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亶父

公亶父，一名古公或古公亶父，古代周部落首領，傳為后稷第十二代孫，周文王祖父。公亶父是使周部落興盛的一位重要人物，后武王有天下，追尊古公為周太王，太吳姓族譜中，尊古公為先祖。《詩經·閟宮》說：“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遷周部落於岐山之陽的周原和開始翦商的事業，是公亶父兩項最大的功績。

古公亶父執政時，正是商武乙時代，他繼承了周祖遺風，繼續致力於豳地的開發。他勤於農業，所種田地收成豐美。每年春天，他和妻子太姜親自下地，不怕勞苦，辛勤耕作。夏日暴雨傾作，他與青壯年一起，加固堤堰，疏浚河道。秋日黃葉飄零，他帶領大家收割、打碾、貯藏糧食。冬季大雪紛飛，他忙著走家串戶，訪疾問苦。

當值殷商之世，西北戎狄屢犯邠地（今陝西彬縣和旬邑縣一帶）。“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以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為此，“商小乙二十六年，古公亶父率姬姓周氏二千乘，循漆水逾梁山來到岐山（箭括嶺）下的周原。豳和其它地方的自由民，視古公為仁人，扶老攜幼皆來歸附。”

公亶徠父改變了游牧的風俗，建築城邑房屋，設立官吏，改革戎狄風俗，開墾荒地，發展農業生產，把民眾分成邑落定居下來，建立諸侯國，得到了商王朝認可。“（商王）武乙六年，邠遷岐周。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竹書紀年》。因地處周原，故姬姓從此稱周人，“定國號為周，粗皆國家雛形。”

公亶父使周部落逐漸強盛起來，奠定了周人滅商的基礎。古公卒，少子季歷繼位，是為公季，後周人追稱王季。王季的兒子昌，即周文王。古公亶父是公劉的第九世孫，殷商後期，率部遷到渭河流域的周原（今陝西岐山縣），這裡土地肥沃，水草豐茂，適宜農作物生長，於是這支部落逐漸強大起來，滅商建立了周朝。

先周部落從公亶父遷岐到文王建豐，是其發展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先周姬姓氏族與姜姓氏族聯姻，並向東發展，為武王滅商準備了條件。其生產力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其社會形態則已由居幽時的酋邦模式而進人了早期國家時期。有關這次遷移，其它史書也都有載。《竹書紀年》：（殷）武乙元年：“那遷於岐周。”陳逢衡謂：“當雲那侯亶父自那遷於岐周。”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自公亶父遷岐之後，先周歷史便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是與姜姓氏族聯為婚姻。公亶父帶領著姬姓部族來到岐山周原之後，便與原先已住在南面渭水流域武功、扶風、寶雞一帶的姜姓部族聯為婚姻。此後，姬姜兩部落便世為婚姻，如武王妻曰邑姜，西周康王、穆王、鼓王、孝王（或為夷王）、厲王、幽王的妻子均為姜女。

公亶父首先採取了一系列創建國家文明的措施。《周本紀》說公亶父率部落居於岐下之後，“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就使國家的存在形式帶有親族關係和地域關係的雙重內涵。而公職官員的任命，也開始脫離血緣關係，漸次形成一複雜的官僚統治集團。行政機構的充實和健全，正不斷加強著周國家權力的運作。同樣，在意識形態領域，亦緊緊適應著這種社會構成和政治秩序的演進，出現了宗廟之祀和家社之祭並重的整合，初步形成了一套發於家族或宗族、涵蓋社會、上達國家的祭祀系統。

周太王遷岐建國后，“天下”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主要標誌為：周人打破戎狄的包圍，獲得了一個有利的生存環境。但是，這時戎狄的危脅依然存在，周人的力量不足以與強殷杭衡，於是太王根據天下形勢的分析以及自身安全的需要，制定了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即加強與附近各部落的友好交往，東聯強殷，西抗諸戎，為發展生產，增強國力，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條件。為了實現這個聯殷圖存的目的，大王採取了臣屬於商王朝的政策。

公亶父一方面強化著統治階級的政治地位，同時也有效地調整著周圍各社會階層的關係。”公亶父的功業在於使先周部落內部實力得到了充實與發展，而至其兒子王季，孫子文王時，先周部落便開始向外擴展。最後到武王時，終於推翻了其東方強國商朝。

《史記·周本紀》

周太王陵是周王朝奠基人，周人先祖古公亶父的陵寢。位於陝西省岐山縣祝家鎮岐陽村。周太王陵始建年代不詳，誤傳為周幽王墓，萬曆岐山知縣於邦棟始辨正之。現周太王陵墓丘高3.5米，圍大約50米。前有清乾隆四十八年邑令平世增立的墓碑一座，高3米，上刻清陝西巡撫畢沅題字“周太王陵”，碑樓、碑座已殘，2000年岐陽村重修墓碑。

司馬遷：“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崔東壁先生遺書》已指出《史記·周本紀》之誤，認為“古公亶父”之“古”是“昔”之義。孫作雲先生考證：“`公亶父”不能稱為“古公亶父”，或“古公”。《詩經》四字一句，故在公亶父，前加一“古”字，以足其文。司馬遷不察，在《史記·周本紀》中一再曰“古公亶父”或“古公”，這是不對的。顧頡剛先生《上古史講義·周人的崛起》中註釋曰：“古”，與《尚書》的“舊者稽古”相同，是說遠古的意思，不是人名，人名只有三個字，即“公亶父”是周人開國始祖，所以詩才稱“綿綿瓜貶，民之初生”，決不會從中間的太王講起，公亶父與周太王為二人。譚戒甫先生亦認為古公亶父、太王亶父是二人，一前一後含。王玉哲先生說：“關於古公亶父的史料太貧乏，截止到現在這個問題還難以定論，上面這些說法可以並存，以待博聞。楊寬先生論日：“公亶父如同公劉、公非、公叔祖類一樣，以“公”為尊稱。《史記》稱為“古公亶父”是不對的，《詩經》四字一句，前加“古’字，是“昔”的意思。崔述《豐鎬考信錄》卷一0稱他為太王，是出於文王稱主以後的追述。”此論與孫作雲先生之說相斌應以“公亶父’幸說為確。至於“公亶父”、“周太王”或“太王亶父”為一前一後的二人之說，顯然不妥，應是亶父的不同稱謂，無可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