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光

少年時即不滿清廷的腐敗和喪權辱國，自題名曰“光”，號“復廬”即隱含光復漢土之意。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年僅13歲的他就在《覺民》雜誌上發表《為種流血文天祥傳》，借文天祥九死不屈的抗元故事，號召人民反抗清廷，“我願我愛國志士效之、實行之，則胡兒雖狠，不難犁庭掃穴矣”。光緒三十年（1904年）作《新秋放歌》詩，有“江漢如故衣冠易，中原破碎滄神京。悲我同胞睡未醒，獨上崑崙招漢魂”句，以後所作《題風洞山傳奇》、《寫恨》（1906年）、《哀秋（瑾）女士》、《傷春》等詩，均反映他憂國憂民的悲憤之情。甚至在偕新婚妻子游杭州度蜜月之際，亦不忘國事，有詩云：“極目前途豈有涯，未酬素志奈為家，相將其矢平生願，載遍中原愛國花。”

宣統元年（1909年）11月13日近代革命文學團體南社成立，姚光即首批入社，成為南社最年輕的社友。繼續在《南社叢刻》以詩文鼓吹革命。民國七年（1918年），南社內部發生分歧，柳亞子憤而辭職，經社友推舉姚光繼任主任。故論南社主政者有“前有柳亞子，後有姚石子”之稱。姚接任后，曾舉行雅集於上海徐園，社中經費不足，他曾出資刊印《南社叢刻》第21、22兩集。

宣統二年（1910年）秋，姚光與高旭、高燮、何亞希、蔡哲夫等結伴作金陵（今南京）之游，結識居於南京的社友周實丹，意氣相投，遂結為好友，在南京憑今弔古，各以胸中悲涼之氣，發為詩歌，由周實丹彙刊為《白門悲秋集》。嗣後書信往來，時相唱和。周實丹組織南社的分社“淮南社”，姚光還為之作《序》。次年（1911年）8月，武昌起義，周實丹回淮南故鄉發動起義響應，被清廷殺害。姚光《作哭周實丹文》，言詞十分悲切。姚光期望辛亥革命進行到底，認為要吸取洪秀全的教訓“戰馬嘶風可出師，長驅逐北搗燕支，洪王一誤莫再誤，深入虎巢擒虎兒”（《秋興》詩）。又作《北征歌》，表明自己的心跡，“功成身自退，本不為名聲，優遊林泉間，願作共和民。”

民國元年（1912年）6月，與高燮等在張堰創辦國學商兌會，任理事長，出版《國學叢選》，發表《國學保存論》，認為國學是“一國精神之所寄”，“國存而學亡，則其國雖存，亦必至滅亡；國亡而學存，則其國雖亡，而必能復興”。同時他又作《尚武救國論》，認為文武不能偏廢，“我願我民激勵之、鼓吹之，以揚我祖國之耿光”。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竊國，姚光深感“神州雖復，而依然豺狼當道，魑魅跳梁”（《吊陳大復文》），就在家鄉積極組織並參加政治活動，民國元年（1912年）被舉為金山縣第一屆議事會議員。同年，中華自由黨金山分部成立，即首批參加，其址亦設於張堰姚氏經營的厚生陽傘廠內，並起草《自由黨金山分部啟》，6月，自由黨改組為同盟會，他被舉為金山分部副部長，9月，同盟會又改組為國民黨。民國2年（1913年）3月，宋教仁遭袁世凱暗殺，姚光作《哭宋鈍初先生文》“扼腕頓足，不暇為我友悲，而為民國前途放聲一哭也”。由於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軟弱、退讓，沒有按姚光的願望“長驅逐北搗燕支”，以致養虎貽患，深感痛心，其《傷心》詩曰：“為虺弗摧終貽戚，我謀不用復何論。傷心往事都成夢，晦冥乾坤且閉門”。時軍閥紛爭，“烽火滿天下”，深感“回天無力”，但他仍對祖國前途充滿信心，“重整乾坤終有日，臨江擊楫志澄清”（《津浦歸途作》）。民國14年（1925年）上海發生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共產黨人李一諤等在張堰發起召開“五卅烈士追悼大會”，姚光亦參與活動。在國共合作時期，姚光經常為李一諤和國民黨左派人士提供活動場所，資助活動經費。民國15年（1926年）北洋軍閥軍經過張堰，他還親自帶頭清掃街道，迎接北伐軍北上。民國13年（1924年）5月以後任國民黨縣黨部執行委員。民國16年（1927年）“四一二”政變，國民黨實行“清黨”，聘姚光參加國民黨改組委員會，拒不就任。從此對國民黨政治採取消極態度，致力於家鄉建設。

早在民國6年（1917年），他就參與籌備開浚縣骨幹河道張涇河，擔任財政管理員，不論籌集資金、組織民工、商藉機器，他都親主其事，自己捐款為張堰全鎮之冠。民國12年（1923年）以後又繼續開浚沈涇、小橋河、東市河、山塘、舊港、惠高涇等。民國9年（1920年），家鄉飢荒，米價騰貴，他組織平，將家中存米250石捐作平，售出之款再購米平，轉輾共平價米達1000餘石。民國14年（1925年）還接替姚貞甫主持張堰濟嬰局。他更關心家鄉教育事業，認為女子也應同樣受教育，早在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就與高旭、何憲純等創辦張堰欽明女校，任文史教員，並自編《金山鄉土地理教科書》。民國13年（1924年）積極參加創辦松青金等七縣女子師範學校。次年（1925年）10月，又與高君定、高君介、何憲純、曹中孚等創辦張堰圖書館，並任館長，館內開支包括管理人員工資均由姚光負擔。民國21年（1932年）重印正德《金山衛志》，由姚光作《跋》，指出金山衛地理位置的重要，“得之足以前控大海，后扼浦江；失之則滬茸西浙非我有矣。……近者倭人寇我淞滬，倘在彼不得逞志，必雲擾沿海，而衛當其沖，不知為政者何以為禦敵之計也？”5年之後，日本侵略軍果然從金山衛登陸，卒應其言。家鄉淪陷前，他還擔任金山抗日救國會執行委員、金山民眾組織委員會徵募處救濟股長，積極在宣傳上、物質上支持抗戰。

家鄉淪陷后，姚光蟄居上海孤島，常與愛國人士砥礪情操，切磋文史。並與在滬同鄉組織金山旅滬同鄉會，任監事。同時致力於《金山藝文志》的編著，此書自民國8年（1919年）開始，持續編寫，歷20餘年之久，終於完成這部巨著。但未及刊印，民國34年（1945年）患腹膜炎卒於上海。

姚光一生著作不斷，著有文集《總角文存》（1902～1906年，已佚）、《復廬文稿》（1906～1923年）、《復廬文稿續編》（1924～1937年）、《復廬文稿三編》（1938～1945年）、《金山衛佚史》（1912年）和《金山藝文志》、《讀書札記》、《倚劍吹簫樓詩話》、《閑情偶筆》、《懷舊樓叢錄》等，詩集《荒江樵唱》（1904～1910年）、《倚劍吹簫樓詩》（1911～1942年）、《浮梅草》（1909年）、《續浮梅草》（1915年）等。2000年由姚昆群、昆田、昆遺合輯《姚光集》，2007年，《姚光全集》作為《國際南社叢書》之一，已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姚光散文學韓愈、歐陽修，胡樸安評其文曰：“簡潔明凈，得韓之骨，而無學韓者之粗厲；得歐之神，而無學歐者之沉晦。三十年來石子之於文猛進而不已也”（《復廬文稿序》）。高燮讀《復廬文稿》後為作《弁言》，稱“卷中各稿，大抵多經余瀏覽而手潤者。余學不加進，而甥文遽爾斐然”。其詩均發自性靈，不拘泥於唐宋派別。其為詩“多於酒後夢醒之餘，吹簫說劍之頃，曉風殘月之外，山光波影之間，閑吟低唱，忽然而得之”，嘗作《論詩》絕句云：“作詩無用分唐宋，獨寫情懷真性靈，我是天機隨意轉，荒江樵唱有誰聽。”

姚光一生嗜書，自稱“書淫”，並刻有“書淫”藏書印章，為江南著名藏書家之一，隨時搜羅各種文獻古籍，更重鄉邦文獻，根據經濟條件，由近及遠自一邑而全郡、全省，每有所獲，雖耗高價亦在所不惜，積累至三百箱數萬卷之多，其中不乏稀世珍本和孤本、善本。江安傅阮叔因其藏書之富，曾贈以“書林猗頓君山富，福地琅環石室嚴”對聯。（姚曾擬築一石室以藏書）。民國26年（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金山衛登陸，其藏書除一部分在滬寓所外，損毀不少。對劫后藏書，又刻一印“歷劫不磨”，並繼續在滬收購，並蓋以“姚光劫后所得”之印。至其逝世時尚有圖書5萬餘冊，1950年5月由其後人昆群、昆田獻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現存上海圖書館。陳毅市長曾撰文予以嘉獎。

姚光藏書主要為其讀書、著書服務，自稱是“藏書者之藏書”，又是“讀書者之藏書”，亭林周迪前更稱其為“著書者的藏書”。其著作、編輯、校勘、刊行的書籍亦多為鄉邦文獻。早年曾編《雲間詩征》、《金山文征》（未刊，手稿已佚）。宣統元年（1909年）以後，先後校勘編印明末幾社首領陳卧子《安雅堂稿》（1909年與高燮、閔瑞芝合印）、《王席門先生雜記》（1910年）、《姚氏遺書志》（1911年）、《姚氏摭殘集》（1911年，以上三種均為抄本未印。《徐闇公先生殘集》（1912年，未印，后納入《釣璜堂存稿》）、姚前樞、前機的《金山姚氏二先生集》、姚鐵梅《一樹梅花老屋詩》（1918年）、《重輯張堰志》（1920年協助姚貞甫編）、姚盟梅《盟梅館詩》（1924年，姚盟梅為姚光之妹，出嫁時為其刊印）、明末幾社巨子徐闇公《釣璜堂存稿》20卷（1926年）、張文虎《舒藝室全集》（1928年與高燮合印）、顧觀光《武陵山人遺著》（1928年與高燮合印）、《顧千里先生年譜》（1930年）、《錢汪兩先生行述》（1932年）。何元朗、何叔皮合集《雲間兩何君集》（1932年）。此外尚有張文虎《舒藝室兩種》、顧觀光《武陵山人制藝》、《重輯朱二垞先生文存》編成於抗戰時期，不及刊印，原稿已佚。

民國24年（1935年）與丁迪光、王傑士等發起組織金山縣鑒社，編輯出版了第1、2期（即民國24、25兩年）的《金山縣鑒》。為保存鄉邦文獻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