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

作者：艾青

近來我常常夢見我的父親--

他的臉顯得從有過的"仁慈"，

流露著對我的"寬恕"，

他的話語也那麼溫和，

好像他一切的苦心的用意，

都為了要袒護他的兒子。

去年春天他給我幾次信，

用哀懇的情感希望我回去，

他要囑咐我一些重要的話語，

一些關於土地和財產的話語：

但是我怫逆了他的願望，

並沒有動身回到家鄉，

我害怕一個家庭交給我的責任，

會毀壞我年輕的生命。

五月石榴花開的一天，

他含著失望離開人間。

二

我是他的第一個兒子，

他生我時已二十一歲，

正是滿清最後的一年，

在一個中學堂里念書。

他顯得溫和而又忠厚，

穿著長衫，留著辮子，

胖胖的身體，紅褐的膚色，

眼睛圓大而前突，

兩耳貼在臉頰的後面，

人們說這是"福相"，

所以他要"安分守己"。

滿足著自己的"八字"，

過著平凡而又庸碌的日子，

抽抽水煙，喝喝黃酒，

躺在竹床上看《聊齋志異》,

講女妖和狐狸的故事。

他十六歲時，我的祖父就去世；

我的祖母是一個童養媳，

常常被我祖父的小老婆欺侮；

我的伯父是一個鴉片煙鬼，

主持著"花會"，玩弄婦女；

但是他，我的父親，

卻從"修身"與"格致"學習人生--

做了他母親的好兒子，

他妻子的好丈夫。

接受了梁啟超的思想，

知道"世界進步彌有止期"。

成了"維新派"的信徒，

在那窮僻的小村莊里，

最初剪掉烏黑的辮子。

《東方雜誌》的讀者，

《申報》的定戶，

"萬國儲蓄會"的會員，

堂前擺著自鳴鐘，

房裡點著美孚燈。

鎮上有曾祖父遺下的店鋪--

京貨，洋，糧食，酒，"一應俱全"，

它供給我們全家的衣料，

日常用品和飲茶的點心，

憑了摺子任意取一切什物；

三十九個店員忙了三百六十天，

到徠過年主人拿去全部的利潤。

村上又有幾百畝田，

幾十個佃戶圍繞在他的身邊，

家裡每年有四個僱農，

一個婢女，一個老媽子，

這一切告訴他的安閑。沒有狂熱！不敢冒險！

依照自己的利益的趣味，

要建立一個"新的家庭"，

把女兒送進教會學校，

督促兒子要念英文。

用批頰和鞭打管束子女，

他成了家庭里的暴君，

節儉是他給我們的教條，

須從是他給我們的經典，

再呢，要我們用功念書，

密切地注意我們的分數，

他知道知識是有用東西--

一可以裝點門面，

二可以保衛財產。

這些是他的貴賓：

退伍的陸軍少將，

省會中學的國文教員，

大學法律系和經濟系的學生，

和鎮上的警佐，

和縣里的縣長。

經常翻閱世界地圖，

讀氣象學，觀測星辰，

從"天演論"知道猴子是人類的祖先；

但是在祭祀的時候，

卻一樣的假裝虔誠，

他心裡很清楚：

對於向他繳納租稅的人們，

閻羅王的塑像，

比達爾的學說更有用處。

無力地期待"進步"，

漠然地迎接"革命"，

他知道這是"潮流"，

自己卻迴避衝激，

站在遙遠的地方觀望．．．．．．

一九二六年

國民革命軍從南方出發

經過我的故鄉，

那時我想去投考"黃埔"，

但是他卻沉默著，

兩眼混濁，沒有回答。

革命像暴風雨，來了又去了。

無數年輕英勇的人們，

都做了時代的奠祭品，

在看盡恐怖與悲哀之後，

我的心像失去布帆的船隻

在不安與迷茫的海洋里飄浮．．．．．．

地主們都希望兒子能發財，做官，

他們要兒子念經濟與法律：

而我卻用畫筆蘸了顏色，

去塗抹一張風景，

和一個勤勞的農人。

少年人的幻想和熱情，

常常鼓動我離開家庭：

為了到一個遠方和都市去，

我曾用無數功利的話語，

騙取我父親的同情。

一天晚上他從地板下面，

取出了發一千元鷹洋，

兩手抖索，臉色陰沉，

一邊數錢，一邊叮嚀：

"你過幾年就回來，

千萬不可樂而忘返!"

而當我臨走時，

他送我到村邊，

我不敢用腦子去想一想

他交給我和希望的重量，

我的心只是催促著自己:

"快些離開吧--

這可憐的田野,

這卑微的村莊，

去孤獨地飄泊，

去自由地流浪！"

三

幾年後，一個憂鬱的影子

回到那個衰老的村莊，

兩手空空，什麼也沒有--

除了那些叛亂和書籍，

和那些狂熱的畫幅，

和一個殖民地人民的

深刻和恥辱與仇恨。

七月，我被關進了監獄

八月，我被判決了徒刑；

由於對他的兒子的絕望

我的父親曾一夜哭到天亮。

在那些黑暗的年月，

他不斷地用溫和的信，

要我做弟妹們的"模範"，

依從"家庭的願望"，

又用衰老的話語，纏綿的感情，

和安排好了的幸福，

來俘擄我的心。

當我重新得到了自由，

他熱切的盼望我回去，

他給我寄來了

僅僅足夠回家的路費

他向我重複人家的話語，

（天知道他從那裡得來！）

說中國沒有資產階級，

沒有美國式的大企業，

他說："我對夥計們，

從來也沒有壓迫，

就是他們真的要革命，

又會把我怎樣？"

於是，他攤開了帳篷，

攤開了厚厚的租谷簿，

眼睛很慈和地看微笑

一邊用手指撥著算盤

一邊用低微的聲音

督促我注意弟妹們的前途。

但是，他終於激怒了--

皺著眉頭，牙齒咬著下唇，

顯出很痛心的樣子，

手指節猛擊著桌子，

他憤恨他兒子的淡漠的態度，

--把自己的家庭，

當作旅行休息的客棧；

用看穢物的眼光，

看祖上的遺產。

為了從廢墟中救起自己，

為了追求一個至善的理想，

我又離開了我的村莊，

即使我的腳踵淋著鮮血，

我也不會停止前進．．．．．．

我的父親已死了，

他是犯了鼓脹病而死的；

從此他再也不會怨我，

我還能說什麼呢？

他是一個最平庸的人；

因為膽怯而能安分守己，

在最動蕩的時代里，

度過了最平靜的一生，

像無數的中國地主一樣：

中庸，保守，吝嗇，自滿，

把那窮僻的小村莊，

當作永世不變的王國；

從他的祖先接受遺產，

又把這遺產留給他的子孫，

不曾減少，也不增加！

就是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可憐他的地方。

如今我的父親，

已安靜地躺在泥土裡在他出殯的時候，

我沒有為他舉過魂幡

也沒有不服穿過粗麻布的衣裳；

我正帶著嘶啞的歌聲，

奔走在解放戰爭和煙火里．．．．．．

母親來信囑咐我的去，

要我為家庭處理善後，

我不願意埋葬我自己，

殘忍地違背了她的願望，

感激戰爭給我的鼓舞，

我走上和家鄉相反的方向--

因為我，自從我知道了

在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

我要效忠的不是我自己的家，

而是那屬於萬人的

一個神聖的信仰。

一九四一年八月

1941年6月17日、18日、19日，《解放日報》連載周揚的《文學與生活漫談》，該文大篇幅論述文學與生活的關係，還以“筆法”指涉在延安的某些作家“寫不出東西”。周揚的文章導致蕭軍、白朗、舒群、羅烽、艾青五人聯名發表《〈文學與生活漫談〉讀後漫談集錄並商榷於周揚同志》一文。五人聯名文章發表次日，蕭軍收到毛澤東的信，信中除表達了愛護之意外，略含批評。蕭軍接信后，隨即複信毛澤東，要求見面，並將雙方的“漫談”文章附上。8月6日，毛澤東回信稱“過幾天再奉約晤敘”。艾青得知這兩封信之後，瞬間“恍然大悟”。8月11日傍晚，毛澤東親自到“文抗”作家的宿舍看望眾人。這是艾青首次同毛澤東面談。

此次“漫談”風波打碎了艾青對延安文人圈不切實際的幻想。此時，艾青又得知身為地主的父親去世，乃在1941年創作長詩《我的父親》。

無論從詩的情緒還是語言色彩看，很顯然的，大堰河在艾青的情感世界中替代了生身母親，成了艾青精神上的媽媽。

這是由他幼時獨特的經歷所決定的。關於父親，艾青曾寫過一首長詩《我的父親》，是1941年到延安以後的創作。艾青晚年談到這首詩時說：“實際生活中，我是對他沒有什麼感情的……在我的詩里，則是諷刺批判他的。”（葉錦《艾青談他的兩首舊作》）詩中有這麼兩段，顯示出這位父親是一個真正的矛盾結合體——— 艾青的父親原名蔣忠樽，另號衡石。他的母親樓仙籌，是義烏王阡村人。艾青在1949年以後曾四次回鄉，遭際不同，心情不同，每次都要到保姆大堰河的墳去看看，父母的墓地卻一次也沒有去過。

“他是犯了鼓脹病而死的”，“五月石榴花開的一天，他含著失望離開人間”，這是艾青詩中說到的父親的死。從《我的父親》看，父親去世前一年的春天，給時在湖南新寧縣衡山鄉村師範學校任教的艾青寫過幾封信（可見艾青是與家裡保持聯繫的），“用哀懇的情感希望我回去”，囑咐一些重要的話語——關於土地和財產的處置，當然還有關於妻子兒女。一位已知離大去之期不遠的父親此時的心情是不難想象的，他要把身後的重擔託付給長子。但艾青“拂逆了他的願望，並沒有動身回到家鄉”，只因“我害怕一個家庭交給我的責任，會毀壞我年輕的生命”。

父親去世后，母親來信囑咐艾青回去為家裡處理善後，艾青沒有回去。他“殘忍地違背了她的願望”，走上了和家鄉相反的方向—因為我，自從知道了

在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

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

而是那屬於萬人的

一個神聖的信仰。

《我的父親》是以對大動蕩時期一名中國地主的典型進行批判為主調的長詩，此時的艾青已從人道主義者向階級論者提升，社會角色更多地壓抑了個人角色，他要表現新的進步就必須首先表示與舊的過去告別。“父親”是艾青塑造的一個複雜的人物形象。

程光煒的《艾青傳》寫到，“1940年8月中旬的一天”，艾青收到了蓋有“金華縣”郵戳的家信，信是妹妹希寧和弟弟海濟寫來的，告訴他“父親大人已於6月21日在金華福音醫院不幸病逝，享年53歲”。可能後來母親又有信來，要他回去料理父親的後事。

在畈田蔣村，蔣忠樽是個不大不小的地主，卻是學歷最高的，舊文人氣息甚濃。他寫得一手好字，中堂那塊“天倫敘樂”的匾，書房裡“百年燕翼惟修德，萬里鵬程在讀書”的條幅都是他的手書。村民家裡但凡新置辦籮筐、籃子、稻桶等用具，都要拿來請他留名以防丟失，他是有求必應的。

他訂有村上惟一一份《申報》，蔣忠樽對時局的了解自然使他成了“惟公馬首是瞻”的人物。畈田蔣的老村民說，抗日時期中國軍隊有沒有打勝仗，只要看他的臉色就知道了。如果臉色欣喜開朗，那必是打了勝仗，可以上前打聽個仔細；如果陰沉如雷雨前的天空，那一定是日寇逞威，我方遭受損失，失地擴大———連問都不要去問，問了也不願說的。可以想見，他的心頭，承受著比普通農民更為沉重的亡國滅族的痛苦。

艾青講到母親之處不少，專門寫母親的詩文卻一篇也沒有。比起父親蔣忠樽來，母親樓仙籌對他的影響要小一些。也許這與他幼時大堰河的“替代”作用有關。

樓仙籌自生了艾青以後，因為難產，身體一直不很好。因為她多病，想求神保佑她的身體，信過佛教，也信過耶穌教。她不識字，但她會背唐詩。她聽信算命先生的話，把艾青送到大堰河家之後，不用說她心裡是十分捨不得的。

艾青曾說，“我妹妹是吃母親自己的奶長大的，我是吃保姆的奶長大的，我和母親親熱不起來。我到姥姥家，總是離母親遠遠的，她生氣地拽住我說：‘我又不是老虎，你怕什麼？’”撇開艾青的感受不談，在母親一方，是愛自己的孩子，希望孩子與她貼心親近的。

她的疼愛艾青從一件事也可看出：艾青到法國去的行李中除了父親給的1000元鷹洋外，還有400元母親給的大洋。樓仙籌擔心兒子出國后遇上困難，把平時不肯輕易拿出的私房錢拿了出來。

艾青留法以後，樓仙籌利用小弟樓德權赴法留學的機會，請他帶錢給艾青——這位後來做了國民黨參議員、南京外國語學校校長的弟弟卻把錢私自花掉了，根本沒交給外甥。

樓仙籌無疑是喜歡讀書人的，上世紀30年代的傅村鎮溪口、江沿山、楊家以至義烏苦竹塘村的高中生、大學生都喜歡到蔣家來，一是為閱讀蔣忠樽訂閱的報紙雜誌，二是為陪這位好客的女主人聊天——在長子飄泊異地的日子裡，有這些年輕人圍在身邊，樓仙籌那孤寂的心獲得了不少安慰。

艾青曾說過：“媽媽是很幽默的，她見到頭髮少者來家裡做客，忍不住會笑起來，因為——事後她說——她覺得這個人頭髮少得像稻稈絡西瓜”——幾根稻草扎著一個西瓜。蔣忠樽的眼睛很大，訓人的時候尤其像牛眼似的，樓仙籌卻能以輕鬆的話語“到老虎頭上抓癢”，說：“你眼睛瞪得這麼大，莧菜籽掉進去都不曉得！”一言既出，常常引來嘩然大笑。她的口才不亞於能言善辯的丈夫，艾青特有的幽默天賦可以從母親身上找到遺傳基因。

不管艾青怎麼說“和家庭關係不好”，在家裡“不受歡迎”，對父母的感情“一直是很淡泊的”，他的父母卻是始終如一地愛他———用他們的方式。如果沒有父母的愛和支持，艾青也許永遠只是一個名叫蔣海澄的人，成不了後來那個“詩壇泰斗”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