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哲學

ecology philosophy;

ecological philosophy;

eco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ecology;

起初，生態哲學以“新唯靈論”為理論根據，它宣揚人和宇宙的精神統一性，確認自然界的和諧性和完整性。人的道德問題在生態哲學中佔有重要地位。“生命哲學”也對生態哲學有很大的影響。生態哲學的擁護者反對不加節制的工業發展、技術統治的理性主義、大都市主義，還形成一個政治團體“綠黨”。

現今的生態哲學已從一種狹隘的唯心主義哲學演變成一種新的哲學範式，是生態學世界觀，它以人與自然的關係為哲學基本問題，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人類目標，因而為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支持，是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哲學基礎。

生態哲學對人們思維方式轉變的影響

可持續發展明確提出並引起人們普遍重視的一個綜合性、全球性的問題。它首先似乎是針對經濟社會發展中越來越嚴重的生態被破壞、環境被污染以及能源減少、資源匱乏等危機而提出來的對策，但實際上已涉及到人類文化、人文價值等深層問題。很明顯，這些危機的出現，是人類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已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從哲學上說，則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運用哲學思維必然引起人們思考生態問題方式的轉變。

對傳統發展觀起支配作用的哲學觀點

那麼，對傳統發展觀起支配作用的哲學觀點是什麼呢？海德格爾和金岳霖這兩位大哲學家都認為，人類中心論是傳統發展觀的哲學根源和致命點。他們都看到了技術的消極方面，看到了無限制的技術化的災難性後果是人的存在的喪失，是人的全面的異化。長期以來，人們的思想一直活動在人類中心論的框架內，活動在主客兩極化的框架內。由此，人類把自己看成了世界的中心，自然的主宰，把世界看成對象，把自然中的天地萬物看成技術生產的原材料，人可以任意地向大自然索取。我國從荀子以來“人定勝天”的觀念一直很有影響，以至不久前還把“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當作豪邁的氣魄加以肯定。人類對自然的干預達到了空前的地步——“喝令三山五嶽，我來了”，感覺上成了自然的“主人”。這種發展觀無形中便把自然放到了人類自己的對立面上，心中想的就要制服它，戰勝它。這種發展觀造成取予不均，人類對自然的索取和掠奪多於對自然的反哺和回饋，這種發展觀無形中會造成人類延續中的代際間的不公平，正如有人所說的“我們不是繼承父輩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兒孫的地球”。如果將自然比喻成銀行，那麼人類的所作所為事實上是在透支，所謂“吃祖宗飯，斷子孫糧”，結果就出現了“生態赤字”，出現了生態失衡。這種有悖道德的發展觀無形中即造成了代與代之間的不公平，也造成了同代人之間的不平衡。

生態建設目標的制定和實現

生態建設目標的實現旨在追求生態的持續性，而生態的持續性又是可持續發展的一個主要方面，這就決定了生態建設主體思維的確定必須建立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基本框架之內，遵循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應有規律。以此為前提決定了生態建設戰略的制定和實現，必須改變傳統的發展觀，變革傳統的思維定勢，按新的思維方式行事，著力實現五個轉變。

跳越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種草種樹所產生的失誤去認識生態建設。七八十年代的生態環境脆弱區由於人們對生態建設的規律認識不足，加之吃飯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種草與種糧的矛盾比較突出。由此，未能自覺地從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上去重視生態建設。生態建設意識不強，導致在工作部署上缺乏全局意識。在建設項目的布局上不系統。人財物使用不集中，使生態建設的整體效益不太明顯；在資源管理上，毀草毀樹、亂占林地、重造輕管現象突出，加之蟲害、乾旱等自然災害的影響，致使生態建設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這個時期種草種樹所取得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許多教訓對我們現在所要實施的生態建設是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作用的。許多年齡稍大一些的人對過去的種草種樹印象深刻，可能還會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因此，我們要通過卓有成效的宣傳向群眾講清楚，我們現在所要搞的生態建設在內容和實質上較之先前是有很大區別的。主要有：過去的生態建設是一種局部行為，而現在是整個西部地區的全局行為；過去的種草是在糧食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情況下進行的。而現在通過種草不但會得到政府的糧食補給，同時，還會從草業自身中得到許多效益；過去種草種樹為國家、集體所有，且草業自身的效益不明顯。現在種草種樹的使用權、所有權在自己，且草業已成為一個獨立的產業，在國外、國內的市場前景非常看好。同時，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草就地轉化增值的途徑也很多，種草同樣能夠致富，甚至能更快地致富。

把生態建設上升到人與自然共存的高度上去認識。生存環境的惡化不能不使我們省悟到：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一種改造和被改造、認識與被認識的關係。人是主動的方面，引發生態危機的關鍵在於人自身。從本質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從人的生存與發展看，自然界為生產提供了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人與自然物質交換活動是社會的基礎；從人與自然的相互使用看，人的活動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違背自然規律。因此，人類如果想使自然正常地存續下去，自身也要在必須的自然環境中生存下去的話，歸根結底必須和自然共存，這就要求我們努力做到：將“人化自然”與“自在自然”相和諧，從而實現在保持自然資源質量和持續供應能力的前提下促使經濟的持續發展，在不超越環境系統涵容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促使人類社會健康發展。這些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相處的道理，聽起來很神秘也很遙遠，但其實它和我們的現實又非常貼近，只是我們沒有太多的考慮這些問題罷了，這正是我們的悲哀之所在。歷史告誡我們：如果不善於和大自然和諧相處，即使我們曾經擁有大自然的豐厚饋贈，即使我們在同大自然的搏鬥中曾取得勝利，大自然帶給我們的將不再是生活的樂趣和發展的希望，而只能是生存的艱難。

實現以生態效益為中心到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全面發展的轉變。生態建設不能片面強調改善生態環境，一味考慮生態效益和長遠效益過多，而忽視經濟效益特別是近期效益，種草種樹就不可能持久。在退耕種樹種草之後，如果幾年見不到效益，林草最終又會讓位於其它糧食作物。因此，要引導農民自覺自願地服從退田還林致富的大局，作到政府調控和市場配置雙到位。退耕種草種樹必須考慮林草牧經的有機結合，在生態植被的選擇上，即要考慮生態效益又要考慮經濟效益。同時，要通過多種方式支持農民發展畜牧業，大力拓寬農民增收的渠道，使生態環境的改善與農民收入的穩定增加相同步，特別是在補糧結束后要讓群眾形成新的，穩定的經濟來源和口糧保證。惟此以退耕還林（草）為主的生態建設才能成為廣大農民群眾的自覺行動，才能夠長期不懈地開展下去。

實現以僅把三個效益增長視為目的到重視人的全面發展的轉變。追求生態持續性的發展觀，是一種以作為社會“主體”人為中心的發展觀，是面向人類追求真善美統一境界的發展觀。這種發展觀至少包含兩重含義：其一，強調當代人對後代人應當賦有自覺的“類”意識，在思考問題時，應該自覺地從個體本位，群體本位轉到類本位上來，承擔起為後代開創更美好生活的責任。人對自然界決不能只從自己的需要出發只是索取，更不能任意掠奪，而要實行“人道主義”。即江澤民所說：“必須切實保護環境和資源，不僅要安排好當代的發展，還要為子孫後代著想，絕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走浪費資源和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其二，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把人從自然的嚴重對立中“解放”出來，進入人與自然的高級階段的統一。也就是說要實現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價值，即“共產主義”將“是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

實現以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為主到包括生態文明建設的三個文明建設同步發展的轉變。生態建設不是一個獨立的產業，它和許多產業的開發，包括人文環境的建設等都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係。國內外都有學者提出，要保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三個文明協調發展，即在抓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同時，還要抓生態文明建設。這些學者把生態文明的概念定義為：是指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又主動保護客觀世界，積極改善和優化人與自然的關係，建設良好的生態環境所取得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如果切實能把生態建設上升到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上去認識，並以此來指導我們的工作，那麼我們在主體思路和作法上就應進行兩個方面的調整：首先，在思想觀念上，應通過多種途徑，大力加強幹群的環境意識和生態意識的教育，生態教育甚至要從娃娃抓起。不僅要從小學課本開始增加生態教育內容，更要在大學設置專門的生態專業，培養專門人才。要促使人們了解、掌握生態學知識，明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以及人在生物圈中的正確地位，進而在發展意識上能將現代人和後代人的利益結合起來，將局部利益同全區、全國利益結合起來，將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結合起來。其次，在實踐領域就要設法對現行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進行生態化的改造，力圖建立起既符合國情，又具有可持續性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具體而言，在生產上就要建立資源節約，環境污染小的經濟實體，走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在生活上，則要積極提倡適度消費和替代消費。基於這些方面的原因，只要我們把生態建設上升到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上來認識，我們已有文明的建設就會由原來僅僅局限於社會領域而擴展到生態環境領域，這樣，生態建設方面單純意義上的種和管的問題，廣義上的生態與發展的問題都會得到很好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