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曼·黑塞

1891年，黑塞通過“邦試”，考入毛爾布倫修道院。但是由於不堪忍受經院教育的摧殘，他過了一年便逃離了學校。

1884年，七歲的黑塞開始寫詩。

1886年黑塞一家再次回到卡爾夫。到十三歲為止，就讀於卡爾夫小學和拉丁語學校。《在輪下》《德米安》《童心》《回憶少年時》，皆以此四年的少年時代為小說的題材。

1899年，《浪漫之歌》（Romantische Lieder）由德累斯頓的畢爾森書店印行（自費出版），這部處女詩集收載詩人18歲至21歲之間的詩作。接著又由來萊比錫的第底利西斯書店出版《午夜后一小時》（Stunde nach Mitternacht），包括圖賓根時代的九篇散文習作，僅獲得里爾克的好評。

1904年，黑塞發表了長篇小說《彼得·卡門青》，一舉成名，獲得包恩費爾德獎，奠定了他新進作家的地位，從此成為專業作家。

1906年，小說《在輪下》（Unterm Rad）由費歇爾出版社出版，獲得很大的成功。

1912年黑塞攜全家遷居瑞士，住在伯爾尼一個朋友的故居，移居瑞士后，除了寫詩、撰文抨擊沙文主義外，黑塞還出錢支援德國流亡者出版的刊物《新論壇》和《伯爾尼文學雜誌》。

1919年黑塞移居蒙太格諾拉，以辛克萊的筆名發表小說《德米安》，引起戰後人心熱烈的反應，獲得新作家方達內獎。但很少人知道是黑塞的作品，所以辭獎不受。次年從第九版起，改為黑塞所作。

1922年出版《悉達多》，講述了古印度貴族青年悉達多求道之路。

1927年發表了長篇小說《荒原狼》，引起了德國文學界的激烈爭論。

1931年搬入自己蓋的新居，此後一直在此處創作。

1932年，小說《東方之旅》（Die Morgenland Fahrt）由費歇爾出版社出版。關於歌德的兩篇評論，發表在《神學片斷》。

1943年，小說《玻璃球遊戲》二卷本（作於1931年至1942年）由弗雷茲社出版，是最後的一篇長篇小說。

1962年8月9日，出版詩集《一根斷枝的呻吟》。

1892年至1899年這一段獨立謀生的時期，黑塞遊歷許多城市，從事過多種職業。先在工廠當學徒，後到書店當店員。

1899年7月末離開赫肯豪爾書店。秋天在巴塞爾的萊希書店工作，起先在販賣部其後轉任舊書部。

1877年7月2日出生於德國南部的施瓦本地區一個叫卡爾夫的小城。父親是基督教新教牧師，外祖父也是傳教士，曾長期在印度傳教，通曉多種印度方言，黑塞的母親出生於印度，也是一個虔誠的信徒，因而自幼在濃重的宗教氣氛中長大。同時黑塞的家庭具有多國血統，他的父親是德國人，但出生於愛沙尼亞，母親是法籍瑞士人，黑塞本人也可以說混有德國、法國、瑞士和英國血統。這使黑塞從小就接受比較廣泛的文化和開放的思想，不僅受到歐洲文化的熏陶，也有東方、主要是中國和印度的古老文化的影響，這對黑塞日後的文學創作，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1904年與鋼琴家瑪麗亞·貝諾利結婚。

1962年8月8日，腦溢血逝世於蒙塔紐拉。8月9日，出版詩集《一根斷枝的呻吟》。

1923年加入瑞士籍。

1928年，去慕尼黑訪問托馬斯·曼。

黑塞的創作生涯始於詩歌，也終於詩歌，他的詩歌中自始至終貫穿著一種富於音樂節奏和民歌色彩的浪漫氣息，表現出對旅行、自然和樸素事物的愛好，和他小說中的彷徨、孤獨、感傷、夢幻以及對理想的渴望的浪漫氣息完全一致。在他早期詩歌中，這種孤獨、感傷的氣息最為濃郁。他早期的小說也具有田園詩風格的抒情氣息，與其中後期的作品有顯著差別。

黑塞的大多數作品主題都緊緊圍繞人對生活的兩極性的認識，是對這一思想的詩化表達。他在1924年寫的散文《療養客》中直抒胸臆道：“我要用詩句、用篇章讚美世界的二極性，因為在那火花閃耀的兩極間我看到了生活的燦爛。……中國的老子為我們留下不少篇章，在那裡生活的兩極似乎在電閃之間觸手可及。”

黑塞小說中的主人公往往忍受著生活的兩極分裂帶來的心靈上的痛苦，在道德與人性、理智與感情、社會與個人間徘徊，為尋找兩者的和諧與統一而苦苦探求。小說《德米安》描述了少年辛克萊在朋友德米安（上帝的化身）的引導下，克服心中對黑暗誘惑的恐懼，認識到“好”和“壞”是矛盾的兩個方面，兩者本質上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納爾齊斯與歌特蒙德》反映了黑塞內心作為普通人對世俗生活的渴望與作為藝術家對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間的矛盾，最後的結局又表明了他試圖把兩者結合起來，在兩者的和諧與統一中追求幸福的努力。小說《聖地行》結尾處出現的雙面小人最後融合成一個的場景同樣象徵著生活的對立終將轉化為統一。

就個體而言，個體感性與理性、有限與無限、主體與對象等的分裂狀態始終存在，尤其在現代文明生活中，分裂不可避免，個體的一生都將與分裂的自我做鬥爭，在積極尋求本真自我的過程中力圖實現自我的和諧、實現人性神性的統一、實現人與自然的統一。這個統一之途就個體而言也是回鄉之途，因為在黑塞描述的故鄉中，個體是和諧完善的存在，然而，在現代物化的文明社會中，人難以逃避異化、分裂的命運，因而追求和諧完善的自我必然也是在“途中”。黑塞的詩化生存哲學思想為當代人指出生存的理想目標和回歸的途徑，同時也揭示了回鄉的悖論，將人類與命運抗爭的悲劇精神作為生命的終極追求。

《彼得﹒卡門青》中聖徒濟方格以及博比的故事都是博愛思想的暢揚。彼得追隨聖徒濟方格，其“泛愛眾人”思想贏得了人們對他的愛戴。彼得又被殘疾的博比所打動，博比外形醜陋但內心卻無比純潔高尚，默默承受著外界的無情。彼得與博比的相遇與相知正是黑塞所要賦予的對個體的人本關懷，即寄希望於個人的人道精神逐漸上升為眾人的人道化，將“泛愛”延伸。他的這種人道主義思想在其詩歌中也有所表達，“在你獵取幸福的期間/你還沒有成熟得成為幸福者/哪怕你最愛的已歸於你/在你痛悼失去的一切/向著目標忙忙忙碌碌的期間/你還不知道什麼是安寧/只有當你放棄一切慾望/再也不知道目標和追求/不再以幸福之名稱呼幸福/那時，萬事的洪流就不再衝到你的心頭/你的靈魂也安靜下來”。（《幸福》）正如道家有言“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如何超越瞬間而獲得永恆的理想世界是黑塞始終關注的問題，正是對個體生命的探索才會讓他成為孤獨的詩人。黑塞注重對人物內心的描寫，加深了其質樸、原始的氣息，並以自身獨特的生命體驗，造就了獨特的精神復歸道路。

此外，在他的書寫中，我們可以發現詩人與生俱來的悲劇命運既是歷史賦予的，也是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詩人精神帶來的。在歷史和現實的雙重背景下，詩人的存在為人類帶來希望，詩人存在本身卻是一個辯證的矛盾體，詩人自身掙扎在迷茫和澄明之間，思始終在途中，因而人類的還鄉也自然永在途中。“在途中”不是未曾到達，或從未抵達，而是言明抵達與遠離只在瞬間，甚至兩者相依相伴，抵達以意識到遠離為前提，猶如本真的生存亦以死的畏懼為基礎，正如哲學家所言，危機既拯救。基於人類生存危機的認識，人類才得以回鄉，人類需要時時自省，發現危機，正因此，從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來看，回鄉始終在途。

黑塞不僅對中國詩歌十分著迷，而且對中國哲學特別是老莊哲學頗有研究。道家思想對黑塞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以及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儘管他經歷了歐洲近代人文洗禮為代表的形而上學解構，但宗教在他的思想和藝術中佔有重要地位。他在《我的信仰》（1931）中寫道：“我的生活中向來有宗教，沒有宗教我一天也生活不下去。”黑塞通過對基督教和老子“道”的體驗而感知到最終只有“一個人類”。基督教、印度宗教和中國道家思想等，共同形成黑塞宗教思想的三大來源。

在早年，黑塞是一個熱愛大自然的人。黑塞有種特別的魅力：一個人平步青雲、汲汲於功名的時候不會想到他，一旦挫敗感、空虛感、無聊感襲來，排憂解惑的首選便是這個採菊東籬的德裔瑞士人。和那些表現現代式迷茫情緒不一樣的是，黑塞的小說有明確的指導性，他那些年輕的主人公不管怎樣彷徨，靈魂最後的歸宿總是一些世外桃源般的地方。黑塞最早的小說《在輪下》里，漢斯·吉本拉特的短暫的十多年人生就劃出了一個由聖而俗、由俗而出的軌跡。他從神學學府走向市井陋巷，又走進廣袤無邊的大自然：學府是封閉、拘謹、枯燥、壓抑人性的，象徵著人的理性，市井是自由、天然、親近大自然的，象徵人的本能和感官。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槍聲打破了黑塞的田園夢，把黑塞拋進了殘酷的現實之中。渾身血污的傷兵，折腿斷腳、垂死呻吟的無辜犧牲者，震撼了人道主義者黑塞的內心。當黑塞見到一位富女人為戰爭而高興時，他驚愕了：“為這個女人的幸福付出的代價未免太高了，不，我決不能分享這個偉大時代的歡樂。”於是他挺身而出，反對戰爭，結果是在自己祖國的報刊上被宣布為叛徒，大量報刊轉載攻擊他的文章，許多老朋友與他決裂，甚至喪失了房屋、家庭以及財產。他的中期著作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醉心於尼采哲學，求助於印度佛教和中國的老莊哲學，並對榮格的精神分析產生了深厚的興趣。他試圖從宗教、哲學和心理學方面探索人類精神解放的途徑。

這正是老莊所謂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你不打他，不罵他，也不逼他，因為你知道柔軟勝過剛強，流水能戰勝頑岩，愛比暴力更強大。這非常好，可細想一下，你不正是用軟弱和親情在強迫他嗎？”這段話則是老子“弱之勝強，柔之勝剛”的翻版。1921年，在給其友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的信中黑塞寫道：“老子多年來帶給我極大的智慧和安慰，道這個字對我意味著全部的生活真諦。”接觸老莊哲學后，黑塞對世界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改變。1922年，在給奧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一封信中黑塞寫道：“老子目前在德國十分流行，但所有的人都認為他的理論十分矛盾，然而老子的哲學思想實際上並不矛盾，而是辯證地看待世界，認為生活是兩極的。”

縱觀黑塞的一生，他同樣搖擺在現實生活和美學世界兩個“相對極”之間，一方面，他要超越自己的文化，變成一個“東方旅行者”；另一方面又萬變不離其宗，始終堅守典型的德意志文化傳統和浪漫主義特徵。他一生所寓含的既不是一種理性主義，也不是一種美學上的清靜無為，而是致力於讓兩種古老的偉大思想互相親近、和諧交融。他開闊的文化視野，也讓他成了繼歌德之後，最多論述世界文學前景並提出警告的德語作家。對同時代的文壇做出診斷後，在生命的晚年，他就憂心忡忡地指出:“以工廠方式生產文章”的“粗製濫造的時代”可能會到來。

然而，無可疑義的是，黑塞生前所關注的主題，他所擔憂的人類精神危機與心靈孤寂，是現代的，至今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正是藉由對現代命題的表達，黑塞擊中了時代的神經，使幾乎已經絕跡的浪漫主義迸發出了全新的藝術魅力。閱讀黑塞，其實可以這樣簡單：因為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個潔凈澄明的地方，獲得對愛和美的追溯。

黑塞對人類回鄉的理解最終指向和諧，對黑塞有深入研究的翁塞爾特曾明確指出“黑塞在他最後歲月里越來越熱心從事‘和諧統一’問題的研究，不論在宗教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認為宗教和政治的和諧並非黑塞最初的出發點，因為人類意識形態領域包括此二者，黑塞才就此進行大量的探討，最終這些思考指向的主要是人的和諧，或者說個體“自我”的和諧。作為浪漫主義繼承者，黑塞也繼承了浪漫主義清醒的悲劇理性，尤其是在“自我”和諧問題上，一方面，他視之為人類生存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指出和諧的前提正是現代社會中個體遭遇分裂對立的現實。基於現代社會生存狀態的反思，他對西方啟蒙主義以來的理性主體進行了批判，提出了“和諧自我”。黑塞強調完善的自我存在是思維和感官的統一，認識自我必然基於自我對生存的體驗。他塑造的詩人形象中悉達多悟道的體驗最能代表此觀點。

1962年黑塞逝世，但他的生命在作品中延續著，影響著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人，百年不衰。黑塞的作品迄今已被譯成五十三種語言，有七百四十二種譯本，僅在印度，《席特哈爾塔》就被譯成了十二種方言。

二次大戰後，美國文壇霸主一直是海明威。然而自六十年代中起黑塞漸漸取代了海明威，一時成了美國大眾的文學崇拜偶像。特別是《荒原狼》，它在問世差不多半個世紀后在美國掀起一股“狼潮”，甚至有的搖滾隊也取名“荒原狼”（這個隊曾在黑塞紀念活動期間去德國演出）。一些離經叛道的年輕人在小說主人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哈勒爾成了他們的楷模與偶像。

黑塞作品在中國的評介始於二、三十年代。趙景深曾在《小說月報》上撰文介紹赫塞（黑塞）的《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黑塞作品的單行本--中篇小說集《青春是美好的》。然而遺憾的是黑塞的名字從此銷聲匿跡，對他作品的翻譯評論中斷了十年。

1946年黑塞獲得諾貝爾文獎后，許多國家都出現了“黑塞熱”，然而在中國黑塞卻沒“熱”起來，對他的關注只是個別現象。當時的文學期刊上只發表了為數不多的黑塞作品譯文，大多是從世界語轉譯的。

此外，黑塞也跨出了西方文化圈，在東方同樣受到讀者的愛戴。黑塞在日本的影響非常大，甚至被某些日本人稱“追求真理的英雄與先驅者”，他的作品在那裡深受讀者歡迎，讀者還成立了赫爾曼·黑塞協以系統研究他。一位日本青年在給黑塞的信中告訴他：“我越是讀它們（指黑塞的作品），越是發現自己在這些書中。現在我相信，最了解我的人是瑞士，他總在注視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