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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灝
紅軍將領
楊灝,字伯崇,1910年1月出生於陝西省延川縣楊家圪台村一戶農民家庭。15歲時,他由私塾進縣高小讀書。此時正值大革命時期,熱氣騰騰的革命氣息,一些新思想,不時通過進步青年教師宣傳,給楊灝很大影響。
楊灝
1927年春,楊灝考入延安陝西省立第四中學讀書。延安四中與當時的綏德第四師範、榆林中學,均以關心時政、傾向進步而聞名,被譽為陝北高原的三個“紅色搖籃”。在這裡,楊灝認識了師生中的中共黨員呼延震東、易厚庵、陳俞廷、焦維熾等,在他們的引導下,楊灝看到了《新青年》、《嚮導》、《政治生活》等進步報刊書籍,參加他們組織的“各科學習討論會”、“辯論會”、“演講會”、“演藝會”和宣傳群眾、辦平民夜校等社會活動。他的胸襟更加開闊,眼光更加長遠,人生的目標也逐漸明確,革命的熱情也愈發高漲。黨組織引導、關注、培養著這個有為的青年,1927年6月,楊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他主要負責學校共青團和學生會的工作。為免於暴露,黨、團的許多鬥爭行動都以學生會的名義開展。楊灝是學生會的宣傳委員,雖然他是低年級學生,但是他的才幹、能力和熱情,使他在校內嶄露頭角,成為全校學生運動的核心。
隨著蔣介石四一二、汪精衛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遭致失敗,白色恐怖籠罩了陝北高原。這年8月,延安四中被軍閥井岳秀勒令停辦,四中的黨組織也被迫解散,一些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如田伯蔭、陳俞廷、易厚庵等被驅逐出境,楊灝等同學被強行趕出學校,教室里駐紮了軍隊。面對敵人的鎮壓,楊灝十分悲憤,他農忙時回延川老家幫父親種地務農,一得空就偷偷跑回延安聯絡進步教師和同學,為復校、複課而鬥爭。他們採取向上邊告狀,動員學生家長聯名請願,向在省城或外地任職的陝北人士、報社披露軍閥惡行,或直接面對面地向無理強佔校園的軍官、士兵說理、辯論等方式,使井岳秀很傷腦筋。
陝北雖然地處偏僻,但也躲避不了帝國主義文化和宗教的滲透。延安附近的橋兒溝、甘谷驛以及更邊遠的地區,都有基督教的教堂、田產,外國傳教士披著宗教外衣,行文化侵略之實,有的和官府勾結,慫恿教民,欺壓群眾。老百姓逐漸認清了教會的真面目,產生了反對、取締基督教的自發要求,掀起“非基督教運動”。1927年冬天,楊灝領導了學生和群眾聲討橋兒溝天主教堂的行動。他編的順口溜:“神甫、牧師前頭走,軍艦、大炮跟後頭;上帝、聖母哈哈笑,窮苦百姓淚水流……”在群眾中廣泛流傳。
這年冬天,楊灝還利用過年之際,走家串戶,在家鄉楊家圪台創建了中共黨支部和共青團支部。他動員自己的家人積極參加革命,介紹哥哥楊淵、弟弟楊治分別加入了共產黨和共青團。楊家圪台有了黨團組織,群眾鬥爭就有了主心骨和帶頭人。
在師生、家長的持續鬥爭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井岳秀被迫收回了關閉學校的成命,延安四中在1928年春季開學時恢復了上課。黨在校內的組織也秘密恢復。楊灝先後擔任中共黨小組長、學校黨總支書記和中共延安區委組織部長等職務。
由於楊灝社會活動多,曾一度影響他的學業成績,被編入“補習班”。楊灝很愧疚,他認為要帶領同學搞革命,就要取得同學的信任,就要有威信,這種威信在很大程度表現在學業成績上。為此,他不泄氣、不抱怨,更不怠懈革命工作,而是“三更燈火五更雞”,用懸發刺股的刻苦精神迎頭趕上。半年之後,他便從“後半截”躍居為全班的第三名。他的數學和國語成績最好,寫的文章引經據典,旁徵博引,說理有力,文筆犀利,常被國語老師和同窗作為範文朗讀。
楊灝常把群眾喜聞樂見、通俗易懂的秦腔、話劇作為宣傳革命的主要手段。他把有些舊唱詞改寫成反抗壓迫、反抗剝削、揭露和控訴軍閥、地主罪行的內容,還自己創作了幾個短小的秧歌劇。在宣傳演出中,他既是策劃組織者,又是演員。1928年農曆正月十五,他帶領演出隊在家鄉附近的交口鎮演戲,周圍二三十里的鄉親都聞聲而來。原定只演一天,因鄉親盛情挽留一連演了三天。演了《受苦人》、《木蘭從軍》、《李闖王》以及《孔雀東南飛》等戲劇,激發了群眾反封建反壓迫的熱情和對統治階段的仇恨,同時也動搖了一些民團團丁和回鄉士兵為反動派賣命的軍心。駐延安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團長事後對士兵說:“那些學生搞的是赤色宣傳,是瓦解軍心、煽動造反的!以後再發現他們演戲馬上向我報告!你們也可以砸了他的戲攤子!”後來,楊灝將劇團分成小組,分散活動,並且注意情報工作,反動派一有異動,立即解散隱匿,使敵人的破壞和抓捕屢屢落空。
身為區委組織部長的楊灝,擔負著發展壯大黨組織,審查、教育黨員,溝通上下級聯繫的繁重擔子。他大都利用夜間或寒暑假做這些工作。這對於一個19歲的青年學生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但“時勢造英雄”,在那個黑暗的時代,憑著信仰,憑著熱忱,憑著毅力,楊灝把工作做得很好,是眾人稱道的好組織部長。
1929年冬,楊灝從延安四中畢業。此後幾年,他先後到延長縣楊道原小學、甘谷驛第二高小和甘泉縣高小、延長第一高小當教員,以此掩護革命鬥爭。在學校中,他向學生灌輸反帝、反封建意識,教育學生不能埋頭去死讀書,讀死書,而要從書本中認識歷史,認識社會,並用獲得的本領和知識改造社會。楊灝利用教師職業為掩護,給游擊隊傳遞情報,籌措彈藥和生活物品,掩護過路或被追捕的同志。1933年夏,紅二十六軍在南山失利后,劉志丹化裝潛回陝北,行經甘泉時,就是楊灝迎送掩護的。為了保住這個“據點”,他謝絕調到縣上、拿40元高薪的誘惑,甘願當個拿16元的窮教書匠。在學校里,他注意對學生灌輸民主思想和愛國主義,從中發現好的苗子,加以引導、培養。在他教過的學生中,有不少後來參加了革命,成為黨的幹部。
1934年冬,楊灝轉到延長縣第一高小教書。這時,陝甘邊的革命形勢有了很大發展,根據地擴大到十幾個縣;陝北的鬧紅也如火如荼。1935年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前敵總指揮劉志丹,帶領紅軍主力在第二次反“圍剿”中接連克敵致勝,主動向外線出擊。楊灝十分振奮,他帶領高小臨時黨支部的黨員們行動起來,把延長城裡的敵軍防務、兵力情報傳遞給紅軍,並和游擊隊聯繫,配合主力紅軍一起行動。這年5月30日,楊灝等地下黨員策動游擊隊佯攻延長縣城,將延長縣民團誘出城外,使劉志丹帶領的紅二十六軍主力得以順利解放延長,接著又連克延川、甘泉、安塞、靖邊、保安五縣,使陝甘根據地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
延長解放后,部隊急需知識分子幹部,楊灝參加了紅二十六軍騎兵團。不久,又調到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任管理科長、秘書、副秘書長等職。他不計職務高低,不顧身體有病,竭盡全力把工作搞好,在同志中頗有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