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他恨社會的不公，但內心依然陽光。——全文摘選《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

“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1984年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美麗的伊豆。家裡有一個小一歲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從爺爺開始都是貧困的。

出生時，奶奶突然離去。3歲時，自己貪玩，騎車撞上了大卡車，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幾處永恆傷疤和右耳的傷殘。父親是運動員，從小鍛煉加藤及其弟弟。小學10歲時，父親找到好工作，搬往別處，住上了大房子。

12歲時，加藤父親的新工作十分不順利，“始終是半破產狀態。最後，父親的公司終於破產了，欠下許多債務。加藤交不起學費，甚至經歷過黑社會索債的情形，這像是一個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裡的錢總是不夠花。他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從初一、13歲開始打工——送報紙，盡量多賺點錢。每天凌晨 3點鐘起來，送到6點鐘，他主要負責幾個高樓公寓，跑樓梯，晴天、陰天、雨天、雪天、颱風，從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13歲時，父親被要債，他們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間搬了20多次。

他開始做童工，送報紙。在2200個日子裡，除比賽、集訓、報紙停刊，不管雷風大雨甚至颱風，他都沒有休息過一天，逃避過一天。那些天里，他都三點起床，三點半送報紙，六點回家吃飯，然後上學，晚上10點到11點睡覺。幾乎沒有一天睡過6個小時以上，平均4小時。但好在睡眠質量好，入睡容易。

14歲時，加藤身高1米74，體重75公斤，並成為了優秀的柔道運動員。14歲后，改練田徑，體重下降到56公斤。練習三個月的田徑訓練后，榮獲全國大賽第四名。同時他也參加校棒球隊，參加了棒球日本小學生全國棒球大賽。在新學校里，每天堅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學畢業后決定報考山梨學院大學附屬中學（相當於杭二高，私立的），第二次報考通過，進入實驗班學習。每天6點起床，坐一小時的電車，8點到校，下午5點放學，複習功課都在電車上完成，到家又換衣，在爸爸指導下與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點，洗澡吃飯，複習睡覺。天天如此，很有規律。

初二時，違規參加田徑比賽，參加過全國大賽、夏冬的國家青年隊集訓。初二時，他被很多人認為是下屆全國大賽的雙冠軍。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於過度鍛鍊出現傷情，致使他難以恢復原來的巔峰狀態，於是放棄全國大賽，與同學去澳大利亞畢業旅遊，大大開拓了眼界。

在校，他是個日本學生中的異類，常受到排斥。高二的時候加藤開始做日英翻譯了。“工資比送報紙高很多嘛。當時我身材苗條，外表也還可以，所以也當了模特，是體育服裝方面的。一切都是為了支撐家庭，而不是自己的愛好。”

“有一次，我們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約30元人民幣)，那時候，我帶著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嘗擺著的食品，日本幾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試食角’。我不能讓他們倆餓死......”

他決定獨自與逼債的黑道談判，讓父母全心去掙錢。在每次談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幾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現過幾次危機。但他絕不還手。後來得幸給做翻譯的公司老闆同情他，向黑道們施壓，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早上3點開始送報，騎15公里路上學，放學後到田徑場鍛煉兩小時，再騎15公里路到21點半回家，吃飯，做功課。到24點睡覺，還時時刻刻面對來自黑道的壓力。於是，他放棄田徑，決定退役。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報復”社會的心態努力學習。但在專註學習的同時，他每天還留給自己90分鐘的慢跑時間。而且儘管學習緊張，但送報紙和做翻譯工作卻是一直堅持的。

來中國時，當時他是“三無”人員：一句中文都不會，一個中國朋友都沒有，一分人民幣都沒有。其時正值“非典”，他不顧日本大使館返日的勸告，進了北大就被隔離。第一天晚上住勺園，燈壞了，加藤哭了。第一天的米飯特別不好吃，他心情特別糟糕。“那是很憂傷的第一周。”每天晨跑一小時，洗澡吃飯，出去與阿姨們聊，中午吃飯看字典，聊到下午5點，與傳達室大哥借《人民日報》看，晚上11點帶著耳機聽廣播入睡。後來，中文說的寫的很棒。

這樣過了5年。現在，24歲的加藤嘉一雖然只是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經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連續劇《滴淚痣》中任副導演，他負責搞定劇本，協助導戲，剪輯片子，同時還要負責劇組與所到之處的政府溝通，“都是些亂七八糟的事”；另外，他還在這部劇飾演了一個黑社會角色，“掌摑”女主角黃聖依。

在校期間，擔任北大日本人協會會長，現任顧問；獲留學生學習優秀獎本科生獎；參加、主持、策劃、發言中日學術交流活動、國際研討會共50多個。

他有二十幾種名片，隨身攜帶著大概十來種，名頭多是日本各種組織在中國的協調人員或顧問。他拿出一本日文書佐證，他不但給中國的許多媒體寫專欄，也給日本的媒體寫。另外他是一個熱心的組織者、策劃人、發言人、主持人，據說還是一個談判高手，做了超過200場的談判。他的任務是協調和溝通對方的意願。他條理甚為清晰，說到自覺精當處，還會重複一遍。言談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經有那麼點意思。

他對中國抱著異乎尋常的熱情與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國反日遊行，他就混在遊行隊伍里。他說自己“要用一生來了解中國”，上至溫家寶總理，下至北京地鐵站的人看報，到中國人為什麼不遵守交通規則，以及貴州山區的貧困。“比如我去貴州畢節地區，最貧困的農村考察，他們不想讓我看到真實的東西，就派人來跟我喝酒，結果我把那個人灌醉，他睡著了，我就溜走了。”他就這樣去了中國農村“無數次”，“花自己的費用”，因為“不了解農村怎麼了解中國呢？”

他熟識徐本禹，與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經常上中國教育電視台的節目，對農村孩子上不起學有自己的看法：“以為使義務教育徹底免費，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學了？錯！很多人不是因為交不起學費上不起學，而是因為貧困。 ”

他每日查閱新聞，處理郵件，給媒體供中文稿，還有博客！其餘是，三到五個小時的與人見面，包括應酬性質的活動，跟人談項目，他生氣勃勃，語氣鏗鏘。

他平素一天只睡3個小時。除此之外，他還要把日本現役外交官的書譯成中文，同時寫三四本書。

他沒有娛樂，除了走在路上聽點音樂，偶爾看個電影，也是為了寫評論。

他自認為在日本受到“排擠”，卻在中國社會甚為協調。他希望對社會有影響，哪怕得到的反饋是“你他媽一個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樂，通過社會的自我觀照，他能感受活著的意義。“北京是讓我成長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場所，在北京用中文謀生的過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現自己，提高自己。”

他拚命寫稿子，他的賬戶上存了多少錢，他都不知道，因為他十分忙，忙到沒時間去花錢。

“中國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個，要與眾不同。”

他說得如此認真，簡直像青春期少年，還有那麼多來歷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這個青年——毫無疑問，他心存大志。

“媒體是統治者與普通大眾之間的橋樑，我生活里跟媒體的關係很密切，一切都為了將來從政。”

“我跟奧巴馬是同類。我們個頭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層，也都是曾經被社會排斥的。我覺得奧巴馬會改變歷史，這類人可能是極少，但我還是從奧巴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

他認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講，他在他們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認同感。

與那些走在澀谷的時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堅定。他們走出伊豆，東京甚至不能滿足他們的幻想，他們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個電話，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離父母的田野農活太遠了。“對於這樣的疏遠和離別，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們從小都是獨立的”，他進一步說，“父母也要獨立。”放低了聲音：我的母親也很堅強——她從不給我打電話。

加藤嘉一講起了他童年的清貧，被黑社會追殺、被主流社會排斥……好比一個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們可得而知，一個5歲開始就幻想從政的年輕人，如何度過他那與眾不同的青春期。也許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他就學會了長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為“成為我自己”，因為他從來不是太喜歡自己，對自己不曾滿意過。

加藤嘉一自稱，任北京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察哈爾學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孰大學SFC研究所研究員。（後有人專門撰文質疑其經歷，詳見下文“造假嫌疑”部分）

《產學聯合之路-中日產學論壇》（編委、論文作者），海洋出版社，2006年9月；

《七日談——來自民間的中日對話錄》（合著），新華出版社，2007年1月；

《以誰為師--一個日本80后對中日關係的觀察與思考》，東方出版社，2009年；

《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自傳），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6月；

《中國，我誤解你了嗎》，華文出版社，2010年8月；

《中國的邏輯》，雲南出版集團公司，雲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

《愛國賊》（港台地區出版），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6月；

《中國人は本當にそんなに日本人が嫌いなのか》，ディスカヴァートゥエンティワン，2011年；

《常識外日中論》，メディア総合研究所，2011年；

《われ日本海の橋とならん》，ダイヤモンド社，2011年；

《日本的邏輯》，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11月；

《致困惑中的年輕人》，鳳凰出版社，2012年3月。

《如果高中棒球隊女子經理讀了彼得·德魯克》 ，岩崎夏海(作者),加藤嘉一(譯者)

《日本走向何方》，小原雅博（著）,加藤嘉一（譯），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

加藤嘉一的多種面孔

一、北京大學的學生。加藤嘉一考入北京大學在在國際關係學院就讀本科，後繼續讀碩士研究生。獲2006年留學生學習優秀獎本科生獎。

二、製作人、策劃人、主持人。加藤嘉一曾經參加過70多個國際、中日文化交流活動、學術研討會等；如東京大學-北京大學“京論壇”、中國人民網-日本一橋大學“中日產學論壇”、人民網“強國論壇”、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留華網”、東京女孩展演（Tokyo Girls Collection）等。

三、媒體評論員、專欄作者。加藤嘉一曾經參加過100多個中外媒體活動，接受過300次以上採訪；如鳳凰衛視《全球連線》、《華聞大直播》、《文道非常道》、中央電視台CCTV9《DIALOUGE》、CCTV新聞《新聞調查》、《實話實說》、CCTV2《對話》、CCTV4《同樂五洲》、北京電視台《國際雙行線》、日本NHK、北京衛視共同製作“加藤的紀錄片”《紀實天下》、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RI會客廳》、《People in the Know》、搜狐直播室、博客中國訪談、千龍網《網上大講堂》；瞭望東方周刊《東遊記》、南方周末、《vista看天下》南都周刊、法制晚報《老外說事》、環球時報、奧運盛典、中日傳播網、英國金融時報、日本媒體NHK、周刊《東洋經濟》、朝日新聞《AERA》、《論座》、共同網《My Opinion》等。他是中日關係、中日交流的熱衷觀察家、參與者。

四、圖書作者。加藤嘉一曾經出版過《七日談——來自民間的中日對話錄》（合著、新華出版社、2007年8月）；《產學聯合之路-中日產學論壇》（編委、論文作者、海洋出版社、2006

年9月）。《紅樓飛雪-海外校友情憶北大1947-2008》(作者、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以誰為師》（作者、2009年6月）。翻譯過原日本外交大臣小原雅博的《日本走向何方》一書，探討中日新思維新政策等。

五、同聲傳譯者。加藤嘉一能流利使用日文、中文、英文三種語言，曾經在學術研討會、國際論壇、商談、文化娛樂活動等多種平台擔任過同傳或交傳的角色，其經歷100以上。比如，北京-東京論壇。

六、教師。加藤嘉一曾任是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日語教師。

七、運動員。加藤嘉一在日本初中、高中時從事專業長跑。

八、談判者。加藤嘉一曾經在政治、經濟、商業、文化、藝術、學術、娛樂、體育等各種國際場合扮演談判者的角色，發揮語言、協調、溝通之優勢，使得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願望最大化。至今談判次數超過200場。

九、遼寧大學客座教授。加藤嘉一於2016年擔任遼寧大學客座教師，並在遼寧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給學生上課。

質疑之聲

加藤嘉一在日本媒體上有一定知名度之後，一些日本觀眾查到了他在中國收到的採訪和出版著作，並對他的個人經歷提出了質疑。

加藤嘉一在騰訊網節目中提到“考上東大你已經成為贏家了，但是我主動放棄”，在鳳凰網對他的採訪中寫有“2003年，加藤以體育特長生的身份考取了東京大學”。然而東京大學並沒有特長生入學制度。加藤嘉一在日本媒體上從未提起此事。

加藤嘉一在日本節目中提到在北京大學任教，在中文著作《以誰為師》中寫明自己在北京大學朝鮮半島研究所工作，但北京大學並沒有朝鮮半島研究所，加藤嘉一也沒有在北大講過課。

加藤嘉一在個人資料中提到自己是慶應大學SFC研究所上席研究員，但在

該研究所上席研究員名單中並無加藤嘉一的名字，同一地址中“訪問研究者”一欄內可以見到加藤嘉一在列，但“上席研究員”和“訪問研究者”之間存在相當的職位差距，並不能隨意混同。

此外，加藤嘉一還在各種媒體採訪中有“曾經考上哈佛大學，但沒有去”，“胡錦濤專程來北大見我”，“中日兩國高層都支持和鼓勵我”等等言辭，不無誇張之嫌。

對這些網友提出的疑問，加藤本人沒有做出過回應。在2011年末，加藤的日文個人主頁進行了修改，去掉了部分有爭議的內容。

2012年4月26日，在華僑大學的演講問答環節，其被問及是否高中畢業后考上東京大學，加藤嘉一隻是回答北京大學是其唯一母校，其和東京大學沒有關係。

2012年10月31日，日本雜誌《周刊文春》刊登了一篇名為《揭露在中國最有名的日本人（加藤嘉一）偽造履歷》的文章。

記者首先對加藤的“東京大學合格了，但是自己主動放棄”的發言進行了調查。當時作為加藤班主任的老師接受採訪時表示，加藤畢業的那年，學校考上東京大學的只有2名理科學生。加藤是文科特進班的學生，他並未考上東大。關於加藤是否是公費留學生的疑點，文中指出，加藤在中國出版書籍中寫到自己是日本的公費派遣留學生。而在日本的出版物中介紹自己留學費用由中國教育部負擔，兩者自相矛盾。關於加藤曾經獲得日本全國柔道大會第四名的成績，記者核對了該大會的歷屆比賽結果后，未

曾發現加藤的名字。

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相關人員解釋，根據國外學生的大學錄取辦法，一個學生是可能收到多所大學的錄取通知，由學生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一所學校入學。北大錄取加藤嘉一，並不會了解他是否同時被其他院校錄取，也不會因此影響他的錄取結果。

加藤回應並公開道歉

2012年10月31日，加藤嘉一在日本和中國網站先後發表道歉聲明《道歉報告文》，文中說“我確實沒有考進東大，對此前的各種行為所造成的誤解給予道歉，今後會以自己的努力表達出自己正確的經歷，謝罪以及洗滌自己的污名，是自己作為信息傳播者的責任”，但其道歉聲明未對《周刊文春》的其他質疑作出的解釋。。

當晚7時41分，他在微博上發布信息，承認此前言論中“放棄東大”“考入東大”“退學東大”的說法一律不屬實。

因加藤嘉一5月20日在南京先鋒書店活動中的言論被某些網友網友理解為“懷疑南京大屠殺”，有網友甚至發出評論“說明他是一個日本右翼勢力的一員，也證明其平時所說對中國感覺好等言論純屬賣乖，對這樣的日本人不能信任，要警惕其言論對普通民眾的迷惑。”

關於此事加藤嘉一已經在微博和網站上作出解釋，證明其立場並非右派，這個事件同時也值得大眾反思，某些社會人士及網民對信息的辨別能力確實有待提高。

2012年7月，FT中文網專欄作家加藤嘉一按照規劃，將要離開求學和生活了近十年的中國，前往美國哈佛大學任Rajawali Fellow。加藤自2005年起在FT中文網上開設《第三眼》專欄，試圖從“非中國人”的第三雙眼的獨特視角，解讀中國現 象和中日關係。讀者對加藤的觀點有彈有贊，他的特殊身份和言論在給他帶來關注的同時，有時也帶來爭議。離開之前，加藤寫下最後一篇專欄文字《離開中國前的心裡話》。

由於加藤嘉一公開質疑南京大屠殺的真實事實，並要求中國人反思為什麼被屠殺，甘肅農業大學已取消對其的學術交流邀請。

甘肅省教育廳微博稱，“個人受委屈可以忍受，民族的榮譽和自尊一點都不能受玷污，這應該是中國人的底線”。

2012年6月13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以下簡稱紀念館)通過官方微博特意聲明：網路上有日本青年學者加藤嘉一關於“南京大屠殺”歷史的言論，公開質疑史實。如果此言論確屬加藤嘉一觀點，本館認為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國際社會早有定論，不容質疑。對於加藤嘉一事件，該館館長朱成山認為與名古屋事件還是有區別的，不過他認為，加藤嘉一作為一名學者，對歷史不該“不明白”。

2003年，加藤來到了北京大學。一句中文都不懂成了他最大的障礙，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學語言的最佳途徑：“每天早晨開始跟學校里賣冰棍的阿姨比畫著聊天，聊到下午5點找傳達室大哥借《人民日報》讀，晚上7點準時收看《新聞聯播》，夜裡11點聽廣播里各種人物訪談。”一兩年後他就學會了在不同語言系統間靈活變換，不僅能穿插著京味兒說流利的中文，還能用精準的官方措辭給中國媒體供稿。徐小平曾邀請加藤嘉一擔任新東方顧問，給大學生講怎樣學外語。他說：“很簡單啊！一不要光聽BBC和CNN，二不能只看美劇，三不要花錢報任何培訓班。”徐小平馬上不說話了。

在北大的同班同學里跟加藤最要好的幾乎都是來自貴州、內蒙古、新疆的貧困生。“因為我跟他們經歷相似，所以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跟他們更合得來。”19歲以前，加藤的生活異常艱辛，他自嘲為“貧二代、農三代”。父親不靠譜的投資破產後，全家為躲債搬家50多次。他13歲開始打工補貼家用，每天凌晨3點起床送報紙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難時家裡只剩下500日元（約30元人民幣），他只得帶著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試吃食品充饑。

加藤來到中國后他選擇去北大門口的麥當勞打工。也正是在那裡，他學會了如何跟中國人建立團隊合作，如何跟不同文化素質、價值觀、道德水準的人磨合。身旁的同學紛紛側目，讓加藤很不解。在他看來麥當勞、肯德基是最適合鍛煉溝通能力、社交能力的地方：“我就奇怪了，精英怎麼就不能去底層鍛煉一點都不矛盾啊。在那裡你要跟所有挑剔的、寬容的客戶打交道，還必須態度良好，因為你跟他講邏輯、玩語言遊戲是沒用的，客人不會因為你是大學生就寵你慣你原諒你，這樣你就能慢慢學會控制情緒，這是在其他實習場合學不到的。”

加藤還把他的“麥當勞打工論”推廣給貧二代同學。大三時他的死黨——一個來自山東農村的男孩申請去早稻田大學交換一年，卻因為東京高昂的生活費差點放棄。經過加藤的“洗腦”，他在早大附近一家居酒屋找到了兼職，每天除了學習至少要打工5小時。他最終順利完成學業，今年畢業後去東京大學攻讀博士。

“中國大學生總有一種烏托邦式的邏輯，所以一旦遇上工作環境不佳、同事不好相處、領導要求苛刻，他們就立刻辭職不做。”在加藤眼裡中國大學生缺乏生存和社交能力。他說：“我們讀大學無非就是尋找自己和社會的關係，弄清自己跟社會的契合點在哪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麥當勞打工比去高盛實習實用多了。

他們才給我驚喜

作為一個立場要接觸社會、觀察世界的大學生，加藤做過很多大大小小的調研。有些與他的專業相關——譬如十幾次去中朝邊境走訪當地居民，更多的與學術研究毫不搭界。他看不上周圍同學所做的大多數調研：“現在的大學生搞調研非得要資金、媒體曝光率，與獎學金掛鉤，只去特別有名氣的地方。其實哪裡都可以做有價值的調研。”

北大南門外開複印店的、賣水果的、游擊隊式賣盜版光碟的，都是加藤的調研對象。他從他們那裡了解到了進盜版光碟的渠道、小店如何合理避稅等。“最好的調研方式就是不讓對方感覺到你是在調研。所以我從來不會告訴對方‘您好，我是北大學生’，而是用最自然、最平等的方式跟人聊天。”有時候他會拎著啤酒請農民工喝，裝作隨意地問對方：“在這兒幹活怎麼樣？”實在沒法接近距離了他會故意撞人家一下，然後“哥們，對不起，你沒事吧”開頭。

加藤熱衷於跟社會底層的人溝通：“當我跟北大同學聊天時，他說上半句，我經常能迅速猜到下半句。我們的學習經歷決定了思維方式是非常相似的。但當你真正跟社會底層各行各業的人打交道時，你會有很多驚喜，能不斷激發並體會好奇心。”所以，當同學邀請他一快參與調研項目時，他總是拒絕，“因為很多中國大學生都有一種精神潔癖，會自動地把很多人群排除在願意對話範圍之外”，而這樣的調研是不完整的。

儘管很多調研是沒有報告、沒有結果的，但加藤盡量通過其他渠道讓更多的中國人看到身邊存在的問題和隱患。2007年底，他去貴州省某縣調研，發現國家推行的免除農村義務教育書雜費政策並沒有得到落實，於是在一次與中央領導人見面時點名道姓地說明了當地的情況。

加藤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受到中國官方、媒體和大學生的歡迎，是因為他的寫作是中國人想看、想聽、想深入思考的。儘管此前很多外國人都表達過對中國的看法，但大多隻停留在批判中國人的社會公德上，把自己當成旁觀者。“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旁觀者，我是當事人，我跟中國大學生一起上課、實踐、調研，而且我談論的話題者是大學生關注的，從綠壩到農民工，從谷歌退出到新疆7.5事件，任何一個中國大學生都很感興趣。“為了做一個合格的、無偏見當事人，加藤從來不使用尖刻刁鑽的語言，他覺得這也和日本人比較委婉的表達方式密切相關，所以不會引起中國年輕人的震怒和反感。

你太慢，我就顯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間，加藤一直嚴格遵守著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點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後回宿舍沖澡，吃早飯；上午上課，回郵件，看新聞；下午上課，寫文章或參加活動；晚飯後7點看《新聞聯播》，8點開始看書，11點睡覺。

而他的同班同學，幾乎沒有固定的時間表。”大家總覺得我行動力強、做任何事情都比別人快，其實日本大學生比我勤奮的人多了去了，只不過在這裡，你太慢我就顯得比你快。“

嚴格自律的加藤顯然性格不同於這個群體，即便是有一個小時的空閑，他也會充分享受獨處的時間。“如果你想鍛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須學會享受一個人的時間。”

我周圍的很多學生，說實話我和他們合不來，因為我不會玩電子遊戲，對唱歌也沒興趣，更不喜歡幾個人扎堆報怨社會的聚餐。“來中國7年加藤從不玩遊戲，也不參與宿舍的扯淡聊天。他曾經興緻勃勃地研究過“寂寞黨”，發現問題的癥結就在於“大家沒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時的集體歸屬感”。

在校期間，加藤的同學最羨慕他的就是自由。雖然他參加很多社團、進行很多調研，但從未見他忙到失態抓狂，他看上去總是那麼遊刃有餘、自在從容。加藤把這一切都歸功於自律：“自由從何而來？從自信來，而自信則是從自律來。你先要學會克制自己，依照嚴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這種自律中不斷磨練出自信。自信是對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連最基本的時間控制都做不到，還談什麼自信呢？”

大學期間的自律給加藤帶來的第二個收穫是，他比起同齡人有更好的毅力和體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亞參加“悉尼國際馬拉松比賽”，為此他已積極備戰3個月。

加藤的時間表已經明確安排到了幾年後。在出版了4本著作以後，眼下他開始用母語寫作，打算今年出2本日本書、1本英文，內容無一例外都與中國問題緊密相關。而兩年後他的工作目的地將是美國，“因為我發現目前美國大多數大學教漢學的都是中國人，對漢學的解讀和看法主觀，所以我希望以第三方視角去教漢學。但無論如何，我會把觀察中國當做我一輩子的使命去完成。”

加藤嘉一在日本有自己的博客，在中國也有自己的博客，在釣魚島問題，他的日文博客寫的是“全體國民保衛釣魚島”，而中文博客寫的卻是“雙方各有各的立場和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