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名琛

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葉名琛生於湖北漢陽（今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出身書香門第。

道光三年（1823年），葉名琛列名鄉試副榜。

道光十五年（1835年），葉名琛考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道光十八年（1838年），京察一等，葉名琛升任陝西省興安府（今陝西省安康市）知府。

道光十九年（1839年），葉名琛升任山西雁平道。

道光二十年（1840年），葉名琛調任江西鹽法道。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初，葉名琛升任雲南按察使。同年末，因葉名琛在江西水災中捐資救民有功，擢升為湖南布政使。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葉名琛調任甘肅布政使。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丁憂期滿，葉名琛補任廣東布政使。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擢升為廣東巡撫。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英國人提出兩年前想入廣州城的舊約，葉名琛和總督徐廣縉堅持不答應，聯合民團，嚴加戒備，中國商人以停止貿易來制衡，英國人只得再三商議，論功，加封葉名琛為一等男爵，賜花翎。

道光三十年（1850年），葉名琛平定英德縣土匪叛亂，被從優敘功。

咸豐元年，葉名琛殲滅羅鏡會匪吳三，加封太子少保。

咸豐二年（1852年），徐廣縉前往廣西督師，命葉名琛接辦羅鏡剿捕事宜，出駐高州。同年秋，羅鏡匪首凌十八被殲滅，加封葉名琛總督銜，署總督，赴南、韶一帶督剿起義，不久因戰功卓著升任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

咸豐四年（1854年），廣州眾匪侵擾到省城，葉名琛派遣將領分路進剿，連戰連捷，先後收復被起義軍佔領的佛山、龍門、從化、東莞、陽山、河源、增城、封川，韶州的海豐、開建，潮州的恩惠來，肇慶府、德慶府等城，鄰省軍務進展迅速，糧食器械多依賴廣東接濟，名琛籌供無缺，獲得時人讚譽。

咸豐五年（1855年），授葉名琛總督協辦大學士。

咸豐六年（1856年），授葉名琛體仁閣大學士，仍留總督任。

名琛既被虜，英人挾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鎮海樓上。猶時作書畫，自署曰“海上蘇武”，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咸豐九年（1859年），於印度加爾各答絕食而終，享年52歲。

葉名琛生前叱吒風雲，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變亂紛起的環境中，多少總督、巡撫因不能應付時局而落馬，但偏偏葉名琛深得咸豐帝寵信，穩坐廣東巡撫、兩廣總督位置八九年。這當然與葉名琛深諳做官之道以及在鎮壓廣東地區各種叛亂、起義時乾脆利落和心黑手辣有關。

正是這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漢們的鮮血坐穩了葉名琛的寶座。葉名琛據此不斷地向咸豐帝邀功請賞，而咸豐帝也毫不吝惜地給葉總督加官進爵。咸豐元年，賞加太子少保銜；咸豐二年，葉名琛更是連升三級：先加恩賞給總督銜，再署理兩廣總督，最後正式升任兩廣總督；咸豐五年，先是被加封為兩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后又被封為體仁閣大學士。葉名琛是這一時期中唯一長期擔任督撫而又不斷被加封的地方大吏。“葉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勛績，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

葉名琛深深明白其中的奧妙和訣竅，正是暴亂者的鮮血使其官運亨通。沒有不斷的“平暴”業績，其官位的基礎就是懸空的。專註於平暴事業，就等於事業發達。葉名琛幾乎將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國內事務上。這是葉名琛最理智的選擇。至於欽差大臣專辦夷務一職，費力而無功。在兩廣總督和欽差大臣之間，葉名琛顯然更偏重於總督一職。即使在1856年10月以來廣州城不斷被英法聯軍攻擊的情況下，葉名琛向咸豐帝奏報的仍然是一份份“剿匪”戰報。在葉名琛看來，這一連串剿滅土匪的數字，都是化解其仕途危機的法寶。沒有了這些“數字”，葉名琛就是一個將被撤職查辦的總督。專事剿匪，不僅是葉名琛的功名利祿之所在，而且也符合清朝統治者的利益。同時他還使用“空城計”，盡量在英法聯軍面前示以鎮定，使其不知底細，企圖以之嚇跑英法聯軍：“高談尊攘，矯托鎮靜，自處於不剛不柔，不競不綉之間。”但英法聯軍既不是一觸即潰的小股土匪，也不是司馬懿，葉名琛最後只落得城破身俘、客死他鄉。

《清史稿》稱：“名琛性木，勤吏事，屬僚憚其威重。初以偕徐廣縉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於前事，頗自負，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任廣東巡撫、兩廣總督，其間，頗有爭議之事是其動用民意，遏止英人進入廣州城。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清政府允許英人五口通商，得派領事於五處，專理商賈事宜。於是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處，均相繼設立領事館。但是，最先和洋人接觸的廣州城，卻碰到了地方的強烈抵制。史載，當時因廣州紳民“平英團”與英人在三元里決戰後，積嫌已深，乃“合詞請於大府，毋許英人入城”。時耆英為兩廣總督，不能禁遏，而英人又屢請履行條約，允其入城。耆英既不敢納又不敢拒，就秘密告訴英人，說粵民鷙悍，請徐圖之，期以二年後踐約。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耆英被召入京，徐廣縉代為總督。英國人派兵船闖入珠江口內，要求履行耆英的答覆。徐總督秘密召集諸鄉團練，先後達到十多萬人。他們駕著小船圍攻英船，明確宣告眾怒不可犯。英國人本準備把徐總督滯留為人質，但是，十多萬人的齊聲呼喚，氣勢震天，英國人害怕了，不再提入城之事。

此時，廣州地面一派群情激昂，說洋人其實很好控制，有些人甚至提出乾脆乘勝斷絕與洋人的通商。香港總督文翰照會徐廣縉，表示願重定通商專約。廣州方面要求將嚴禁入城的意思寫進約定之中。文翰害怕因此阻礙通商大局，於是同意了這個要求。

整個過程中，葉名琛是二把手，廣東巡撫，積極參與此事的策劃和執行。所以，當他和徐總督一起上疏時，宣宗大悅。詔曰：“洋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雖略臻安謐，而馭之之法，剛柔未得其平，流弊因而愈出。朕恐瀕海居民或遭蹂躪，一切隱忍待之。昨英酋復申入城之請，徐廣縉等悉心措理，動合機宜。入城議寢，依舊通商。不折一兵，不發一矢，中外綏靖，可以久安，實深嘉悅！”因封廣縉一等子爵，並封葉名琛一等男爵。

後來，徐廣縉被調往剿辦洪秀全起義。葉名琛於咸豐二年（1852年）實授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就任港督包令重提入城舊事，被葉名琛斷然拒絕，包令乃記恨在心。英政府的廣東領事巴夏禮也和包令一樣，入城不得，便等待時機以擴大在華利益。

亞羅號商船，利用了國際法中船舶管轄權的慣例，曾經在英屬香港登記，以期規避中國官方的檢查，幹些規則之外的勾當。但是，當中國廣東水師千總梁國定登船查禁海盜時，這艘船的登記證剛好過期。有三件事情證明中國對此船的檢查符合國際法規定。其一，此船隻登記證過期（英國議員在下院作證時已經自己證明了這點）。其二，此船並未像英國駐廣州領事館代理領事巴夏禮所言懸掛了英國國旗，而只是懸掛了信號旗。所謂中國水師扯下國旗，應該是扯下信號旗。其三，即便英國宣稱對此船有管轄權，但是，根據國際法的相關慣例，懸掛國旗的船舶必須與船旗國有真正聯繫（亞羅號的船主曾是中國人蘇亞成，後為蘇亞明，而他僱用英國人肯尼迪（Thomas Kennedy）做船長並不能改變此船的物質所有權），船旗國應對懸掛其國旗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術及社會事項的管轄和控制權（即僅僅懸掛國旗是不夠的）。同時，國際法慣例賦予在船舶停泊或者航行的水域屬於某國時，某國可以根據下列情況進行檢查（即登臨權）：該船從事海盜或販賣奴隸的行為；無國籍；拒絕展示國旗；雖然懸掛外國國旗，但實際上與軍艦國同一國籍；等等。

從澳門運送大米到廣州的亞羅號在被檢查前，已經被一位名叫羅薩利奧（Josedo Rosario）的葡萄牙水手告發與海盜有染。澳門當局曾經準備登臨船隻檢查，卻被亞羅號逃脫。而當此船到達廣州時，梁國定接到報告，此船上的一名海盜梁明太竟然大模大樣地以水手的身份出現在亞羅號上。水師們當即上船緝拿全部14名水手。經過肯尼迪的斡旋，梁國定帶走12名以資調查。至於中國水手是否扯毀了英國國旗，據梁國定說，當時並未見該船升起任何國旗。而英國《泰晤士報》的最初報道，也未提及此嚴重事件。同時，香港的英文報紙也報道說，一艘在案發時停泊在旁的澳門划艇證實並未見亞羅號懸掛英國國旗。

但是，狡猾的肯尼迪在水師走後，突然升起了米字旗！而巴夏禮則得報后趕往碼頭，拿出《虎門條約》，要求按照規定將人交還。道光二十三年，即1843年，英國政府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也稱《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其中除了具體地規定《南京條約》的一些細則外，還增加了一些新條款，如凡中國人與英國人“交涉詞訟”“其英人如何科罪人（即定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即領事館）照辦”，即承認英國享有領事裁判權。中國方面認為這艘船不是英國船，人也不是英國人，不適用《虎門條約》。巴夏禮極為強橫，雙方爭執中，一個水勇打了巴夏禮一巴掌。

巴夏禮旋即轉而向兩廣總督葉名琛施壓，要求放人；並在他本人在場的情況下，由梁國定出面送還被扣押水手，公開道歉。在迅速審訊后，葉名琛照會英國領館：查明12人中有粱明太、粱建富兩名水手為海盜，並另一人吳亞作為證人，他們三人將繼續審訊；其餘9人可以送還。交涉中，葉名琛據理力爭，聲明亞羅號是中國的船，其港英執照系船主花1000洋銀購買，且船上並未懸掛英國國旗，無侮辱國旗之事。得到巴夏禮的稟報后，英國公使包令查出此船的香港執照已經過期兩個禮拜；但是，他表示中國人並不知道，應該向中國人說明此船完全受英國的保護。隨後，包令、巴夏禮和英國海軍商議（此時他們通知英國海軍準備扣押一艘中國官船），由巴夏禮發出最後通牒，限葉名琛24小時內釋放全部水手，並正式道歉。

面對英國的最後通牒，葉名琛決定讓步，當天他答覆可以交換除了海盜的另外10人。次日，巴夏禮堅持己見。葉名琛只好決定派南海縣丞許文深親自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國領館，但堅決不道歉。

此時英國人無心再談，拒絕接收人員，炮轟廣州城。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了。葉名琛發布告示，稱：“英夷攻擾省城，傷害兵民，罪大惡極..但凡見上岸與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殺勿論，仍准按名賞三十大元，解首級赴本署呈驗，毋稍觀望。”

葉名琛處理亞羅號事件，從純粹的外交手段上而言，他做到了有理、有利、有節。英國人的蓄意侵略和葉名琛的處理手段，得到馬克思的理性評價。馬克思在兩個月後寫了《英中衝突》一文，以社論形式登於1857年1月23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其文說：在全部事件過程中，錯誤在英國人方面。”在西方輿論對葉名琛的一片譴責聲中，只有馬克思讚揚了葉名琛。他說：“確實，這個中國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問題都解決了。”馬克思還在《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的社論中說：“葉總督有禮貌地、心平氣和地答覆了激動了的年輕英國領事的蠻橫要求。他說明捕人的理由，並對因此而引起的誤會表示遺憾，同時他斷然否認有任何侮辱英國國旗的意圖。”他說，面對英國人的蠻橫無禮，“中國官吏心平氣和，冷靜沉著，彬彬有禮”。

戰爭開始后，葉名琛上書咸豐帝，說道：“默念與洋人角力，必不敵，既恐挫衄以損威，或以首壞和局膺嚴譴，不如聽彼所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戀粵繁富，而未嘗不憚粵民之悍。彼欲與粵民相安，或不敢縱其力之所至以自絕也，其始終意計殆如此。”可見他是把作戰的希望寄托在民眾身上。

事實上葉名琛，一方面表現得非常鎮定，他“高談尊攘，矯托鎮靜，自處於不剛不柔、不競不綉之間”。當英軍三艘軍艦越過虎門、攻佔廣州東郊的獵德等炮台時，葉名琛正在閱看武鄉試。他聞訊后微笑著說：“必無事，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紅單船及巡船，可傳諭收旗幟，敵船入內，不可放炮還擊。”次日，英軍攻佔省城對岸河南鳳凰岡等處炮台，葉名琛聞報后仍不動聲色，繼續閱看武鄉試的馬箭比武。他的部下卻害怕了，說“風大，難馬射，請早收圍”。葉名琛這才退堂，召集各官到督署商議對策，斷言十五日無事。

葉名琛的鎮定，首先來自他的巫術活動。原來他在總督衙門建了一個“長春仙館”，裡面祭祀呂洞賓、李太白二仙；一切軍機進止都取決占語。其過十五日無事，就是兩個大仙告知的。而廣州城恰恰十四日淪陷。當時民謠曰：“葉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無事。十三洋炮打城驚，十四城破炮無聲，十五無事卦不靈。洋炮打城破，中堂仙館坐；忽然雙淚垂，兩大仙誤我。”

但是，另一方面，葉名琛還是作了積極迎戰準備的。除了發布告示懸賞殺敵外，他還下令整備團練二萬餘人。各地民團積極響應，“城廂內外，各榜長紅，約剿殺外人，同仇敵愾”。民團的騷擾也有一定的效果：其一，他們用裝滿火藥的沙船襲擊岸邊的英軍軍營，雖然沒有炸死他們，也著實嚇唬了這300名士兵。其二，他們沿用赤壁之戰的火攻之法，用四隻筏子，點燃后漂到英艦旁，造成了英軍的混亂。其三，英軍的一艘小船，曾經碰觸到民團拋擲的火藥瓶，燒毀。

廣東水師也發動了襲擊。比如，他們安放的水雷爆炸，可惜稍稍提前了一些。再有，廣東水師的幾艘戰船曾經炮擊兩艘英艦達二十分鐘。同時，水師船隻不停地騷擾英軍補給船，並發動對英軍駐紮地的火攻。

1858年1月5日，葉名琛被俘后被擄到停泊在香港的英艦“無畏號”上。如此高官被俘，英國人倒也沒有虐待他。而且總督自始至終也保持了一種凜然的氣節。據《香港紀事報》載，軍艦上所有軍官很尊敬他。偶爾有人上艦，都向葉脫帽致意，他也欠身脫帽還禮。他在軍艦上生活了48天後，即被解往印度的加爾各答。

時人評價葉名琛的，罵者居多。但也有在葉死後寫輓聯執公允之論的。“公道在人心，雖然十載深思，難禁流涕；靈魂歸海外，想見一腔孤憤，化作洪濤。”在印度，葉名琛有兩首詩闡明自己的心跡。

其一曰：

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

縱雲一范軍中有，怎奈諸君壁上看。

向戎何必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繪，恨態愁容下筆難。

其二曰：

零丁洋泊嘆無家，雁札猶傳節度衙。

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遠泛使臣槎。

心驚躍虎茄聲急，望斷慈烏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舊返，隔牆紅遍木棉花。

詩中所效仿的人物，都是中國歷史上具有民族氣節的名人。一范即北宋范仲淹，不僅心憂天下，而且戍邊時也是令敵人膽戰心驚之英雄。向戎，宋國的大夫，他在公元前546年發動弭兵運動，親自勸說晉、楚、齊等13國在宋國首都開會。此次謀求和平的努力，導致其後列國間十多年沒有戰爭，主要大國之間40年沒有戰爭。葉名琛自比向戎，是要說明自己不死而隨英人走的目的。其中，蘇武的自喻也是此種目的。零丁洋之嘆，以南宋文天祥自喻。高士之粟，說的是商末伯夷、叔齊兄弟倆，周朝滅商后，不食周粟而亡。使臣之槎，是把自己比喻成了求和的使臣，符合以上向戎、蘇武的典故。

由此看來，葉名琛是把自己的被俘當成是可以晉見英國君主的契機；他在被俘之初不自殺，是要留下一條命，向英國君主闡明大中華的和平意願，並藉機去訪問英國君主。葉名琛後來對隨他而去加爾各答的僕人明確地說明了這層意思。惜乎此種心境，不為史家和普通民眾解，更不為後人重視。葉名琛說：“我之所以不死而來者，當時聞夷人慾送我到英國。聞其國王素稱明理，意欲得見該國王，當面理論，既經和好，何以無端起釁？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國家體制。彼時此身已置諸度外，原欲始終其事，不意日望一日，總不能到他國，淹留此處，要生何為？所帶糧食既完，何顏食外國之物！”

在加爾各答，葉名琛繼續關注時事新聞，按時作息，清早即要人給他讀報（翻譯給他聽）。這給了他過去所沒有的了解西方的機會，從而使他的思想產生了某種轉變，“現在我明白了，這比我以前從香港了解到的要清楚得多，那時根本不懂。”後來，他得知晉見英國君王無望后，決定絕食。他於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時病故。臨絕並無別話，只說辜負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1849年，英國人要求進入廣州城。這是在《南京條約》中沒有的。葉名琛認為條約一經簽署就應該“永遠守信”，不應該有什麼實質性的更改。於是在葉名琛的指揮下，廣州各地組織鄉勇，全力以赴做好守城準備，以防英軍來襲。英國海軍司令柯利爾報告，有成千上萬的農村武裝進入廣州城，形成了“人自守衛，戈矛耀路，鑼鼓震天”的局面。面對這種情況，英國侵略者改變了過去的炮艦政策，改為與中國政府談判。葉名琛和當時的總督徐廣縉一起偽造了皇帝的詔書，使英國人入城的企圖沒有實現。廣州人民興高采烈地搭起了六座宏偉的彩牌樓來為葉名琛和徐廣縉慶功。道光皇帝也喜出望外，破例將葉名琛加封為男爵，他成為清朝歷史上極少數成為男爵的漢人之一。

1856年10月8日，“亞羅號”事件爆發。葉名琛逮捕了亞羅號上的中國船員。葉名琛依然採取強硬政策拒不接受英國侵略者的無理要求。10月14日，英國海軍虜去一艘中國水師的官船。21日，英軍開始在司令西馬糜厘的率領下，乘船攻擊珠江兩岸的炮台。至此，兩國處於戰爭狀態，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

前期交鋒

葉名琛與英國侵略軍展開了激烈的間諜戰。1856年，在英軍發動進攻時，葉名琛利用原有的保甲系統，偵察敢於為英國侵略者刺探情報或提供糧食的漢奸，逮捕了七八十人。他還給廣州市民發放身份證，無證者一律不得進出城門。英國人後來不得不承認從廣東他們幾乎得不到什麼信息。與此同時，葉名琛啟用了他多年來經營的諜報系統。在和平時期，葉名琛通過廣東夷務總局向英國人佔領的香港派出了大量探子。這些探子的公開身份是在香港做貿易的商人，而實際上他們都是葉名琛手下的軍人。戰爭開始后，他們與葉名琛的信息交流更加頻繁，每五天就聯繫一次，給葉名琛提供了大量關於香港的英軍部署和調動的情況。葉名琛自得地說：“我合數十處報單互證，然後得其端緒。”知己知彼使葉名琛在廣州作戰的初期獲得了勝利。

葉名琛以重金鼓舞士氣，凡斬英人首級者賞銀元三十，務必把英軍“根誅盡滅”。他積極採取襲擾戰的方式，使英軍日夜不得休息，首尾不能相顧。夜晚時他派遣沙船，滿載炸藥衝擊在岸邊休息的英軍。同時，還派出火筏對英艦進行火攻，使英艦不敢靠近岸邊，從而減少了白天中國陸軍所受到的炮火壓制。中國水軍還趁大霧垂江炮轟英國艦隊長達二十分鐘之久。英軍司令西馬糜厘對葉名琛的戰術毫無辦法，法軍見勢不妙借口保衛香港早早地撤出了廣州。經過四個月毫無結果的對峙，疲憊的英軍不得不放棄進攻廣州的意圖，開始撤退。

同時，葉名琛對英軍的後勤基地香港展開了攻勢。香港地理位置特殊，是天然的良港。但是香港嚴重依賴內地輸送給他們的生活必需品。新安縣給香港提供大量的供給和服務，葉名琛派新安縣士紳陳桂藉負責對香港的行動。陳桂藉召開了全縣士紳大會，決定停止對香港的一切供給，從香港撤回全部新安人，直接導致了香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和人力資源的短缺，使香港很難為在廣州作戰的英軍提供有力的後勤保障。此後，葉名琛對香港實施了禁運。陳桂藉派人在通往九龍的交通線上設卡，還組織小型糾察船隊保證禁運。禁運使香港幾乎成為臭港，英國駐華公使包令叫苦不迭。

葉名琛還派人突襲香港。1851年1月19日，一隊喬裝的鄉勇，突襲了英軍的巡邏隊，殺死一名英軍軍官。這類的突襲行動還很多。包令在給朋友的信里寫道：“我們不得不時刻提防綁架、暗殺和縱火”。後來便出現了麵包投毒事件，一些鄉勇在麵包房裡秘密地放進了砒霜，導致許多英國人中毒，其中也包括包令的夫人。葉名琛的行動使香港的英國人大為恐慌，大批英國人逃到澳門避禍。1857年7月，包令也因為在軍事和外交上的失敗，被英國政府解職。

總之，經過亞羅號事件之後，葉名琛未必意識到了戰爭的到來，對於戰爭，葉名琛卻也不能說沒有準備。他抓緊時間修復了城牆，修復了炮台，重新裝備上了大炮，而且還招募了大批的鄉勇。也跟當年一樣，準備了大批的火船，準備燒敵人的戰艦。照例開出了很高的賞格，懸賞英國人的人頭。更奇的高招是，花重金派人去香港打探情報，搞綁架、暗殺、小規模的襲擊。甚至在香港的麵包房裡下毒，只是由於砒霜分量下得太大，人們吃下去馬上作嘔，吐出來了，才沒有死人。然而，他的情報卻出了大問題，他的探子比下毒的特務還要低能，出了大烏龍。明明克里米亞戰爭英法戰勝了俄國，但他得到的情報卻正好相反，是俄國大勝。加上印度士兵的叛亂（這個情報倒是準的），結論是，英國根本沒有力量發動戰爭。所以，英法大軍開到之時，廣州的防禦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兵敗被俘

從1856年轟擊廣州城到1857年包令被解職，葉名琛運用間諜戰、貿易戰和襲擾戰依靠士紳訓練的鄉勇積極抗擊，沒有讓英國人佔到便宜。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變化，葉名琛逐漸陷入不利的地位。葉名琛將勝利的消息上報朝廷后，非但沒得到皇帝的嘉獎，朝廷反而申斥他不應輕啟戰端，要他與英國人談判。這就使葉名琛錯過了一個重要的戰略間隙，使英國有機會增援在中國的英軍。

貿易禁運在損害英國人利益的同時也給中國貿易商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廣東許多士紳從事對外貿易，由於實施貿易戰關閉海關，大量廣東士紳失去了收入來源。他們很難再負擔訓練和僱用鄉勇的開支。因此廣州保衛戰中的主力——鄉勇難以為繼。這使葉名琛陷入了無兵可用、沒錢可花的窘境，從根本上動搖了葉名琛的陣腳。

1857年10月，額爾金爵士率領援軍進駐香港，敵我雙方的力量平衡被打破。額爾金爵士在聽取進攻廣州的英軍指揮官西馬糜厘報告后，深感葉名琛是個很難對付的軍事將領。兩個月的時間裡他一直猶豫著，沒有採取任何軍事行動。最後，他決定要北上避開葉名琛這塊難啃的骨頭，直接找中國的皇帝。但是就在這時，一艘廣州的官船被英軍截獲，船里大量的官方文件被英軍獲得。包令從文件中得出結論：葉名琛已經無兵可派沒錢可花了，廣州連一天都守不住。包令得到這個消息大喜過望，不顧已經被解職，奔上額爾金的旗艦力勸額爾金改變北上的決定。

這時漢奸出賣了葉名琛，巡撫柏貴和廣州將軍見勢不妙，便同敵人勾結，英軍輕易佔領廣州。葉名琛不離督府，最終被俘。

被囚印度

英軍認為，葉名琛在廣東經營十多年，舊部無數，影響深遠，如果把葉囚禁於大陸附近，不僅廣東地方有可能派出營救小隊，而且東南亞的華僑和華人也可作為內應從旁協助。1858年1月，額爾金在寫給葛羅的信中，談到了這種顧慮：“不少人……對我談及一個不能掉以輕心的問題……他們都說，葉留在廣州會使人心不穩，給重新恢復秩序和信心帶來困難。”“顯然，把他送到海峽殖民地去是不行的，因為這些地區大多數居民都是中國人。”其實，英國人在此已經犯了薩義德所稱的“東方主義”的毛病，以歐洲人的“小人之心”度清政府的“君子之腹”。實際上，咸豐帝在得知葉名琛被俘之後，不僅沒有任何營救或者通過實行交換戰俘來搭救葉名琛的行為，反而因為害怕英法聯軍把葉名琛作為要挾清朝政府的人質而隨後罷免了葉的一切職務，並讓廣東當局通知英方說葉名琛已為一介草民和罪人，其生死無關乎清政府的任何利益。“葉名琛辦事乖謬，罪無可辭，惟該夷拉赴夷船，意圖挾制，必將肆其要求。該將軍署督等可聲言：葉名琛業經革職，無足輕重。使該夷無可要挾，自知留之無益。”同時命令清軍不要因顧及葉名琛而延誤收復失地的行動：“著即傳諭各紳民，糾集團練數萬人，討其背約攻城之罪，將該夷逐出省城。倘該夷敢於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葉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該督已辱國殃民，生不如死，無足顧惜。”16葉名琛變成了無人揀拾的一堆垃圾。專制王朝帝王的薄情寡義、流氓無賴和視人臣為芻狗的做法可見一斑。最後，葉名琛搭上了開往加爾各答的軍艦，上船前命僕人從家中自帶乾糧。途中雖因海暈嘔吐不止，但他仍然正襟危坐，堅持不哼一聲。從上船一直到抵達印度后，葉名琛一直自命為“海上蘇武”，以明不忘祖國之志。

葉名琛在印度一年多的日子裡，常常通過翻譯從印度報紙中獲取有關中英戰爭的信息。每當有不利於清朝的戰況時，擊節嘆息；若有中國獲勝的信息，則喜形於色。在食完從家中攜帶的食物之後，於1859年因不吃異鄉粟米絕食而亡。英方在葉名琛的木棺外裹以鐵皮之後，將之運回廣東。英法聯軍在廣州建立了傀儡政府。英國人認為“葉名琛無疑是英勇、果斷的人，廣州人一定為有這麼一個父母官而驕傲”。要想完滿解決如何佔領廣州這個難題，“必須把葉名琛的名聲搞臭”。英法聯軍採取了這樣的政策並利用一切機會敗壞葉名琛的名聲。這樣也做正中那些通敵者的下懷，因為他們巴不得通過抨擊葉名琛來轉移人們對他們賣國行徑的注意。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四·列傳一百八十二》

葉名琛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形象近乎反面。“粵人憾其誤國，為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史書中的這種評價，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於昏聵的咸豐皇帝的個人態度，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為分水嶺，咸豐帝對葉名琛的評價陡轉一百八十度。在新中國建立后，出於政治宣傳的目的，葉名琛形象又被刻意醜化歪曲，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

作為朝廷能幹的大員將，葉名琛知人善任、勤勉政事；作為鎮壓叛亂的劊子手，葉名琛是令人憎惡痛恨；作為客死他鄉有氣節和操守的俘虜，葉名琛又值得敬佩和尊敬。《清史稿》記載，“名琛既被虜，英人挾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鎮海樓上。猶時作書畫，自署曰‘海上蘇武’，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葉名琛在吃完從家中攜帶的食物之後，於1859年不食異鄉粟米絕食而亡，死於印度加爾各答，氣節堪比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

其次，葉名琛善於內政，尤其長於理財。葉氏的祖先葉文機，深諳醫學術理，在武漢開有葉開泰中藥店，是當地出名的老字號。這種商人的家庭背景，加深了葉名琛對商業和錢財的理解，自從廣西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廣東為朝廷外輸軍餉以千萬兩白銀計，這不能不說與葉名琛善於治理地方有關。

再次，葉名琛對內征剿還是表現出了很強的能力。咸豐元年開始，廣東治安陷入混亂，義軍蜂起，這是同當時時代背景和沿海地區天地會的傳統有關。在咸豐四年廣東著名的洪兵起事中，廣州僅有一萬五千兵勇，居然抵抗了二十萬人的進攻，守住了廣州城，並最終將洪兵逐出境外，作為總督實際操控局面的葉名琛，他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客觀地看，葉名琛有著很多的無奈，站在當時最理性的角度，莫過於以外交讓步謀求和平，爭取時間變法強國。但是即使葉名琛有這般見識，他能做得了主嗎？當時有一幅輓聯：

公道在人心，雖然十載深思，難禁流涕；

靈魂歸海外，想見一腔孤憤，化作洪濤。

對於這樣一位功過混沌、史說不清的歷史人物，我們真覺得難以下筆。愛國、有氣節；精於官場，老練持重；心狠手辣，殘忍嗜殺；權傾兩廣，壓制異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