馬大使時傳遞了重要信息，不知是否已向中國國內報告。有由此可見他們對此事的重視程度。

香港回歸后，中英關係進入了發展快車道。布萊爾當政10年，堅持對華友好與合作政策，為兩國關係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他在告別英國政壇后，繼續為推動中英關係不懈地努力。無論對布萊爾其他方面怎麼評價，他對華友好態度是應該肯定的。

而對彭定康則另當別論。他是保守黨一位傑出人才，曾擔任該黨主席。在1992年英國大選中，他為保守黨連任立下汗馬功勞，自己卻丟掉了議會的席位，無法在政府中任職。首相梅傑為示“酬答”，任命他做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在香港過渡期最後階段這一重要歷史時期出任此職，如能同中方友好合作，實現香港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本可榮譽加身，名留青史。但他卻錯誤判斷形勢，過高估計英國的能量，在事關中國主權和民族大業這樣一個原則問題上，採取了與中方對抗與較量的行動。結果只能是以失敗告終，他自己也碰得頭破血流，名聲掃地。英國工黨贏得選舉之後，彭定康依然頑固不化，回國企圖說服工黨政府堅持保守黨對香港的政策。外交大臣庫克回答得很坦率，直接說工黨沒有義務完全按照保守黨的對華政策和對港政策行動。

在香港回歸儀式上，英國國旗降下的幾十秒中彭定康一直低著頭。他顯然心情很不愉快，感到悲哀。在世界潮流滾滾向前的時代，他依然擺出當年大英帝國的架勢，違反中英雙方業已達成的協議，單方面頑固地推行政改方案，就像小說《唐。吉訶德》中那位不知時務的騎士一樣，試圖扭轉歷史的車輪，當然要跌得很重，眼睜睜看著中國的五星紅旗在香港升起。解決香港問題的一局好棋，被他一手攪亂，彭定康自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公道而論，此事也不能全怪他。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國際形勢的變化，使英國當局錯判棋局，在對華政策上明顯倒退，妄圖在香港回歸問題上趁機“翻案”，這才是問題的根源。香港回歸后，彭定康在法國蟄伏一年，寫了一本題為《東方與西方》的書，繼續為自己的作為辯解。還是形勢教育人，他後來到歐盟當官后，對華態度開始變化，在推動中歐關係中有一些積極舉動。有人問我咋回事，我說“可能是腦袋跟著屁股走吧”，所處地位不同了，思維也隨著產生了變化。

對香港回歸中國，不少英國人是通情達理的，一些有經商利益的企業界人士，也希望中英兩國解決最大的歷史遺留問題后，拓展與中國的關係。但許多人是心感“惋惜”卻又無可奈何。與一位女士交談中，她向我坦承了自己的心情。她說，自己很明白，按照道理香港是中國的，應該歸還，但心情卻難以舒暢。這就好像一座漂亮的房子，我們在裡面住了100多年，對房子已有深厚感情，現要交還給它的主人，心裡捨不得，卻又不能不交。我想她的感受反映了很多英國人的心境。這種情況，在兩場不同的招待會上鮮明地表現出來。

香港回歸當天，北京時間6月30日晚12點，倫敦時間是6月30日下午4點，英國在外交部舉辦了香港回歸的招待會。與會者有100多人，主要是英國政府官員和與香港有關的各界人物代表。招待會開始，大屏幕上播放BBC現場直播的香港回歸儀式場面。當看到英國國旗慢慢降下和中國國旗升起的情景，大廳一片肅靜，在場的英國人個個表情嚴肅，默不作聲。我和使館的同事儘管心情都無比興奮，但在那種狀況下，也只能極力控制住自己的激情。之後，英國人紛紛同我禮貌地握手表示祝賀。

下面程序是一個簡單的儀式，主要由中英雙方代表講話。這卻讓我經受了一次“嚴峻的考驗”。不知是英方的故意，還有信息傳遞的問題，事先我對此一無所知。英國代表是副首相普雷斯科特，中方代表自然是中國大使，可我一點準備都沒有，而且還要用英語。普雷斯科特副首相走上前台，從口袋裡掏出幾頁紙，照著稿子嚴肅地宣讀起來。我一面認真聽著他的講話，一面抓緊時間組織思路。幸好這些日子我已多次被邀做報告，對有關香港的情況和政策都挺熟悉。輪到我講話，我按想好的思路即席講了四點。首先祝賀香港政權順利完成交接，這是中英以合作方式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偉大創舉，雙方都應珍惜這一成果；接著重申了我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對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充滿信心；第三強調香港回歸是中國朝國家完全統一目標邁出的重要一步；最後表示相信中英關係將出現嶄新開端。大家對我的講話反應還不錯，許多英國朋友都表示讚賞，我算是通過了這次考驗。

當晚，我們使館也舉行了盛大的歡慶香港回歸的招待會。來自英國各地的華人華僑、留學人員、中國在英公司企業、新聞媒體代表五百多人歡聚一堂，共同歡慶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招待會開始，我們重放了中央電視台的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的直播片段，當看到祖國國旗升起的場面，大家都情不自禁熱淚盈眶。之後，大家爭先恐後講話，表達他們的喜悅心情。在英的中國文藝界人士紛紛登台，用精彩的演出抒發他們對香港回歸祖國的灼熱情感，招待會一直延續到夜深。招待會的熱烈氣氛與英國外交部的那場招待會截然不同，道理很簡單，因為雙方有不同的感受和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