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里德

1887年10月20日，約翰·里德出生在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港。父親查爾斯·傑羅姆是紐約人，在波特蘭代理一家紐約商行，負責監督該行在美國西北地區的農機銷售業務。母親瑪格麗特是波特蘭首富享利·格林家的掌上明珠。幼年和童年的里德居住在外祖母家中。他從外祖母那裡學到了勇於追求新事物的品格，從母親的教育中學會了到童話和小說中去尋求樂趣。外祖母家的中國廚師是里德最親密的夥伴之一，他從他那裡聽到了許多中國神仙鬼怪故事，激發了他對異國的嚮往之情。這些教育的一個結果就是使不到9歲的里德已經開始編寫劇本，他立志要做詩人和小說家。

9歲那年，里德進入學校接受正規教育。不久，由於父母遷到城裡居住，里德便進入城裡的私立波特蘭中學。不久，他就成為聞名全校的小詩人、文學家、校刊編輯。他用自己編造的美妙故事把許多同伴吸引到了自己身邊。里德17歲從中學畢業，進入新澤西州莫里斯敦預備學校學習。其間，里德的父親被任命為聯邦法官，他不顧過去的朋友們的阻撓和報復，揭露了一些貪污和行賄的商人和企業主。父親的剛直不阿深深地感染了里德，他從父親那裡學到了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1906年9月，里德考入哈佛大學。在學校里，他積極地從事業餘寫作，為哈佛學生的流行滑稽刊物《諷刺月刊》和《哈佛月報》撰稿，並先後成為這兩個刊物的編委會委員。此外，他還是哈佛西部學生組織“西部人俱樂部”的主席。1910年6月，里德從哈佛畢業。

離校后，里德為自己安排了一個用作工和寫遊記掙路費去環遊世界的計劃。1910年7月的一個早晨，他受雇作為牛倌，乘上一艘牲口船去利物浦。僱主給他的報酬就是免費乘船。到達利物浦后，里德從那裡步行到倫敦，以後又乘船去巴黎，再從那裡乘火車到西班牙。在英國鄉村的農家小倉中，在巴黎燈火輝煌的咖啡館內，在馬德里沸騰的市集廣場上，里德都找到了自己的朋友，並從他們那裡汲取了豐富的知識，積累了大量的素材。

1911年初，里德從歐洲回到美國。他在故鄉呆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后，就出發到紐約去闖蕩。在那裡，他由父親的一個朋友，職業新聞記者林肯·斯蒂芬斯介紹，先在《紐約環球報》，后在《紐約雜誌》謀得一份工作。斯蒂芬斯在美國新聞界以“醜聞揭露者”而聞名，在政治上和新聞業務上給了里德大量的幫助和指教。斯蒂芬斯帶里德參加各種會議：有社會主義者的，也有無政府主義者的；有勞工領袖的，也有稅收改革論者的，還鼓勵里德親自去探索紐約這個大都市，從實踐中學習。里德經常在工作之餘漫步在紐約的街市、公園、戲院、旅館中常見到他的身影，貧民窟、賭場、秘密舞廳留下了他的足跡。他曾在威廉斯堡橋的橋墩上度過了一個夏夜，也曾在富爾頓市場一個裝魷魚的筐子里安睡了一個夜晚。從這些考察中，他看到了社會上的貧困、罪惡、以及貧富之間的極端不平等。

在這段時間中，他的各類作品相繼問世。小說《墮水》刊登在《星期六晚郵報》上，社論《移民》發表在《科里爾》雜誌上，隨筆《大企業家的虛偽道德觀》被《趨向》雜誌採用。他開始被人看作職業作家，並應邀參加了紐約文化藝術名人組成的團體“自費聚餐俱樂部”。

1912年秋，里德被左翼的《群眾》雜誌聘為撰稿人，並參與制定了該刊的新宗旨：刊載那些被某些牟利性刊物認為過份揭露和直言的文字；反對僵化，反對教條，不奉承任何人。他從《群眾》雜誌那裡沒有獲得任何稿酬，卻獲得了比金錢更有價值的東西：該雜誌所提供的“寫作自由”。1913年，美國新澤西州帕特森的25，000名絲綢工人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而舉行罷工。紐約報界對此採取了緘口不言的態度。里德作為《群眾》雜誌的記者，獨自趕去採訪。在那裡，他由於“蔑視侮辱警察”而被投入監獄。這倒給了他一個極好的採訪機會。監獄中關押著大批的罷工工人，里德很快就贏得了他們的友誼和信任。他們向里德講述罷工的詳情和各自被捕的經過。罷工工人在牢房中所表現出來的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以及他們那暸亮的《國際歌》和《馬賽曲》的歌聲深深地打動了里德。他感到這些偉大的氣質使他的思想也崇高起來。

4天後，里德獲釋。描述帕特森罷工鬥爭的文章和報導很快就在《群眾》雜誌上刊登出來。這使得紐約各報爭先恐後地派人去帕特森採訪。為了宣傳罷工鬥爭，里德把自己寫的有關文章投寄給紐約一家大雜誌《大都會》發表，並為罷工工人在麥迪生廣場的露天演出寫了一個被報界稱之為“驚人之作”的出色的劇本。

1913年春天，墨西哥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當年3月，軍官維克托里亞諾·韋爾塔在美國石油壟斷資本家的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了憲法派馬德羅政府，從而激起了墨西哥各階層人民的一致反對。墨西哥南方以潘喬·比利亞和薩帕塔為首的兩支農民軍和北方的卡蘭薩為首的“憲法軍”共同對韋爾塔的聯邦軍作戰。激烈的戰爭引起了美國各階層人民的注意。里德由於在報導帕特森罷工中顯露的才華，於1913年秋，被《大都會》雜誌和《紐約世界報》委任為特派記者，前去採訪。在墨西哥，里德縱橫數百里，歷時4個月，採訪了農民游擊隊的領袖潘喬·比利亞、反政府軍官烏爾維納將軍、“憲法軍”首領卡蘭薩等人，採訪了大批參加反抗鬥爭的農民和勇敢的農民軍戰士。他和他們一起睡營房、吃生肉，甚至參加他們的戰鬥。他把這些農民和戰士的艱苦的戰鬥生活，英勇的鬥爭精神，以及他們建立民主的新墨西哥的美好理想都反映在他的新聞報導中。這些文章使美國人民了解了墨西哥革命的真相，也使里德獲得了極大的榮譽。《紐約時報》把他的肖像作為英雄人物登在宣傳他的文章的廣告上。《紐約世界報》的郵遞車車身兩旁寫上了他的名字。沃爾特·李普曼在評價里德的這些報導文章時，甚至認為“報告文學始於里德”。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里德在《群眾》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商人的戰爭》的文章。他批駁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和美國各報關於協約國在為“世界的民主獲得安全”而戰的說法，尖銳地指出：“這不是我們的戰爭”，“它純粹是商人們的衝突”。不久，他再次作為《大都會》的特派記者到歐洲採訪戰事。在5個月的採訪中，他寫下了《對戰爭的探索》、《在協約國的一邊》、《約翰·里德的報導：德國戰壕里的一夜》等多篇報導和戰地見聞。1915年3月，《大都會》再派里德去採訪東歐戰場。後來，他把在東歐戰場7個月的採訪中所寫的文章收集到1916年出版的一本題為《東歐的戰爭》的書中。在書的導言中，里德指出：通過對於“長期吃緊的戰爭”中的東方各民族生活的觀察，他更加確信，歐戰是悲慘而且無益的事情。

1916年初，里德在學生時代患過的腎臟病複發。醫生建議他動手術，切除有病的腎臟。為了籌得足夠的醫療費用，里德不得不在為《大都會》拚命工作的同時，不斷地為其他的報刊雜誌寫稿。即便在這種景況下，他也絕不為賺錢而放棄原則和信仰。這一年，美國政府為了鎮壓墨西哥革命，派出了一支由約翰·約瑟夫·潘興將軍率領的遠征軍。《大都會》與另外幾家美國報刊都提出要里德重返墨西哥，對這一事件進行報導。里德認為，這些報刊的編輯肯定會迫使他去頌揚這支用武力干涉別國革命的遠征軍。因此，他堅決拒絕了這個要求。11月，里德在巴爾的摩的瓊斯·霍普金斯醫院作了手術，休養了1個月後便出院了。

1917年1月，《大都會》準備讓里德作為特派記者到中國採訪。2月，美國宣布與德國斷交，這是美國參戰的信號。《大都會》與其他各大報刊一樣，準備提高鼓吹戰爭的聲調，而沖淡反戰的色彩。里德直言不諱的反戰態度越來越被認為是一個麻煩人物。於是，到中國採訪的計劃取消了，里德與《大都會》合作的時代也隨之結束。

里德並沒有沉默。他繼續闡明所相信的真理，抨擊所反對的戰爭。威爾遜總統發表宣戰聲明的當天晚上，里德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和平主義者集會的講壇上公開表示反對。幾天以後，在國會司法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里德義正辭嚴地宣布：“……我決不為這個戰爭效力，槍斃我也罷，強迫我作戰也罷，隨你們的便。可是我知道，這不止我一個，還有成千上萬的人……”

里德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性質的深刻認識使得他逐漸地轉向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無情批判。1916年，他在自傳《三十將至》中寫道：在現行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下，“我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我有飯吃，是因為別人挨著餓；別人在冬天幾乎光著身子穿過冰封雪蓋的城市，而我穿著衣服……”他衷心地盼望著“產生一個更富裕繁榮、更勇敢有為、更自由、更美好的新世界”，雖然當時他還不知道通往這個“新世界”的途徑是什麼。

1917年，當俄國二月革命的消息傳到美國時，里德因為這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而未予以重視。然而，到了夏天，當革命在實踐上顯示出它的社會主義性質時，里德作為最先看到這一點的美國人之一，在《群眾》雜誌上寫道：這場革命的“實質是長期受蹂躪的俄國群眾起來了，這一點我們現在看得愈來愈清楚。這次革命的目的是在地球上建立一個新型的人類社會”。他決心要到俄國去採訪革命實況。那些當年積極聘請他為特派記者的報刊，都由於他反戰的態度和享有的激進主義盛名而不再敢僱用他。最後，《群眾》、《約紐號角》等左翼報刊決定委派他為特約記者。1917年8月，他終於離開美國，踏上了通往俄國的路程。

9月中旬，里德到達聖彼得堡。在那裡，他走遍全城，與工人、士兵、商人、實業家、婦女、政治領袖等各種各樣的人交談。他會見過號稱“俄國的洛克菲勒”的資本家裡亞諾佐夫，也會見過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要負責人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他經常到工廠的車間里，臨時政府政務會的記者席上，甚至前線的戰壕中去採訪各種會議和各類人物，並把他聽到和看到的各種情況用符號或密碼記錄下來。為了補充所獲得的材料，他努力收集各種傳單和報紙，甚至從公共建築的牆上剝下各類組織的政治宣言書和文告。從採訪中，里德清楚地看到，俄國存在著一個與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平行的，由工人、士兵和農民代表組成的“政府”。這些原來在最底層的人們，現在到了最上層。他衷心地希望“無產階級興起，並取得政權”。

地處彼得格勒市郊的斯莫爾尼宮此時已成為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在地，里德獲得了一張允許自由出入的特別通行證，因此，他很快就成了斯莫爾尼宮內的一個盡人皆知的人物。他在那裡採訪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的領袖，出席在大禮堂舉行的各種會議。

當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時，里德正在這場革命的心臟中密切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他參加了攻打冬宮的行列。冬宮被佔領后，里德和工人赤衛隊員們一樣，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悅。他寫道：“士官生們扔下的一大堆步槍踩在我們的腳下，我們發出了勝利的歡呼聲。”當全俄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時，里德在斯莫爾尼宮的禮堂中見到了列寧。他認為列寧是“一位異乎尋常的深負眾望的領袖”，是“一個恐怕有史以來也很少如此受人愛戴和敬仰的領袖”。

十月革命成功后，蘇維埃政府曾建議里德擔任蘇俄駐美領事。由於美國政府拒絕承認這一任命，這個建議被迫取消。

1918年2月初，里德離俄返美。由於在俄國的採訪中所表現出來的同情和贊成革命的政治傾向，他受到了美國政府多方的刁難和迫害。美國國務院拒絕發給他簽證，使他不得不在挪威首都奧斯陸滯留了兩個月，直到4月份才回到紐約。里德一登上紐約碼頭，就受到聯邦特工人員的仔細搜查。他的手稿及全部文件、筆記均被沒收。第二天，法庭又認定他曾阻撓新兵入伍，判處他交納2000美元的保釋金。許多雜誌和報紙受到官方的警告，如刊登里德的文章，即會被查封。

面對反動政府的迫害，里德沒有絲毫的畏懼，反而於回國后不久正式加入了美國當時的社會主義組織——社會黨。該黨1901年建立之後，由於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堅強的統一領導，於1909年和1912年發生了兩次大的分裂。許多左派分子脫離了社會黨。留在黨內的左派分子此時也由於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支持俄國十月革命，而與該黨的機會主義領導集團發生了激烈鬥爭。里德加入社會黨后，由於他的反戰和支持十月革命的主張，很快就在自己周圍聚集了一批左翼分子，在紐約形成了里德派左翼集團。他不斷地為左派報紙寫文章，還運用講壇來向美國人民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無產階級的戰略策略。他走遍了紐約、波士頓、布魯克林、伍斯特、克利夫蘭、芝加哥、費城、布朗克斯等地，向各種進步團體和廣大群眾進行演講。在費城和布朗克斯時，他被控“鼓動暴動和進行煽動性演說”而兩次被捕，花去了1萬美元的保釋金。

1918年秋末，美國政府經過仔細審查，斷定里德帶回的文件和筆記沒有危害，把它們交還給了里德。里德收回這些東西后，立即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每天工作16—18小時，集中寫作了3個月。1919年3月，記述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終於出版了。該書一問世，立即受到各方面正直與進步人士的歡迎，1個月之內就印刷了4次，3個月就銷售了9000冊。列寧親自為該書的俄文版寫了序言，稱讚該書“就那些對於理解什麼是無產階級革命，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具有極端重要意義的事件，做了真實的、異常生動的描述”。

1919年2月，社會黨紐約20個地方組織宣布成立社會黨左翼黨。4月，這個左派組織出版了《紐約共產主義報》，里德擔任了該報的主編。5月，在社會黨全國執行委員會的選舉中，左派獲得很大勝利，里德當選為社會黨赴莫斯科出席第三國際代表大會的代表。6月21日，里德出席了在紐約召開的社會黨左派全國大會。這次大會批判了社會黨右翼領導集團的修正主義路線，提出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其最終目的是在美國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由於社會黨內把持領導集團的右翼分子對左翼集團在組織上堅持實行排斥和清除政策，包括社會黨內最有勢力的里德派和魯登堡派在內的所有左派集團均被開除出黨，里德想通過在社會黨內部進行鬥爭，革新和改造該黨，使之成為共產主義政黨的願望再無實現的可能。於是，1919年8月31日，以里德為首的左翼分子約1萬人宣告成立美國共產主義勞工黨，里德成為該黨主要領導人。

為了繼續探討和介紹蘇維埃俄國，里德盼望著再到俄國去進行實地考察。恰逢當年9月，美國共產主義勞工黨決定派里德為代表，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由於無法取得合法的出國護照，里德設法弄到了一個假護照，化名在北歐一艘船上充當水手，橫渡大西洋，於12月份到達莫斯科。

當他尚在途中，共產國際在10月份的一次會議上把他選為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他到達蘇維埃俄國后，發現自己在這裡不僅有許多以前結識的老朋友，而且有《震撼世界的十天》為他贏得的更多的新朋友。他走訪俄國各地的農村、城鎮、工廠、學校、軍營，也經常到克里姆林宮中去會見列寧，與列寧促膝長談。在列寧的建議下，他為共產國際的出版物撰寫了一些關於美國政治狀況的文章。

1920年初，里德獲悉美國政府已對共產主義勞工黨和美國共產黨進行起訴，他的名字也在被起訴的名單上。他決定回國去對付審訊。3月，他藏在一艘駛往瑞典的芬蘭船上離開了俄國。當船到達亞波時，被發現。芬蘭當局在美國政府的要求下逮捕了他。里德被捕的消息傳出后，蘇俄政府立即與芬蘭政府談判。雙方達成協議，蘇俄方面釋放兩名被俘的芬蘭反革命教授，以換取芬蘭政府釋放里德。6月初，里德獲釋。但美國駐芬蘭外交機構卻拒絕發給他護照。他只得重返莫斯科。

3個月的監獄生活使里德本來就已過度勞累的身體更加虛弱了。他仍就不斷地寫報導，作演講，並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不久，他染上了斑疹傷寒。蘇維埃政府把他送進馬林斯基醫院，派出第一流的專家去治療。醫生們雖然盡全力醫治，但由於帝國主義國家對蘇俄實行聯合封鎖，無法獲得抗傷寒藥物。里德的病情迅速惡化。1920年10月17日，約翰·里德與世長辭，年僅33歲。蘇維埃俄國政府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並將他的遺體安葬在克里姆林宮牆下。

約翰·里德

（1888.10.21－1920.10.19）

1920年10月19日，蘇聯聞名的詩人、記者約翰-里德，在莫斯科死於班疹傷寒。如果他還活在世上，21日便是他33歲的開端。

1910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后，里德到一家美國雜誌社工作，在工作中逐漸對社會改革產生了興趣。1914年他寫了一系列關於維拉和墨西哥革命的文章，因而成了全國聞名的記者。1917年，他與路易絲-布賴恩特結婚，然後兩人一起去俄國採訪布爾什維克的革命。

十月革命后，里德返回美國，發表了根據親眼所見寫成的報道《震撼世界的十日》。他還協助建立了共產主義勞工黨。1919年，他被指控犯有煽動罪，因此重返蘇聯，去世之前，一直在蘇聯演講。

他被葬於紅場。

1：美國著名記者、詩人、政論家。1887年10月22日里德出生在美國的波特蘭城。外公是首富。自傳《三十將至》未完成。

1906年：上哈佛大學，失落。成為《哈佛院報》編輯部編委會成員。被譽為“哈佛詩人”。

1909年：大三，組織“西部人俱樂部”李普曼做過演講。老師為：科普蘭。

1910年：闖蕩歐洲，徒步旅行。

1911年：旅行終止，父親破產。回美國紐約，受林肯·斯蒂芬斯栽培（黑幕揭發者《城市之羞》），工作在《紐約環球報》

1911年：完成兩部小說：《墮水》（《牛船》）、《來自賽內河的人》

1912年：《良心何在》描寫舞女生活，投稿於《群眾》雜誌（檔次比較高）；跳槽到《群眾》雜誌社。其間：《帕特森之戰》的採訪、《拉德克利行政司法長官的旅館（監獄）》小說，投於紐約最著名雜誌《大都會》，在《大都會》當自由撰稿人。

1913年：墨西哥內戰，作為《大都會》、《世界報》特約記者前往戰地。彙集成書《暴動的墨西哥》，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名記者，進入美國一流記者行列。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報道，作為《大都會》軍事記者，赴歐洲英國（歐洲戰場）

1917年：他與路易絲-布賴恩特結婚，然後兩人一起去俄國採訪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代表《大都會》）

1918年：.回到美國接受審訊，行李物品被沒收，8月拿回行李物品，寫關於十月革命的書，

1919年：3月出版《震撼世界的十天》，列寧夫人翻譯，列寧作序，被譯成80多中文字。12月，去俄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回美國經過芬蘭時，被芬蘭政府逮捕（芬蘭受美國的指使）。被指控犯有煽動罪，在獄中渡過三個月，被蘇聯政府營救。

1920年：3月離開芬蘭后，返回蘇聯，去世之前一直在蘇聯演講。10月17在莫斯科去世。

約翰·里德（John Reid，1947年5月8日－），英國工黨政治家，歷任蘇格蘭事務大臣、北愛爾蘭事務大臣、樞密院議長、衛生大臣、國防大臣和內政大臣等職。約翰·里德在英國下議院擁有議席，代表蘇格蘭的艾爾德里與肖特（Airdrie and Shotts）選區。

約翰·里德於2007年開始擔任其擁戴球隊凱爾特人隊的主席。

謝爾蓋這樣評價約翰·里德：“里德高大有力，事實上，他有一種冷靜的理想主義和活潑的智慧，還帶有幽默感。”

約翰·里德的一生僅活了33年，不過像歷史廣宇中的一顆轉瞬即逝的流星，他的業績卻猶如那些光輝燦爛的恆星，永遠閃爍在人類歷史的星河之中。他是記者，人稱“現代新聞學之父”；他是記者兼文學家，被譽為“報告文學的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