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四聚
清朝的四個商業中心城市
天下四聚是中國清朝時關於四個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城市的流行說法,它們是華北的北京、華南的佛山、華東的蘇州、中西部的漢口(今武漢市一部分)。
舊時漢口,曾有“天下四聚”之稱,“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據劉獻廷《廣陽雜記》)
天下四聚或天下四大聚:清朝中前期,全國財貨人口輻輳(工商業發達)之地:北京(北方)、漢口(中西部)、蘇州(東部)、佛山(南方)。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於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
嘉慶時,有人說:“繁而不華漢川口,華而不繁廣陵阜,人間都會最繁華,除是京師吳下有。”《韻鶴軒雜著·戲館賦》。
北京,近千年來,北方乃至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
漢口,從宋朝開始,“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杭州)、建康(南京)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尤其明朝中後期崛起的漢口(武漢),迅速成為“天下四大名鎮”(漢口、朱仙鎮、景德鎮、佛山),清朝進一步發展為“天下四聚”。
蘇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聞名天下的“魚米之鄉”、“絲綢之府”。
東漢時期,出現了先進的耕作技術,佛山成為魚米之鄉。唐宋時期,佛山成為工商業城鎮,至明清時期更成為中國四大名鎮和中國“四大聚”。
清代,北京外城商業區進一步發展,各種同鄉、同行業性質的商業行會比較發展。道光十八年(1838年)《顏料行會館碑記》雲“京師稱天下首善地,貨行會館之多,不啻什百倍於天下各外省;且正陽、崇文、宣武三門外,貨行會館之多,又不啻什百倍於京師各門外。”該會館乾隆六年(1741年)《建修戲台罩棚碑記》又云:“我行先輩,立足都門,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長,自明代以至國朝,百有餘年矣。”可見外城區商市之繁盛,亦可見北京商業會館歷史之悠久。據清吳長元《宸垣識略》記載,清北京外城東部各地會館最著名的有82所,西部有100所。這些會館中大部分是本鄉土人到北京投考時寓居之所,但也有不少由同鄉商人出資籌建的商業會館。
仙城會館(在今北京宣武區王皮衚衕)為廣州商人會館。臨襄會館(在今北京崇文區曉市大街)為油鹽醬醋糧業商人會館。晉翼會館(在今北京崇文區小江衚衕)為布業商人會館。潞安會館(在今北京宣武區珠市口西大街)為銅錫煙袋商人會館。河東會館(在今北京宣武區廣安門內大街路南)為煙業商人會館。太平會館(在今北京宣武區南堂子衚衕)為山西太平縣商人會館。臨汾會館(在今北京正陽門外打磨廠)為山西臨汾縣紙張、顏料、乾果、煙行、雜貨五行商人會館。盂縣會館(在今北京宣武門外椿樹上二條)為山西盂縣氆氌行商人會館。東元寧會館(在今北京正陽門外長巷下三條)為南京綢商會館。浙慈會館(在今北京崇文區曉市大街)為浙江慈溪縣成衣行商人會館。
漢口,扼長江、漢水兩大水道咽喉,明清時便是天下商賈聚集之地。
彼時,漢口商業繁劇,既聚集各路商幫,又中轉各色貨物,漢口不但成為長江中游最大的市鎮,亦服膺全國四大名鎮之名。“漢口”幾成為武漢的代名詞。漢口“肇於明中葉,盛於啟、正(天啟、崇禎)之際”(註:康熙《漢陽府志》卷1《輿地誌》。),但漢口真正成為商業巨鎮,與清代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相聯繫,是在“康乾盛世”時期。
“天下四聚”之說,在這一時期盛行。《廣陽雜記》云:“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註:劉獻廷:《廣陽雜記》卷4,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193頁。)
漢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漢口鎮為湖北衝要之地,商賈畢集,帆檣滿江,南方一大都會也。” “楚北漢口一鎮,尤通省市價之所視為消長,而人心之所因為動靜者也。戶口二十餘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人類不一,日銷米穀不下數千。所幸地當孔道,雲貴川陝粵西湖南,處處相通,本省湖河,帆檣相屬。……查該鎮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各省會館亦多,商有商總,客有客長,皆能經理各行各省之事。”(註:晏斯盛:《請設商社疏》,見《皇朝經世文編》卷40《戶政》。)由此可看出,當時漢口的人口、商業、交通以及物價對周邊地區的影響都十分顯著。
清前期,蘇州是全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城市。康熙時人沈寓說:“東南財賦,姑蘇最重;東南水利,姑蘇最要;東南人士,姑蘇最盛。”又說蘇州,“山海所產之珍奇,外國所通之貨貝,四方往來,千萬里之商賈,駢肩輻輳”①。同時人劉獻廷也說蘇州是負有盛名的天下“四聚”之一②。而“四聚”之中,清人又一致認為市肆繁華以蘇州為最③。康熙時,人稱“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里”④。乾隆時,當地人自詡:“四方萬里,海外異域珍奇怪偉、希世難得之寶,罔不畢集,誠宇宙間一大都會也”⑤。乾隆二十七年(1762),也即徐揚的《盛世滋生圖》誕生后三年,外地人讚歎:“蘇州為東南一大都會,商賈輻輳,百貨駢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