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訁思訁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眾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之人，猶莫不好德，《兔》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於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眾。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丑之賤，所須士大夫之纔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後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托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以托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訁思訁思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岩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佈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慾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徵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徵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不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臣愚蠢無能，蒙恩準備派一路。現在又蒙恩召回朝廷，有什麼職責，而當以使事情回報陛下。不知道自己無法稱職，而不敢沿著使事之所及，冒著談論天下的事情。陛下仔細考慮而選擇其中，很幸運！我看到陛下有謙恭節儉的美德，有聰明睿智的才能，早起晚睡，沒有一天的放鬆，聲色犬馬、觀遊玩喜歡的事，沒有絲毫的蒙蔽，而仁民愛物的意思，天下人信服，但又公開選拔天下所願意輔佐您的，屬的任務，而不傾向讒佞姦邪狡詐的我。這雖然二帝三王的用心，不過如此罷了。當他們豐衣足食，天下大治。而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對內則不能不以國家擔憂，外就不能不害怕在夷狄，天下的財力天以貧困，而風俗一天天把壞，各地有志之士，諰諰卻常常擔心天下的長期不安。這是什麼緣故呢？困難在於不知道法度的緣故。現在朝廷法令工具，什麼都有，我認為沒有百佛法的人，為什麼呢？如今的法度，多不合乎先王的政治原因。孟子說：“有仁心仁聽到，而我沒有給百姓的，為政不遵循先王的制度原因”以孟子的學說，看看現在的錯誤，正是在這裡了。

現今的時代，離開了先王的時代很遙遠，所遇到的變化，所遇到的情況不一，而要想完全遵循先王的政治，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這是很困難的。但是，我認為現在的錯誤，擔心在不取法先王的政令的人，認為該法其意蘊。夫二帝三王，相距大概有一千多年，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準備好了。他所遭遇的變化，所遇之勢，也各不相同，他布置的方法也都不同，而他們治理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沒有不相同的。所以我說：該方法其意蘊。法律的意圖，就我所改變列改革，不至於傾覆震驚天下的耳目，隗囂天下的人，而本來就合乎先王的政令了。

雖然這樣，因為現在的趨勢推測的，陛下雖然想改革變易天下的事，合乎先王的意旨，他一定不能了。陛下有謙恭節儉的美德，有聰明睿智的才能，有仁民愛物的意思，誠加的意，那麼有什麼做不成，什麼不能得到？但我卻認為陛下雖然想改革變易天下的事，合乎先王的意旨，他一定不會的，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國家人才不足的緣故，而有的中興的名字啊。

我曾試著觀察天下做官的人，也有缺乏在這個時候的人啊。人才缺乏在上，那麼有沈埋沒在草野之中，所有不為當時所知道的了。我還求助於民間草野，但也沒有見到很多了。這難道不是陶冶而成的這種局面嗎？我認為現在在位的人才不足的，因為我使事情所涉及的就可以知道了。現在因為一路有千里之間，能夠推行朝廷的法令，知道這是緊急情況，而一切能使百姓提高它的很少，而沒有才能迎合貪鄙的人，到數不勝數。他能講先王的意旨，以迎合當時的變化的，大概一個郡里，往往沒有了。朝廷便藉機生事，以擾亂百姓。所以我說：在原位的人才不足，而民間鄉里，也沒有見到很多啊。人才不足是陛下雖然想改變改變天下的事，以合乎先王的意旨，大臣雖然有能夠抵擋陛下的心意，而想領這的，九州的大，四海遙遠，誰能說陛下的手指，用一推行此而人蒙他施捨的人嗎？所以我說：他一定不能了。孟子說：“徒法不足以自行。“不是這樣的對嗎？然而，現在的急，在人才而已。如果能使天下人才眾多，然後在位置的才可以選擇他的人而取得足夠了。在原位的才能了，但後來形勢是否允許，但由於人們的疾苦，改變天下的弊病法，以向先王的意旨，很容易的。如今的天下，也先王的天下，先王的時候，曾經人才太多了，為什麼到現在卻不足吧？所以說：陶冶而成的方法不對啊。

商之時，曾經天下大亂了。在位貪婪毒害祝失敗，一起人都不是。到文王出現，而天下的人才缺乏了。當時，文王培養天下的人才，而使他們都有士君子之才，然後根據他們的才能授任官職讓他。《詩》說：“和樂平易的君子，為什麼不作人”就是這個意思。等到他們長大了，低賤兔置的人，也沒有誰不喜歡道德，《獵網》的詩是對的。更何況在在位的人嗎？正因為文王能這樣，所以以征服，以守則治。《詩》說：“奉劉璋巍峨，俊傑之士所應當。“又問：“周王在邁，六師及的。”說文王所用，文武各才能，而沒有荒廢的事情了。等到夷，激勵的混亂，天下的人才又缺乏了。到宣王的發生，所給圖天下的人，仲山甫而已。所以詩人感嘆說：“品德輕如鴻毛，只有仲山甫輔佐他，愛沒有幫助他。”因為閔人才的少，而山甫的沒有幫助啊。宣王重用仲山甫，推薦同類以德美才新，然後人才又多。在對內修明政事，外征討叛逆，但又有文、武的境土。所以詩人讚美他說：“薄言采芑，在那些新田，在這樣的災難畝。”說宣王能德美才新，使他們成為有用之才，如果農民新讚美他的田地，而讓他們有可以採用的芑啊。由此看來，人的才能，未嘗不是國君陶冶而成的呢。所謂陶冶而的是什麼呢？也教他、餵養它、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育方法是什麼呢？古代天子諸侯、從國家到鄉間都有學問，廣泛設置教導的官而嚴選。朝廷禮樂刑政的事，都在學習。士所觀而學習的人，都是先王的法言、德行、治理天下的意思，這些材料也可以作為國家的作用。如果不能被天下國家之用，就不教了。如果可以為國家所用的，就沒有不在於學習。這就是教育的方法。好的方法是什麼呢？饒他們錢財，簡單的用財，約之以禮，用法律制裁的。什麼是富饒的用財？人的感情，財產不夠，那麼貪婪鄙陋苟得，無所不到。先王知道他這樣，所以他們制定俸祿，從平民的在任者，他們的俸祿已足以代替他種了。由這些而上的，每當有加呢，使他們能夠培養廉恥之心，而遠離貪鄙的行為。對認為不一樣，又推共俸祿以及他們的子孫，所謂的世祿。使其產生的，既然在父子、兄弟、妻子兒女的生活，親戚、朋友的交往，都沒有遺憾了，他死了，又在子孫沒有足夠的擔憂的。什麼是約之以禮？人們富裕而無禮來加以節制的，那麼又放邪靡奢侈，無所不到。先王知道他這樣，所以為的制度。婚姻喪葬、祭祀、宴會的事情培養，吃、穿、用的東西，都是以等級為的節，而用統一的度量衡的方法。他命令可以做的，不讓他有分寸的分量增加了。什麼是用法律制裁？先王在天下的人，教的方法來種植了，不帥教，就待之以貶到遠方終身沒有牙齒的方法，約之以禮了，不遵循禮，就待之以流殺死的方法。《王制》說：“改變衣服的人，那你流。”《酒誥》說：“有人報告說：一群喝，你不要安逸。全部抓起來帶回在周，我要殺了！”那群飲、改變衣服、小罪呢，淹死了，死刑的。加上小罪以死刑，自稱王之所以忍心不懷疑的，認為不這樣，不能統一天下的習俗而成我治理。用禮法約束，用法律制裁，天下之所以服從沒有觸犯的人，又不是只有他嚴厲而治療觀察的所能達到的，大概因為我至誠懇切的心，力行做出表率。凡在左右的達官顯貴的人，都順從君主的慾望，而服行的，有一個不帥的，法律的制裁就從這裡開始。上層以至誠之心行的，而尊貴的人知道躲避上所厭惡的了。那天下不懲罰而停止的人太多了。所以說：這些培養的途徑。所謂選拔的方法，為什麼呢？先王選取人的，一定要在家鄉，一定要在學校，讓眾人推舉他所謂的賢能，文字來告訴他在上而察的。確實賢能啊，然後根據它們的大小、才能的高低而官讓他。所謂觀察的人，非專用耳目聰明，而偏聽一人的口呢。想詳細了解他的品德，問他走，想詳細了解他的才能，問他說。得到他們的言行，就測試的任務。所謂觀察的人，考試的任務是正確的。即使堯任用舜，也不過如此罷了，更何況它下吧？至於九州的大，四海遙遠，下級官吏千千萬萬，所需士大夫的才能就多了。有天下的人，又不可以用一個觀察的原因，又不可以用部分屬於一個，而使他在一日之內，考試的行為能力，而進退的了。因為我已經不能細察他們的才能品行的人，以做大官了，就讓他拿這類，持久試驗的，而考察他才能的人以向上，然後用爵位、俸祿給他合而已。這是可取的方法。

所謂責任的方法是，為什麼呢？人的才能和品德，高低厚薄不同，他們擔任的職位有應該有不應該。先王知道他這樣，所以知道農民的是后稷，了解工的人認為共工。其德厚，才能高的人，認為的長，德薄而才下的，認為他屬下。又因長期任職，那麼上熟悉了解的事，下馴服而安於教化，賢能的人就其功可以取得成功，沒有才能的人的罪可以顯露出來。所以長期的任務而待之以考試成績的公布。像這樣，所以智慧才能的人，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去工作，而不擔心他的事情有始無終、他的功勞的不去了，懶惰苟且偷生的人，這是想取悅於一時，但是人在他後面，怎敢不儘力嗎？如果沒有才能的人，本來就知道辭退而去了。在職任事的時間長，到他任之的又專門呢，而不完全用法令束縛的，而讓他推行自己的看法。堯、舜的來治理百官而煕眾工人，因此而已。《尚書》說：“三載考績，三次考察，升降幽明。”就是這個意思。堯舜的時代，他所罷黜的人就知道了，大概四凶是正確的。他所上的，那麼皋陶，國家，契，都終身一官而不只是。因為他們認為上的，物加的爵位、俸祿賞賜而已。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教育的，培養的，取的，使用的方法就是如此，而當時的國君又能人民他的大臣盡心竭力，至誠懇切，思念而做的，這是做臣子的就不會懷疑，那麼對於國家大事沒有要做不到的。

現在的州縣雖有學問，把牆壁都而已，不是有教導的官員，長育人才的事情了。只有太學有教導的官員，但也沒有嚴格選拔。朝廷禮樂刑政的事，從來沒有在學習。學習者也漠然自己以禮樂刑政被有關部門正的事，而不是自己所應該知道的。學習者所教，講說辭章句讀而已。講說辭章句讀，當然不是古代的教育人的方法。近幾年才開始教他們應試文章，不是博誦勤學終日的力量就不能。當他們不能完善，大就不足以治理天下國家，小就不足以治理天下國家的作用。所以雖然老死在學校，終日的力量帶領上的教，當讓他們從政，那麼茫然不知該何去何從的，都是一樣的。因為現在的教育的人，不僅不能使人的才能罷了，又跟隨而痛苦毀壞的，如果不能成功才能的人，為什麼呢？人的才能，形成於專一而毀於蕪雜。所以先王的地方人才，處理工程在官府，地方農民在田間，在商人在市場，而我在學校，使各專其業績卻不見異物，害怕其他的事情還不足以損害他們的事業的。所謂的人，又不是特別使他不能見異物而已，一示以先王之道，而諸子百家的產，都摒棄而沒有人敢去學習的地方。現在的目標應該學習的人，國家的作用。現在讓所有設置的不教，而教育他們應試文章，使其消耗精神身體疲倦，一整天的精力來從事於此。到他任以官職啊，卻又讓所有設置的，而責備他把國家大事。古代的人，早晚用來從專門對於國家大事，但才有能有不能，現在就改變它的精神，剝奪他們的時間，因為早晚從事於無益的學，到他任事，然後突然要求他為國家所用，這樣才能不足以有作為的人少了。所以我說：不僅不能使人的才能，又跟隨而痛苦毀壞的，如果不能成功才是。又有關係的，先王的時候，士所學的，周文王、周武王的做法。人的才能，有可以做公卿，有可以做士。他的才能的大小，應不應該就有了，至於武事，那麼根據他們的才能的大小，沒有不學的人了。因此大的，居則為六官的你，出則為六軍的將領啊，其次是比間族黨師，也都去世兩個軍隊的統帥的。所以邊疆宿衛，都能士大夫為他，而小人不能奸他的任務。現在的學習能力，認為文和武是兩回事，我知道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的責任，就推給軍隊，往往一些姦邪兇悍無賴的人。如果他們的才能品行值得依託於鄉里的人，也不會願意去親戚而從被羨慕的原因。邊疆宿衛，這是天下的重任，而君主所應慎重的做法。所以古代的教人射箭，控制是當務之急，其他技能，就看他的才華的適宜然後教他他的能力不及，這是不強的。至於射，那是男人的事。人的一生，有病就行，如果沒有疾病，沒有去射不學的人了。在學校時，當然要練習射箭啊。有賓客時以射，有祭祀的事就用射，別人的行為同能偶就用射。在禮樂之事，沒有不在以射，而射也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的關係。《易》說：“鋒利的弓箭，以威天下。“先王難道認為射箭是用來學習上的依戀而已嗎？被射的，武事的更大，而威服天下、保衛國家的工具。生活就因此演習禮樂，出則認為是從戰爭。人既然早晚從事於此而能的多，就邊疆宿衛的責任，都可以選擇而採取的。士人曾經學習先王之道，他的行為方式曾經被推在鄉里的人了，然後根據他們的才能而托他把邊疆宿衛的事。這是古代的人君之所以把武器交給別人，而沒有內憂外患啊。現在就把天下的重任，國君應該非常謹慎的選擇，推給姦邪兇悍無賴、才能品行都不足以自托於鄉里的人。這是當前所用諰諰卻常常抱著邊境的憂慮，而憂慮守衛不足以自托於鄉里的人。這是當前所用諰諰卻常常抱著邊境的憂慮、而憂慮守衛的不足有安全感啊。現在誰不知道邊疆宿衛的人不使人有安全感呢？只是認為在下學士以拿起兵器為恥，但也沒有能騎馬射箭戰陣之事的人，那不是招募的士兵，誰能勝任這件事的嗎？教育不嚴格，高的選擇，那麼士人以拿起兵器為恥，但還沒有能騎馬射箭戰陣之事，當然是合乎情理的。所有這些都教的不對頭啊。

現在制定俸祿，大部分薄。除非朝廷侍從之列，人口逐漸增多，沒有有兼農商的利益而不能養家糊口的人了。其下州縣的官吏，一個月所得，多的有八九千，年輕的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宮門的，大概六七年後得到三年的薪水，計劃一個月所得，實在不能四五千，年輕人實在到不了三四千。即使供養家人，也困在這裡了。而他的養生，喪死，婚姻，葬禮的事，都會在這裡。那出中人之上的，雖然窮但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以下的，雖然泰而不失為小人。只有中人不這樣，窮則為小人，宇文泰就成為君子。總計天下的人，在中的人都是這樣的。先王認為大家不可以用力量戰勝了，所以制定行為不以已，而以中人為控制。所用順著他們的慾望，加以正確的引導，認為中人所能守，就可以用行於天下，而推的後代。以現在的制定俸祿，而想要士人不要敗壞廉恥，是中人所不能達到的。所以現在政府大的，往往交賄賂，經營資產，以負貪污的惡名，官小的，販賣乞丐，沒有什麼事不做。士人已經毀壞了廉恥的原則以負累在代了，那麼他的懶惰取悅別人的想法開始，而勤奮自強的心息，就職業怎麼能不放鬆，研究方法從何而起呢？更何況枉法受賄，侵擾百姓的，到處都是的。這就是不能饒他們錢財的。

婚姻喪葬、供養、吃、器用的東西，都沒有制度予以節制，而天下以奢侈為榮，以節儉為恥。如果他們的財產的可用工具，就沒有什麼做不到，有關部門也不禁止，而人又以此為榮。如果他們的財產不足，而不能自稱在流俗，就在結婚的時候，往往會得罪族人親戚，但人們認為羞恥了。所以富人的貪婪而不知道停，貧窮的人就勉為其難去追他。這就是士人困難重重，而廉恥之心毀了。這就是不以禮來約束的。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王安石指出國家之所以“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根本原因是在“不知法度”。接著他就在“法度"上大做文章，先是批評“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政”。王安石所謂“先王之政”主要來自孟子：“以孟子之說，觀古今之失”。王安石以“法先王”來進行改革，同時他指出：所謂“法先王”只是法其意，而非法其政，即是說不能“呆信古法”。

為確保做到“法其意”，王安石首先提出了人才問題。他指出，當時的許多官吏都是“不才苟簡貪鄙之人”，文臣不熟武事，就把邊防交給一群奸悍無賴之人，因此吏制必須改革；學校里只講章句，學生所學全是無補之學；科舉以詩賦為試，官員對治道一竅不通；恩蔭給官，不問才學，只憑家世；因此學校和科舉必須改革。他認為對官吏應實行法制，要“裁之以刑”。對於選拔、培養人才，他提出了系列陶冶人才之道，即“教之之道”“養之之道”“取之之道”“任之之道”。所謂“教之”，即以學以致用為唯一標準；所謂“養之”，就是“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即用豐厚的俸祿使之廉潔，以種種制度來約束他們，如有違犯，則繩之以法；所謂“取之”，即痛改詩賦取士的模式和痛改不合理的恩蔭制度；所謂“任之”，即區別人的道德和能力之高下，分而任之，使人盡其才。

針對北宋積貧積弱的現實，王安石把理財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認為國家財力困窮，官員貪污腐敗，在很大程度上是“治財無其道爾”，即理財不得其道。對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即通過發展生產、廣開財源來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此外，他對國家軍力軟弱、官吏享樂成風、坐吃山空等問題也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和主張。

王安石還明確指出，他之所以上書，目的就是要進行政治改革，革除“苟且因循之弊”，以期“合於當世之變”，所有這一切都表現了一位有實踐經驗的政治家的膽略和氣魄，也是他日後實行“熙寧變法”的思想和理論基礎。王安石清楚地知道，他的改革主張，在當時一定會遭到頑固派的非議，但他仍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當時的最高統治者身上，他懇求皇帝，能“勉之以成，斷之以果”，將改革運動進行到底。

北宋自立國以來，重視科舉擇人，實行文臣治國政策。宋真宗以後，科舉制度的腐敗、恩蔭的寬泛、學校教育的廢弛，使得官僚行政機構十分龐大和腐朽，科場充弊叢生，加之考試內容、方式的陳腐、死板，只重文辭、不尚實學。於是，官場上“無能之士，祿以利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所以，到了北宋中期，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許多有志改革的人物，他們都把改革學校和科舉，搜羅人才，刷新吏製作為頭等重要的內容。如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就是以“改革吏制，選拔賢能”為其中心的。在他的十項改革大綱中“明陟黜”“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等，都是涉及人才問題的，其旨意即在於從改革科舉、考察官吏中，選拔一批具有實際從政能力，通曉政令案牘和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歐陽修也主張“盡去尋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並認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他還說：“方今天下之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才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才，……所以無人。”蘇軾在上書中也要求選拔人才、改革吏制，他說：“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治之罪也。”（《策論》）蘇軾主張“擇人要精”“任人宜久”，並且要有真才實學，堅決反對任用那些“多空文而少實用”的儒生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的書獃子。這一時期有志於改革的人物的人才主張，或歸於失敗，或沒有實施，但他們重視人才，改革人才選拔制度的思想，對王安石的人才改革思想起了積極的、直接的影響。

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任提點江東刑獄任滿返京述職時，寫給仁宗皇帝趙禎這篇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但也有人考證王安石上書當在嘉祐四年或五年。據《宋史·王安石》記載：“移提點江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清人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也記載為嘉祐三年。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訁思訁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眾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之人，猶莫不好德，《兔?》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於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眾。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丑之賤，所須士大夫之纔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後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托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以托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訁思訁思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岩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佈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慾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徵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徵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不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因為王安石要求革新變法的主張，正觸犯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一出，就有人攻擊王安石“迂闊”，甚至說他要亂國。由於社會阻力太大，所以奏書呈送之後，並未引起仁宗的注意，也未提起執政者的興趣，而王安石也並未因此而受到重用。但他的改革願望和過人的膽識，卻在士大夫中贏得了聲譽，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也使其日漸成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明·茅坤：“荊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措注，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書中。然其學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見，而其偏拗自用，大較與商鞅所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壞，而反不如近世浮沉者之得。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牽繩聯，如提百萬之兵，而鉤考部曲，無一不貫。”（《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二）

清·儲欣：“荊公此書只是要改制變法，大肆更張耳，胸中有無數見解，無數話頭，卻尋出‘人才不足’四字統之，架堂立柱，將胸中所欲言者，盡數納入，隨機大發，故議論愈多，頭緒愈整，由其以一線貫千條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二）

清·沈德潛：“行文部勒有方，如大將將數十萬兵而不亂。中間絲聯繩牽，提挈起伏，照應收繳，動嫻法則，極長篇之能事。”（《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九）

近代·梁啟超：“秦漢以後第一大文。”（《王安石評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於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哲學上，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