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關係

古代背景

16世紀初，葡萄牙人用武力先後佔領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和馬來半島的馬六甲，確定了在印度洋上的霸權地位，並於1517年派艦隊闖入廣州水域，進而竊據澳門。接踵而來的是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前者開闢太平洋航路上的大帆船貿易，控制菲律賓，販運中國貨物前往墨西哥、秘魯銷售；後者則霸佔台灣。正在崛起的英國，為了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爭奪海上霸權，必須找到通往東方的航路。

1576年，一群倫敦商人以海盜馬丁·傅洛比雪耳為首組成探險隊，試圖尋找通往中國的西北航道，但是，他們的探險並沒有成功。

1583年，英國商人約翰·紐伯萊試圖經印度來華貿易。英女王伊麗莎白交給他兩封信，一封致莫卧兒（今印度境內）皇帝，另一封致中國皇帝。在致中國皇帝的信中，英女王希望中國君王“寬大接待”英國臣民，並給予貿易方面的特權：“吾人以為：我等天生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幫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點，而我臣民亦不能不作此類之嘗試。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給與安全通行之權，並給與吾人在與貴國臣民貿易中所極需之其它特權，則陛下實行至尊貴仁慈國君之事，而吾人將永不能忘陛下之功業。”

紐伯萊與另兩位商人一同前往印度，在途經忽魯謨斯（在阿曼灣與波斯灣之間，今屬伊朗）時，被葡萄牙人捉獲，押往印度西海岸之果阿。紐伯萊獲釋后，留居印度，英女王致中國皇帝的信沒能到達中國。12年後（1596年），伊麗莎白女王派本亞明·伍德為使臣，隨商人里查·阿倫、湯姆士·布羅菲爾德來華，並授與他們一封致中國皇帝的信。

1685年，清政府開放海禁，英國的對華貿易開始有了轉機。

1789年，加茨喀特接受英王使命，由東印度公司負擔經費啟程來華。但是，這位使臣在途中去世了，使團隨即返航。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英商人波朗、亞免、質臣等來廣州，向粵督郭世勛轉達英王遣使來華的請求：“因前年大皇帝萬壽未申祝禧，今遣使臣馬戛爾尼等將由天津入貢。”其實，中英之間，並不存在朝貢關係，只因大清皇朝對外實行朝貢制度，國外使節非朝貢不能隨意進京。英使既要進京，就必須是“朝貢”。於是，英商波朗的書面要求，經過中方傳譯的一番改造，加入“惟厚大皇帝施恩遠夷”等字樣后，經粵督奏聞，乾隆皇帝“准其所請”。次年秋8月，馬戛爾尼被稱為“英吉利貢使”，率團乘坐3艘船，帶著“貢品”，過舟山進大沽口。根據乾隆帝的指示，直隸總督梁肯堂接待了使團，馬戛爾尼希望到熱河覲見乾隆帝，乾隆準許了，雙方就覲見的禮節進行了一番爭論后，9月14日，英使在萬樹園覲見乾隆，呈遞國書。乾隆不僅設宴款待，而且“疊加賞齎，用示懷柔”，甚至連已回舟山的管船官役人等600餘人，“亦優加賞賜，俾得普沾恩惠，一視同仁。”9月17日，英使臣參加了乾隆帝83歲慶典“萬壽節”，21日離開熱河返北京。

英使來華，目的當然不只是為了“叩祝萬壽”。在國書中，英王要求“派一我國的人帶我的權柄住在中國地方”，以便“彈壓”來華做買賣的商人。英使臣首次覲見中國皇帝，就提出派人駐京的要求，這在中國皇帝看來，是斷然不能接受的，按照清朝定製，西洋人不能隨意在京定居，除非是來天朝“當差”的。明清之際來華的傳教士，他們被允許進京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內、永遠不準復回本國。”“凡外藩使臣到京，譯館供給，行止出入俱有一定體制，從無聽其自便之例。”如果同意英國派使臣駐京，這就意味著要“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那是“斷不可行”的。乾隆帝在賜英吉利國敕諭中，拒絕了英國的要求。

馬戛爾尼見沒有達到目的，又以書面形式提出要求。從乾隆帝第二封敕諭的內容看，這些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幾點：1、請求英國貨船將來能到浙江、寧波、珠山（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2、請在天朝京城設立商行，收貯貨物發賣；3、請求珠山附近小島一處，以便英商停行，收存貨物發賣；4、請撥給廣東省城附近小地方一處，供英商居住，或准許在澳門居住之人出入自便；5、請求英商自廣東下澳門，由內河行走貨物，或不上稅，

或少上稅；6、請求確定船隻關稅，以便在粵海關以外地方照例上稅。

乾隆帝在敕諭中，斷然駁回這些要求，強調“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西洋各國商人來華貿易，應按歷來定製，在澳門居住，通過洋行發賣，其出入往來，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隨時稽察，船隻貨物仍在粵海關按例徵稅。如果英國商人違反禁令，將貨物運到浙江、天津地方上岸交易，“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此外，乾隆帝還重申西洋傳教士不得在華妄行傳教。

馬戛爾尼使團回國后，英王喬治三世曾於1795年致信“天朝大皇帝”，“多謝大皇帝賞臉與貢使及隨從人等”，一再表示“我彼此雖隔重洋，但俱要望通國太平無事，百姓安寧，是以彼此都要通好，相依相交。”乾隆接到信后，甚至復函英王，對他的態度表示“高度稱讚”，並且表示：“如果在我把國政交給我兒子后，有信給我，我將把它轉交給下任皇帝處理，由他處理有關外國事務。”可是，後來事態的發展，並沒有如英王所許諾的那樣“彼此通好”、“相依相交”。

進入19世紀后，英、法之間為爭奪殖民地的戰爭日益激烈，波及到中國海域。1802年，英國的6艘兵船以法國欲佔澳門為由，進入雞頸洋，意窺澳門。1808年，英10艘兵船在安南失利，借稱大西洋地方被法蘭西佔據，闖入雞頸洋西，並強行在澳門登陸。英國兵船這種無視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徑給中英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

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在反法戰爭中取得了勝利的英國，又一次把中英關係提到議事日程上。他們鑒於馬戛爾尼訪華沒有達到目的，決定再次遣使團赴京。這一次，出任正使的是英王待從官阿美士德，任副使的是當年隨馬戛爾尼進京、后一直留居澳門、通曉漢語的斯當東。此外，在東印度公司任職、對中國情況有相當了解的威利·依禮士、馬禮遜和德庇時也分別任第二副使和翻譯。他們乘坐5隻船，仍循馬戛爾尼上京的路線，經舟山、進天津。儘管這次使團的成員中有幾個“中國通”，但是，他們的運氣甚至比不上馬戛爾尼。由於負責接待的工部尚書蘇楞額沒能說服英使入朝時行中國禮，理藩院尚書和世泰先是謊稱使臣演習禮儀“尚能成儀”，而當嘉慶帝下旨傳見時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謊，說正、副貢使均病倒了，不能進見，以致嘉慶帝因英使“無禮”而發怒，下令即日遣使回國。次日，嘉慶帝知道有些事情是由於和世泰撒謊造成，於是又下令酌收貢品，仍賜英王珍玩數件。嘉慶帝從乾隆年間馬戛爾尼的“祝壽”中得知英人遠涉重洋必有所求，又目睹近年英人“冒犯天朝”的行徑，為了避免英方再派使團進京，讓使團帶回一封致英王的敕諭。敕諭中稱：“嗣後無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始稱向化也。”就這樣，嘉慶帝把中英官方接觸的大門“嘭”的一聲關上了。

就在英王冠冕堂皇地兩次遣使來華期間，東印度公司卑鄙地對華髮起了一場商戰。為了扭轉用白銀購買中國物產造成的貿易逆差，東印度公司採取了三角貿易的方式，先用英國的棉毛織品換取北美殖民地的小麥等商品，然後將這些商品運往印度，在那兒換取鴉片，再運往中國。特別是對孟加拉等殖民地所產鴉片實行專賣、並進而壟斷鴉片的製造和貿易后，東印度公司更是變本加厲地擴大對華的鴉片貿易。這種不僅摧殘人的肉體、而且扼殺人的靈魂的鴉片貿易，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方面的抵制。在雍正、乾隆年間，清政府已先後頒布過禁煙命令。1796年，剛剛登基的嘉慶帝宣布禁止鴉片進口。次年，再次重申禁令。東印度公司不得不表面上停止了在廣州的鴉片貿易，但暗中卻進行鴉片走私。

1816年，清政府頒布《查禁鴉片煙條規》。1821年道光皇帝登基后，朝野上下，禁煙呼聲愈來愈高，地方政府也越來越嚴厲地懲處鴉片走私案。但是，這並沒能阻止鴉片的繼續傾銷和白銀的大量外流。1833年，英國國會廢止了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專利權。此時，清政府沒有意識到中英關係正面臨著新的變化。粵督盧坤甚至“誤聽洋商言，以英公司雖散，而粵中不可無理洋務之人，遂奏請飭令洋商寄信回國，仍援前例，派公司大班來粵管理貿易。”英政府藉機單方面將中英關係“升級”，派律勞卑於1834年以商務監督身份來華。律勞卑由於未經通報闖入省河，被押回澳門。1836年，義律來粵繼任商務總監。所謂商務總監，實際上是英政府派駐廣東的使節，不僅監督商務，而且肩負保護英國僑民、對華交涉訟事的任務。如果說，東印度公司只是商業組織，其活動代表的是商人利益，那麼，商務總監則是官方的代表，其一舉一動已經完全屬於政府行為了。1838年，為了迫使中國放棄禁煙政策，在義律的要求下，英駐印度海軍司令馬他侖率軍艦進入中國海域。這表明，英國殖民主義者已撕下了最後的面紗，準備用武力實現外交和商務上沒有達到的目的。2年後，鴉片戰爭終於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堂堂的滿清大國被“英夷”打敗，從此充當了被動挨打的角色。由於屢戰屢敗，清政府被迫與英國及其它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割地賠款的屈辱和約。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英國一步步在中國取得了香港島、南九龍以及新界的大片土地和其它許多特權，200多年的夢想成真；中國卻因此從一個封建大帝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清皇朝以“天朝”自居的傳統觀念及“懷柔”政策遭到了歷史的嚴厲懲罰。

中英早期關係的發展，自16世紀初到鴉片戰爭爆發，經歷了200多年。在此期間，國際關係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英國，重商主義政策使商人和貴族投入大量財力，發展海外貿易和殖民掠奪事業，從而迅速地完成了從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的轉變，成為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國。清政府在對外交往中實行“朝貢”制度和“柔遠”政策，同樣是建立在強權政治和不平等的前提下的。一個是西方殖民帝國，另一個是東方封建帝國，兩者之間根本不可能進行平等對話。

現代背景

英國於1950年1月6日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大國。朝鮮戰爭的爆發，中斷了中英關係正常化的勢頭，之後英國在朝鮮問題、台灣問題和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問題上追隨美國，使得中英外交關係長期停留在代辦級。但英國在具體做法上又不同於美國，英國放寬對華貿易限制，給美國對華“禁運”政策打開了一個缺口；英國政府宣布台灣屬於中國，應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英國在60年代初就在聯合國投票贊成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的提案，但是英國又投票贊成將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列為“重要問題”，需經聯合國大會2/3多數票才能獲得通過的美國提案。

隨著中英關係主要障礙的逐步清除，尤其是中美外交關係的改善，中英雙方終於在1972年實現了關係的正常化。這樣中英兩國關係繼續發展的主要障礙只剩下香港問題了。1974年，毛澤東在同英國前首相希思會談時，曾提到收回香港問題，希思也表示希望香港能平穩交接。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毛澤東未能看到這一時刻的到來，歷史的重擔落到了鄧小平身上。從1982年起，鄧小平調整中國的外交政策，中國外交進入了獨立自主的新階段。1983年7月中英雙方開始了圍繞香港問題的建設性談判，在1984年終於達成協議，兩國政府首腦正式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1997年6月30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英國查爾斯王子共同主持了舉世矚目香港政權交接儀式，香港的回歸為中英友好關係翻開了新的一頁。

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變成了現實，中英關係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中英之間再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中英雙方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兩國在維和、裁軍、環保、打擊毒品走私和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方面有著廣泛的合作空間。以1998年布萊爾首相訪華為標誌，雙方決定建立新型夥伴關係。1999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英國，受到英方高規格接待。這都為中英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注入了活力。

1997年5月，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就任英國首相。布萊爾上台之後多次表示要與中國開展面向21世紀的全面合作。1998年10月7日，布萊爾首相開始了對中國的5天訪問。7日，布萊爾首相和朱鎔基總理共同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聲明寫道：“雙方認為，現在正是揭開中國與英國關係新篇章的良好時機。雙方同意，上述聲明應成為增強全面的中英夥伴關係的框架。雙方期待著充分擴大這一夥伴關係所提供的契機，共同努力，迎接共同面臨的新世紀的挑戰。”

布萊爾強調：“這種夥伴關係實際上有兩層含義，首先，這種關係涉及到貿易和經濟關係。其意義比這要深刻得多。在許多問題上我們都有合作，例如安理會，還有世界貿易組織，我們儘力幫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04年，中英兩國從“全面夥伴關係”邁入“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黃金時代

2015年是中英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第二個10年的開局之年，也是中歐建交40周年。中英關係和中歐關係發展面臨繼往開來的重要機遇。英國是歐盟重要成員國，中英關係同中歐關係相輔相成。

2014年，中英雙邊貿易額首次突破800億美元，中國自英國進口額5年內增長了兩倍。中英雙向投資增長迅猛。過去3年，中國對英國投資年均增長71.7%。2014年，英國對中國投資同比增長87.6%，增速位居歐盟大國首位。倫敦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是世界經濟血液循環的一個重要泵站。加強同倫敦的金融合作，肯定是互利雙贏的選項。中英兩國金融合作起步早、發展快、潛力大，走在各領域合作前列。近年來，兩國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中國在倫敦設立人民幣清算行，英國成為亞洲以外首個獲批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初始額度的國家、首個發行人民幣主權債券的西方國家、首個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的主要發達國家。這是雙方合作的一大亮點。

倫敦早在2012年就正式啟動了“人民幣業務中心計劃”。經過幾年發展，倫敦已經成為最具活力和最重要的人民幣交易中心和離岸人民幣市場之一。2014年，倫敦的人民幣外匯交易規模同比增長143%，人民幣存款規模達到200億元，同比增長37%。只要條件具備，中國願意積極考慮加強兩國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倫敦可以發揮金融領域的獨特優勢，在中國金融市場現代化和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英國當地時間 7 月 20 日，英國宣布中止與香港之間的引渡協議。英國外交大臣拉布 ( Dominic Raab ) 對議會表示，立即中止該引渡協議，對中國實施的武器禁運也擴大到香港。

2020年7月28日，中國外交部回應：香港特區政府將暫停與加拿大、英國及紐西蘭的司法互助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