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北宋王安石創作的秦書

嘉佑三年(1058年),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認為癥結的根源在於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於效法古聖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並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宋仁宗並未採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作品正文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訁思訁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眾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之人,猶莫不好德,《兔》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於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眾。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丑之賤,所須士大夫之纔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後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托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以托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訁思訁思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岩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佈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慾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徵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徵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不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註釋譯文


白話譯文

臣愚蠢無能,蒙恩準備派一路。現在又蒙恩召回朝廷,有什麼職責,而當以使事情回報陛下。不知道自己無法稱職,而不敢沿著使事之所及,冒著談論天下的事情。陛下仔細考慮而選擇其中,很幸運!我看到陛下有謙恭節儉的美德,有聰明睿智的才能,早起晚睡,沒有一天的放鬆,聲色犬馬、觀遊玩喜歡的事,沒有絲毫的蒙蔽,而仁民愛物的意思,天下人信服,但又公開選拔天下所願意輔佐您的,屬的任務,而不傾向讒佞姦邪狡詐的我。這雖然二帝三王的用心,不過如此罷了。當他們豐衣足食,天下大治。而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對內則不能不以國家擔憂,外就不能不害怕在夷狄,天下的財力天以貧困,而風俗一天天把壞,各地有志之士,諰諰卻常常擔心天下的長期不安。這是什麼緣故呢?困難在於不知道法度的緣故。現在朝廷法令工具,什麼都有,我認為沒有百佛法的人,為什麼呢?如今的法度,多不合乎先王的政治原因。孟子說:“有仁心仁聽到,而我沒有給百姓的,為政不遵循先王的制度原因”以孟子的學說,看看現在的錯誤,正是在這裡了。
現今的時代,離開了先王的時代很遙遠,所遇到的變化,所遇到的情況不一,而要想完全遵循先王的政治,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這是很困難的。但是,我認為現在的錯誤,擔心在不取法先王的政令的人,認為該法其意蘊。夫二帝三王,相距大概有一千多年,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準備好了。他所遭遇的變化,所遇之勢,也各不相同,他布置的方法也都不同,而他們治理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沒有不相同的。所以我說:該方法其意蘊。法律的意圖,就我所改變列改革,不至於傾覆震驚天下的耳目,隗囂天下的人,而本來就合乎先王的政令了。
雖然這樣,因為現在的趨勢推測的,陛下雖然想改革變易天下的事,合乎先王的意旨,他一定不能了。陛下有謙恭節儉的美德,有聰明睿智的才能,有仁民愛物的意思,誠加的意,那麼有什麼做不成,什麼不能得到?但我卻認為陛下雖然想改革變易天下的事,合乎先王的意旨,他一定不會的,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國家人才不足的緣故,而有的中興的名字啊。
我曾試著觀察天下做官的人,也有缺乏在這個時候的人啊。人才缺乏在上,那麼有沈埋沒在草野之中,所有不為當時所知道的了。我還求助於民間草野,但也沒有見到很多了。這難道不是陶冶而成的這種局面嗎?我認為現在在位的人才不足的,因為我使事情所涉及的就可以知道了。現在因為一路有千里之間,能夠推行朝廷的法令,知道這是緊急情況,而一切能使百姓提高它的很少,而沒有才能迎合貪鄙的人,到數不勝數。他能講先王的意旨,以迎合當時的變化的,大概一個郡里,往往沒有了。朝廷便藉機生事,以擾亂百姓。所以我說:在原位的人才不足,而民間鄉里,也沒有見到很多啊。人才不足是陛下雖然想改變改變天下的事,以合乎先王的意旨,大臣雖然有能夠抵擋陛下的心意,而想領這的,九州的大,四海遙遠,誰能說陛下的手指,用一推行此而人蒙他施捨的人嗎?所以我說:他一定不能了。孟子說:“徒法不足以自行。“不是這樣的對嗎?然而,現在的急,在人才而已。如果能使天下人才眾多,然後在位置的才可以選擇他的人而取得足夠了。在原位的才能了,但後來形勢是否允許,但由於人們的疾苦,改變天下的弊病法,以向先王的意旨,很容易的。如今的天下,也先王的天下,先王的時候,曾經人才太多了,為什麼到現在卻不足吧?所以說:陶冶而成的方法不對啊。
商之時,曾經天下大亂了。在位貪婪毒害祝失敗,一起人都不是。到文王出現,而天下的人才缺乏了。當時,文王培養天下的人才,而使他們都有士君子之才,然後根據他們的才能授任官職讓他。《詩》說:“和樂平易的君子,為什麼不作人”就是這個意思。等到他們長大了,低賤兔置的人,也沒有誰不喜歡道德,《獵網》的詩是對的。更何況在在位的人嗎?正因為文王能這樣,所以以征服,以守則治。《詩》說:“奉劉璋巍峨,俊傑之士所應當。“又問:“周王在邁,六師及的。”說文王所用,文武各才能,而沒有荒廢的事情了。等到夷,激勵的混亂,天下的人才又缺乏了。到宣王的發生,所給圖天下的人,仲山甫而已。所以詩人感嘆說:“品德輕如鴻毛,只有仲山甫輔佐他,愛沒有幫助他。”因為閔人才的少,而山甫的沒有幫助啊。宣王重用仲山甫,推薦同類以德美才新,然後人才又多。在對內修明政事,外征討叛逆,但又有文、武的境土。所以詩人讚美他說:“薄言采芑,在那些新田,在這樣的災難畝。”說宣王能德美才新,使他們成為有用之才,如果農民新讚美他的田地,而讓他們有可以採用的芑啊。由此看來,人的才能,未嘗不是國君陶冶而成的呢。所謂陶冶而的是什麼呢?也教他、餵養它、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育方法是什麼呢?古代天子諸侯、從國家到鄉間都有學問,廣泛設置教導的官而嚴選。朝廷禮樂刑政的事,都在學習。士所觀而學習的人,都是先王的法言、德行、治理天下的意思,這些材料也可以作為國家的作用。如果不能被天下國家之用,就不教了。如果可以為國家所用的,就沒有不在於學習。這就是教育的方法。好的方法是什麼呢?饒他們錢財,簡單的用財,約之以禮,用法律制裁的。什麼是富饒的用財?人的感情,財產不夠,那麼貪婪鄙陋苟得,無所不到。先王知道他這樣,所以他們制定俸祿,從平民的在任者,他們的俸祿已足以代替他種了。由這些而上的,每當有加呢,使他們能夠培養廉恥之心,而遠離貪鄙的行為。對認為不一樣,又推共俸祿以及他們的子孫,所謂的世祿。使其產生的,既然在父子、兄弟、妻子兒女的生活,親戚、朋友的交往,都沒有遺憾了,他死了,又在子孫沒有足夠的擔憂的。什麼是約之以禮?人們富裕而無禮來加以節制的,那麼又放邪靡奢侈,無所不到。先王知道他這樣,所以為的制度。婚姻喪葬、祭祀、宴會的事情培養,吃、穿、用的東西,都是以等級為的節,而用統一的度量衡的方法。他命令可以做的,不讓他有分寸的分量增加了。什麼是用法律制裁?先王在天下的人,教的方法來種植了,不帥教,就待之以貶到遠方終身沒有牙齒的方法,約之以禮了,不遵循禮,就待之以流殺死的方法。《王制》說:“改變衣服的人,那你流。”《酒誥》說:“有人報告說:一群喝,你不要安逸。全部抓起來帶回在周,我要殺了!”那群飲、改變衣服、小罪呢,淹死了,死刑的。加上小罪以死刑,自稱王之所以忍心不懷疑的,認為不這樣,不能統一天下的習俗而成我治理。用禮法約束,用法律制裁,天下之所以服從沒有觸犯的人,又不是只有他嚴厲而治療觀察的所能達到的,大概因為我至誠懇切的心,力行做出表率。凡在左右的達官顯貴的人,都順從君主的慾望,而服行的,有一個不帥的,法律的制裁就從這裡開始。上層以至誠之心行的,而尊貴的人知道躲避上所厭惡的了。那天下不懲罰而停止的人太多了。所以說:這些培養的途徑。所謂選拔的方法,為什麼呢?先王選取人的,一定要在家鄉,一定要在學校,讓眾人推舉他所謂的賢能,文字來告訴他在上而察的。確實賢能啊,然後根據它們的大小、才能的高低而官讓他。所謂觀察的人,非專用耳目聰明,而偏聽一人的口呢。想詳細了解他的品德,問他走,想詳細了解他的才能,問他說。得到他們的言行,就測試的任務。所謂觀察的人,考試的任務是正確的。即使堯任用舜,也不過如此罷了,更何況它下吧?至於九州的大,四海遙遠,下級官吏千千萬萬,所需士大夫的才能就多了。有天下的人,又不可以用一個觀察的原因,又不可以用部分屬於一個,而使他在一日之內,考試的行為能力,而進退的了。因為我已經不能細察他們的才能品行的人,以做大官了,就讓他拿這類,持久試驗的,而考察他才能的人以向上,然後用爵位、俸祿給他合而已。這是可取的方法。
所謂責任的方法是,為什麼呢?人的才能和品德,高低厚薄不同,他們擔任的職位有應該有不應該。先王知道他這樣,所以知道農民的是后稷,了解工的人認為共工。其德厚,才能高的人,認為的長,德薄而才下的,認為他屬下。又因長期任職,那麼上熟悉了解的事,下馴服而安於教化,賢能的人就其功可以取得成功,沒有才能的人的罪可以顯露出來。所以長期的任務而待之以考試成績的公布。像這樣,所以智慧才能的人,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去工作,而不擔心他的事情有始無終、他的功勞的不去了,懶惰苟且偷生的人,這是想取悅於一時,但是人在他後面,怎敢不儘力嗎?如果沒有才能的人,本來就知道辭退而去了。在職任事的時間長,到他任之的又專門呢,而不完全用法令束縛的,而讓他推行自己的看法。堯、舜的來治理百官而煕眾工人,因此而已。《尚書》說:“三載考績,三次考察,升降幽明。”就是這個意思。堯舜的時代,他所罷黜的人就知道了,大概四凶是正確的。他所上的,那麼皋陶,國家,契,都終身一官而不只是。因為他們認為上的,物加的爵位、俸祿賞賜而已。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教育的,培養的,取的,使用的方法就是如此,而當時的國君又能人民他的大臣盡心竭力,至誠懇切,思念而做的,這是做臣子的就不會懷疑,那麼對於國家大事沒有要做不到的。
現在的州縣雖有學問,把牆壁都而已,不是有教導的官員,長育人才的事情了。只有太學有教導的官員,但也沒有嚴格選拔。朝廷禮樂刑政的事,從來沒有在學習。學習者也漠然自己以禮樂刑政被有關部門正的事,而不是自己所應該知道的。學習者所教,講說辭章句讀而已。講說辭章句讀,當然不是古代的教育人的方法。近幾年才開始教他們應試文章,不是博誦勤學終日的力量就不能。當他們不能完善,大就不足以治理天下國家,小就不足以治理天下國家的作用。所以雖然老死在學校,終日的力量帶領上的教,當讓他們從政,那麼茫然不知該何去何從的,都是一樣的。因為現在的教育的人,不僅不能使人的才能罷了,又跟隨而痛苦毀壞的,如果不能成功才能的人,為什麼呢?人的才能,形成於專一而毀於蕪雜。所以先王的地方人才,處理工程在官府,地方農民在田間,在商人在市場,而我在學校,使各專其業績卻不見異物,害怕其他的事情還不足以損害他們的事業的。所謂的人,又不是特別使他不能見異物而已,一示以先王之道,而諸子百家的產,都摒棄而沒有人敢去學習的地方。現在的目標應該學習的人,國家的作用。現在讓所有設置的不教,而教育他們應試文章,使其消耗精神身體疲倦,一整天的精力來從事於此。到他任以官職啊,卻又讓所有設置的,而責備他把國家大事。古代的人,早晚用來從專門對於國家大事,但才有能有不能,現在就改變它的精神,剝奪他們的時間,因為早晚從事於無益的學,到他任事,然後突然要求他為國家所用,這樣才能不足以有作為的人少了。所以我說:不僅不能使人的才能,又跟隨而痛苦毀壞的,如果不能成功才是。又有關係的,先王的時候,士所學的,周文王、周武王的做法。人的才能,有可以做公卿,有可以做士。他的才能的大小,應不應該就有了,至於武事,那麼根據他們的才能的大小,沒有不學的人了。因此大的,居則為六官的你,出則為六軍的將領啊,其次是比間族黨師,也都去世兩個軍隊的統帥的。所以邊疆宿衛,都能士大夫為他,而小人不能奸他的任務。現在的學習能力,認為文和武是兩回事,我知道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的責任,就推給軍隊,往往一些姦邪兇悍無賴的人。如果他們的才能品行值得依託於鄉里的人,也不會願意去親戚而從被羨慕的原因。邊疆宿衛,這是天下的重任,而君主所應慎重的做法。所以古代的教人射箭,控制是當務之急,其他技能,就看他的才華的適宜然後教他他的能力不及,這是不強的。至於射,那是男人的事。人的一生,有病就行,如果沒有疾病,沒有去射不學的人了。在學校時,當然要練習射箭啊。有賓客時以射,有祭祀的事就用射,別人的行為同能偶就用射。在禮樂之事,沒有不在以射,而射也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的關係。《易》說:“鋒利的弓箭,以威天下。“先王難道認為射箭是用來學習上的依戀而已嗎?被射的,武事的更大,而威服天下、保衛國家的工具。生活就因此演習禮樂,出則認為是從戰爭。人既然早晚從事於此而能的多,就邊疆宿衛的責任,都可以選擇而採取的。士人曾經學習先王之道,他的行為方式曾經被推在鄉里的人了,然後根據他們的才能而托他把邊疆宿衛的事。這是古代的人君之所以把武器交給別人,而沒有內憂外患啊。現在就把天下的重任,國君應該非常謹慎的選擇,推給姦邪兇悍無賴、才能品行都不足以自托於鄉里的人。這是當前所用諰諰卻常常抱著邊境的憂慮,而憂慮守衛不足以自托於鄉里的人。這是當前所用諰諰卻常常抱著邊境的憂慮、而憂慮守衛的不足有安全感啊。現在誰不知道邊疆宿衛的人不使人有安全感呢?只是認為在下學士以拿起兵器為恥,但也沒有能騎馬射箭戰陣之事的人,那不是招募的士兵,誰能勝任這件事的嗎?教育不嚴格,高的選擇,那麼士人以拿起兵器為恥,但還沒有能騎馬射箭戰陣之事,當然是合乎情理的。所有這些都教的不對頭啊。
現在制定俸祿,大部分薄。除非朝廷侍從之列,人口逐漸增多,沒有有兼農商的利益而不能養家糊口的人了。其下州縣的官吏,一個月所得,多的有八九千,年輕的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宮門的,大概六七年後得到三年的薪水,計劃一個月所得,實在不能四五千,年輕人實在到不了三四千。即使供養家人,也困在這裡了。而他的養生,喪死,婚姻,葬禮的事,都會在這裡。那出中人之上的,雖然窮但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以下的,雖然泰而不失為小人。只有中人不這樣,窮則為小人,宇文泰就成為君子。總計天下的人,在中的人都是這樣的。先王認為大家不可以用力量戰勝了,所以制定行為不以已,而以中人為控制。所用順著他們的慾望,加以正確的引導,認為中人所能守,就可以用行於天下,而推的後代。以現在的制定俸祿,而想要士人不要敗壞廉恥,是中人所不能達到的。所以現在政府大的,往往交賄賂,經營資產,以負貪污的惡名,官小的,販賣乞丐,沒有什麼事不做。士人已經毀壞了廉恥的原則以負累在代了,那麼他的懶惰取悅別人的想法開始,而勤奮自強的心息,就職業怎麼能不放鬆,研究方法從何而起呢?更何況枉法受賄,侵擾百姓的,到處都是的。這就是不能饒他們錢財的。
婚姻喪葬、供養、吃、器用的東西,都沒有制度予以節制,而天下以奢侈為榮,以節儉為恥。如果他們的財產的可用工具,就沒有什麼做不到,有關部門也不禁止,而人又以此為榮。如果他們的財產不足,而不能自稱在流俗,就在結婚的時候,往往會得罪族人親戚,但人們認為羞恥了。所以富人的貪婪而不知道停,貧窮的人就勉為其難去追他。這就是士人困難重重,而廉恥之心毀了。這就是不以禮來約束的。

內容簡介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王安石指出國家之所以“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根本原因是在“不知法度”。接著他就在“法度"上大做文章,先是批評“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政”。王安石所謂“先王之政”主要來自孟子:“以孟子之說,觀古今之失”。王安石以“法先王”來進行改革,同時他指出:所謂“法先王”只是法其意,而非法其政,即是說不能“呆信古法”。
為確保做到“法其意”,王安石首先提出了人才問題。他指出,當時的許多官吏都是“不才苟簡貪鄙之人”,文臣不熟武事,就把邊防交給一群奸悍無賴之人,因此吏制必須改革;學校里只講章句,學生所學全是無補之學;科舉以詩賦為試,官員對治道一竅不通;恩蔭給官,不問才學,只憑家世;因此學校和科舉必須改革。他認為對官吏應實行法制,要“裁之以刑”。對於選拔、培養人才,他提出了系列陶冶人才之道,即“教之之道”“養之之道”“取之之道”“任之之道”。所謂“教之”,即以學以致用為唯一標準;所謂“養之”,就是“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即用豐厚的俸祿使之廉潔,以種種制度來約束他們,如有違犯,則繩之以法;所謂“取之”,即痛改詩賦取士的模式和痛改不合理的恩蔭制度;所謂“任之”,即區別人的道德和能力之高下,分而任之,使人盡其才。
針對北宋積貧積弱的現實,王安石把理財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認為國家財力困窮,官員貪污腐敗,在很大程度上是“治財無其道爾”,即理財不得其道。對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即通過發展生產、廣開財源來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此外,他對國家軍力軟弱、官吏享樂成風、坐吃山空等問題也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和主張。
王安石還明確指出,他之所以上書,目的就是要進行政治改革,革除“苟且因循之弊”,以期“合於當世之變”,所有這一切都表現了一位有實踐經驗的政治家的膽略和氣魄,也是他日後實行“熙寧變法”的思想和理論基礎。王安石清楚地知道,他的改革主張,在當時一定會遭到頑固派的非議,但他仍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當時的最高統治者身上,他懇求皇帝,能“勉之以成,斷之以果”,將改革運動進行到底。

創作背景


北宋自立國以來,重視科舉擇人,實行文臣治國政策。宋真宗以後,科舉制度的腐敗、恩蔭的寬泛、學校教育的廢弛,使得官僚行政機構十分龐大和腐朽,科場充弊叢生,加之考試內容、方式的陳腐、死板,只重文辭、不尚實學。於是,官場上“無能之士,祿以利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所以,到了北宋中期,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許多有志改革的人物,他們都把改革學校和科舉,搜羅人才,刷新吏製作為頭等重要的內容。如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就是以“改革吏制,選拔賢能”為其中心的。在他的十項改革大綱中“明陟黜”“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等,都是涉及人才問題的,其旨意即在於從改革科舉、考察官吏中,選拔一批具有實際從政能力,通曉政令案牘和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歐陽修也主張“盡去尋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並認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他還說:“方今天下之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才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才,……所以無人。”蘇軾在上書中也要求選拔人才、改革吏制,他說:“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治之罪也。”(《策論》)蘇軾主張“擇人要精”“任人宜久”,並且要有真才實學,堅決反對任用那些“多空文而少實用”的儒生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的書獃子。這一時期有志於改革的人物的人才主張,或歸於失敗,或沒有實施,但他們重視人才,改革人才選拔制度的思想,對王安石的人才改革思想起了積極的、直接的影響。
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任提點江東刑獄任滿返京述職時,寫給仁宗皇帝趙禎這篇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但也有人考證王安石上書當在嘉祐四年或五年。據《宋史·王安石》記載:“移提點江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清人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也記載為嘉祐三年。

作品鑒賞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訁思訁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眾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之人,猶莫不好德,《兔?》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於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眾。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丑之賤,所須士大夫之纔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後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托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以托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訁思訁思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岩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佈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慾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徵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徵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不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作品影響


因為王安石要求革新變法的主張,正觸犯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一出,就有人攻擊王安石“迂闊”,甚至說他要亂國。由於社會阻力太大,所以奏書呈送之後,並未引起仁宗的注意,也未提起執政者的興趣,而王安石也並未因此而受到重用。但他的改革願望和過人的膽識,卻在士大夫中贏得了聲譽,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也使其日漸成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作品評價


明·茅坤:“荊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措注,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書中。然其學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見,而其偏拗自用,大較與商鞅所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壞,而反不如近世浮沉者之得。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牽繩聯,如提百萬之兵,而鉤考部曲,無一不貫。”(《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二)
清·儲欣:“荊公此書只是要改制變法,大肆更張耳,胸中有無數見解,無數話頭,卻尋出‘人才不足’四字統之,架堂立柱,將胸中所欲言者,盡數納入,隨機大發,故議論愈多,頭緒愈整,由其以一線貫千條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二)
清·沈德潛:“行文部勒有方,如大將將數十萬兵而不亂。中間絲聯繩牽,提挈起伏,照應收繳,動嫻法則,極長篇之能事。”(《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九)
近代·梁啟超:“秦漢以後第一大文。”(《王安石評傳》)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於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哲學上,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