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寓礎

陝西長安人。早年讀書時因家貧無力交學費，由於他連年考試都得第一名而獲免。192 0年入陝西省立第三中學師範組，1923年畢業後任小學教員。次年得友人方仲如、馮一航資助赴京考入國立北京師範大學。1925年加入旅京陝西學生進步社團共進社，任該社總執行委員兼宣傳股主任委員，是共進社後期領導人之一，曾在《共進》半月刊上發表文章多篇，對帝國主義、北洋軍閥政府及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進行揭露和抨擊。

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他撰寫文章，以親眼所見李大釗等群眾領袖在槍林彈雨中堅持鬥爭的事實，駁斥了反動勢力捏造的“民眾領袖存心險惡，鼓勵青年入於死途，自己逍遙事外”的讕言。同年夏，何在北京師範大學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0月1日，奉系軍閥張作霖以“赤化”罪名封閉共進社總部，數十名社員被捕，何亦在其中。經中共和共青團組織多方營救，由曾任陝西督軍的陳樹藩出面保釋，才於年底出獄。1927年初轉為中共黨員，奉派赴陝西綏德省立第四師範，以教員身份作掩護從事地下工作，任中共綏德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兼組織部部長；后又赴渭南縣立中學教書，任中共渭南縣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1928年參加了渭華起義。親身經歷渭華起義這場革命風暴，何感觸良多：由於“領導上的錯誤”加上“經驗缺乏”，使起義沒有真正發動群眾，沒有真正建立群眾自己的政權，也沒有分土地給農民群眾。他在縣委擴大會上說：“如果繼續這樣脫離群眾的行動下去，很可能走到連群眾也要反對我們的一天。”他的意見未被採納，最後背了個“退出縣常委會”的處分；他到西安向省委領導人陳述，非但未得到支持，還被“開除”了黨籍。

離開中共組織以後，何一直恪守“做黨的忠實群眾”的諾言，在西安、寶雞、大荔、蒲城等地教育界供職期間，支持青年學生的進步活動，掩護中共黨員的秘密工作，曾兩次被國民黨當局以“共黨嫌疑”逮捕入獄。1933年，好友王泰吉擬率十七路軍騎兵團在耀縣起義，托他尋找中共陝西省委聯絡。

不久，他偕省委派員余海豐到耀縣，進行了大量起義前的準備工作。1936年秋，何在蒲城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堯山中學教師。他為自己八年後再回黨的懷抱而無比歡欣。

西安事變期間，何參加了中共代表周恩來與西安各救國團體代表的座談，聆聽了中共中央對國內外形勢的分析，了解了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決策。不日，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國大同盟成立，何為籌備人和大綱起草者之一，當選為教盟第一、二屆執行委員，在楊明軒領導下與車向忱、劉尚達、余達夫等人共同起草了《陝西國難教育方案暨其實施辦法》。七七事變后，何任中共西安中等學校教職員支部書記，負責教盟和西安中等學校教職員聯合會的工作，配合各團體開展抗戰初期的民眾運動。

193 7年下半年，他當選為西安中等學校教職員聯合會執行委員，負責總務部工作。同年11月，由何任社長、李敷仁任主編的《老百姓》報創刊。該報內容進步，文字通俗，深受群眾歡迎，在陝西甚有影響。1938年何第四次被國民黨頑固派逮捕，經西安二中學生罷課營救而獲釋。同年秋，國民黨頑固派又以“左傾分子”的名義，將何“驅逐”出教育界。年末，他結束了十餘年的教書生涯，奉中共組織派遣，先後任孔從洲部秘書、趙壽山部司令部上校秘書，在國民黨軍隊中從事中共地下工作，對團結進步力量、促使部隊起義起了積極作用。

1947年夏，何越過封鎖線進入陝甘寧邊區，歷任延安大學新聞班主任、第一副校長、中共延安大學總支部組織委員等職。

徠1949年初南下韓城，負責延大分校工作。5月20日西安解放，同月擔任中國民主同盟西北臨時工作委員會組織委員。6月初何即擔任西安市人民政府秘書長、中共黨組成員。當時百廢待興，市府機構尚不健全。他主持建立了必要的規章制度，並在全市秘書工作會議上講授業務知識，使一批新的秘書幹部迅速成長起來；他重視做好統戰工作，1952年兼任西安市人民政府機關統戰委員會主任，定期召開局長、辦公室主任會議，檢查統戰工作，並召集非中共人士會議徵求意見；他對文物古迹的保護也花費了不少心血，曾多次提出古城牆的保護問題；西周車馬坑、半坡遺址等古迹發現后，他力促各方採取措施，妥善保護。他律己甚嚴，生活儉樸，從不要求特殊照顧，曾五次讓出較好的辦公室，最後遷到不足十平方米的房內工作。1960年，物資供應緊張，他首先將照顧給自己的牛奶、雞蛋裁掉。

1965年12月，在政協西安市第五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被選為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何身患重病仍被遊街、批鬥，直到1967年秋確診患胰腺癌卧床不起，方住院治療。在外調人員向他索取有關材料時，他不管對方如何訓斥、糾纏，從不違心提供與事實不符的證明材料，保持了共產黨員應有的氣節和品質。1968年3月8日在西安病逝。

生前著述有《中國共產黨奮鬥簡史》 《社會學講授大綱》 《國家與政治》及講義多種，並寫有《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國大同盟的一些情況》等回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