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菌試驗

趙玉英，筆名梅歐，時任八路軍《晉察冀日報》記者。1941年秋，在敵人的一次掃蕩中，不幸被俘。

現年92歲的劉平是趙玉英的丈夫，他告訴我們說，最後，敵人包圍她們了，想跑跑不出來了，趙玉英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被俘的。

剛被俘的趙玉英，謊稱自己是一名農婦，竟瞞過了日本人的審訊，然而，一次小小的疏忽，卻讓日本鬼子看出了破綻，她的處境陡然兇險起來。

現年82歲的原八路軍幹部王銘三回憶說，王風坐月子，叫趙玉英照顧的，別人給她送的鞋子，趙玉英給打了個收條，日本人一看收條，寫的字好像特別好，日本人就懷疑這不是普通婦女，一定是八路軍幹部，後來把趙玉英就弄到小監獄裡面，那就打、灌涼水，趙玉英說我們要堅持到最後一口氣，我們還要歸隊的。

趙玉英寫下了她在集中營里的所見所聞。

在書中，她謳歌了共產黨人的堅貞，見證了日本鬼子的殘暴，同時也忠實記述了自己與敵人英勇鬥爭的情況。她不畏敵人的威逼、利誘，最終在難友們的幫助下，趙玉英終於走出了集中營，成為一名倖存者。

王銘三回憶說：到了木屋，趙玉英把我抱到懷裡，說你叫我親姐姐，我沒有弟弟，我們就是親姐姐、親弟弟。

歷經磨難的趙玉英出獄后毅然返回到革命隊伍中。解放后她輾轉祖國南北，繼續著革命工作，2000年9月，78歲的趙玉英因病在北京去世。

隨著戰爭進程的延續和“以戰養戰”政策的實施，日寇對戰俘勞工的需求也越來越大，石家莊這個華北的戰略要衝，也就日益成為日寇人力資源調配的集結地和中轉站。

隨之而來的，則是戰俘們的境遇越來越惡劣。

戰俘勞工問題研究者何天義介紹說，因為這個戰俘集中營條件惡劣，在這個集中營里死的人很多，最多的時候一天死幾百個人，特別是到1944年洛陽戰役以後，好多戰俘在來集中營裡面的路上，受傷的、有病的，到集中營就死掉了。從1944年開始，往日本送勞工，很多戰俘看到在集中營裡面是死，送到日本、東北去也是死。

據倖存者的回憶，在集中營的廁所里、牆頭上，經常可以看到寫著抗議日軍統治的口號，“蘇武牧羊”、“岳飛抗金”、“戚繼光驅逐倭寇”等堅持民族氣節、反對外敵侵略的故事，在集中營里常常是不脛而走，廣為流傳，而消極怠工、破壞工具的事，也時有發生。

日軍為了奴役中國人民，要求戰俘每天向日本天皇牌位朝拜，為了抵制這種精神摧殘，戰俘們想出了辦法。

現年82歲的原八路軍幹部王銘三回憶說：日本鬼子召集我們點名以後，給日本天皇敬禮，咱們中國人為什麼要給他日本天皇敬禮呢，我就不服了，咱們想法蓋個關公廟，關公是人在曹營心在漢，點完名以後，我們就給關公鞠躬。關公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就要學關公，我們是中國人，就要這麼干。

1936年，日本天皇密令日本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在中國建立細菌部隊，其中代號為滿洲第731部隊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由細菌武器的代表人物石井四郎為部隊長。

沒有倖存者的揭露，只能從繳獲的檔案和一些老兵的披露中尋找真相。

從1937年至1945年，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在這裡進行了幾乎所有令人談之色變的細菌研究，包括鼠疫、霍亂、傷寒、炭疽、結核菌等烈性傳染病。

戰俘們被抹去姓名，一律稱為“原木”，他們一個個被注射了各種細菌后痛苦地死去，有的甚至被拖上手術台，活活被解剖。

戰後據日本戰犯供稱，從1940年到1945年，僅“731”部隊就殺害了至少3000人。

1937年12月濟南淪陷后，泉城的兒女就生活在日寇鐵血統治的水深火熱之中，日寇為了強化法西斯統治，於1940年在千佛山腳下建立了“救國訓練所”，專門關押被俘的中國軍人和無辜百姓。

《中國戰俘》的作者朱建信介紹說，隨著日本侵華戰爭步伐的不斷加大，對山東廣大地區進行的“掃蕩”頻率越來越高，力度越來越大，它俘獲的戰俘還有一部分軍政人員，數量越來越多，這個救國訓練所的容量非常有限，1943年3月，日軍又在濟南西北郊官紮營附近，建起了一座大型集中營，取名“新華院”。

“新華院”是個迷惑視聽的名稱。當年的“新華院”壕溝環繞、電網林立，荷槍實彈的日軍遍布其中，無數的警犬日夜嚎叫，令人毛骨悚然，這裡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殺人魔窟。

為了更準確地了解“新華院”日寇迫害戰俘的罪惡，我們來到山東濰坊的寒亭，尋訪一位1940年參加抗日游擊隊的老戰士，他於1943年10月被日寇抓進“新華院”。

在一排簡陋的平房前，我們敲開了老人的家門。

現年89歲的原抗日游擊隊隊員朱文斌告訴我們說：“新華院”確實是閻王殿，牆3米多高，牆頂上安著電網，牆外邊安著鐵絲網。我在裡頭待了100多天，死亡人數過千，“新華院”停屍房周圍的地方，老鼠太多、太大，我是身體比較好的，經常去抬死屍，老鼠不怕人，你去抬死屍它躲開，你走了，它過來。

有位老人叫喬蘇，當年在泰安的泰山中學教書，1944年9月，21歲的他被日本憲兵以共產黨嫌疑分子的罪名抓了起來，一個月後，被押送到濟南“新華院”。

現年82歲的原泰山中學教師喬蘇回憶說：如果你不好好勞動，或者你有點病，稍微的身子不好，“他媽的！”他就罵人啊，就送你進“病棟”里去，誰都害怕，送到“病棟”里去的人很快就會死掉。“病棟”裡邊我倒沒有去過，但每天你能看到“病棟”里往外拉死人。那年嚴冬，死人特別多，一個馬車拉6個人，12隻腳，拉出去就埋到萬人坑。

在濟南市檔案館，我們查到了日軍進行細菌實驗的檔案。濟南的日軍細菌部隊先設在濟南市經6路大緯6路，1942年遷至經6路緯9路，對外稱“北支那防疫給水部濟南派遣支部”，又稱“日本陸軍防疫處”，代號為第1875部隊，日本陸軍防疫處的這座大樓曾是日軍的陸軍醫院，當年，1875部隊曾在這裡多次進行細菌試驗和活體解剖實驗。

朱建信介紹說，“新華院”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為在濟南的另一支細菌部隊提供活體研究標本，注射細菌，而最慘無人道的就是活體解剖。

一個當年在這支部隊擔任軍醫的日本人竹內豐交代，在侵華期間，他主要從事霍亂、傷寒菌的研究，並多次用活人進行實驗。

竹內豐說：“1943年8月，我從日本濟南陸軍醫院內科調到北支那防疫給水部濟南支部，從事製造作戰用的惡疫生菌工作。這是上級的命令。在我去前，他們就要來八路軍俘虜11人，用9人接種感染傷寒菌。我去后對另外兩名俘虜接種了鼠疫菌，為觀察他們內臟感染病理反應，我們就對他們進行活體解剖。”

僅僅一個月不到，竹內豐就與另一個叫木村的軍醫活體解剖了11名八路軍戰俘。

據調查，日軍在侵華期間共進行了5次大規模的細菌戰，除了魯西霍亂作戰，另外4次是1939年的中蒙邊境的諾門罕細菌戰，1940年的浙江衢縣、金華鼠疫戰，1941年的湖南常德鼠疫戰和1942年的內蒙五原的鼠疫戰。

石井四郎多次說過：缺乏資源的日本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只能依靠細菌戰。因此，日軍在中國廣大地區作戰時，就頻頻使用這些細菌武器投入實戰。

細菌戰問題研究者秦一心介紹說，日軍1875部隊舊址是同731部隊齊名的一個細菌部隊，它曾經用新華院的八路軍戰士，抗日根據地的軍民做活體解剖，用來生產細菌武器，它產生的細菌武器，在山東的衛河流域，館陶、臨清一線大量釋放，造成了我抗日根據地的20萬軍民的慘遭無辜傷害。

地處衛河流域的臨清和館陶，是當時山東和冀南抗日根據地的一部分，日軍為了消滅這裡的抗日力量，決計從這裡下手。

1943年8月，魯西作戰正式打響，日軍將這次作戰代號為“霍亂作戰”。

日軍在濟南的1875細菌部隊，是實施這次細菌戰的部隊之一，日軍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細菌武器的效力，使出了毒辣的一招。

此時，正值汛期，魯西普降大雨。衛河、漳河、滹沱河的水位迅猛上漲。8月下旬，日軍第59師團的師團長細川忠康命令扒開衛河大堤，霎時，洶湧的河水如脫韁的野馬咆哮著沖向河西的低洼地帶，隨水而來的霍亂菌幽靈般地潛入千家萬戶。

此次“霍亂作戰”是日軍在山東也是在中國實施的規模最大的細菌戰，造成山東、河北、河南數十縣洪水泛濫，霍亂流行，從8月下旬到10月下旬，共有22萬多名中國軍民被奪去性命。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常德不僅是陪都重慶等地區的戰略門戶，也是大後方糧食供應的中轉基地，為了以最小的代價摧毀常德，日軍陰謀用細菌戰來達到目的。

1941年11月4日拂曉，一架日軍97式輕型轟炸機飛抵常德上空，帶有鼠疫菌的麥粒、穀子、高粱、破棉絮等雜物被撒下。

一場大難就這樣降臨了。

現年72歲的常德細菌戰受害者何英珍回憶說：在1941年秋末冬初的時候，我家裡遭受了日本軍國主義投下的鼠疫細菌，使家裡18口人的大家庭，在18天的時間當中，就死掉了6口親人。

有一張老照片，照片的主人叫張禮忠，在他左邊的是懷著他未出生弟弟的母親。張禮忠萬萬沒想到，這張全家福，竟成了他心中永遠的痛，照片中的8口人，在日軍發動的鼠疫戰中，一下子失去了5個。

常德細菌戰殃及周邊10個縣，30個鄉，150多個村。

鼠疫的流行，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什麼病，更不知道自己是日軍細菌戰的犧牲品。

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在侵華戰爭期間使用化學武器多達2000餘次。

1944年，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9月1日，日軍第6方面軍集中134000人，在岡村寧次的指揮下，分北、東、南三路向廣西桂林、柳州地區發動進攻，中國第四戰區12萬人死守兩地，11月4日，日軍猛攻桂林，與桂林守軍發生激戰，戰至11日，日軍使用毒氣彈，遂攻佔桂林。

戰鬥進行當中，國民革命軍第131師391團的指揮所和傷員轉移到七星岩，在這裡構築工事，阻擊日軍，日軍久攻不下，喪心病狂地釋放了毒氣彈，戰鬥結束后，人們從七星岩內抬出823具屍骨，後來合葬於普陀山的霸王坪，在他們的墓前，建有“紀忠亭”，警示後人不忘日軍的罪惡。

在日本侵佔中國東北時期，遼寧本溪的柳塘煤礦發生了特大瓦斯爆炸，這次爆炸事故奪去了1549名礦工的生命，是世界煤炭工業史上最為慘重的一次礦難……

1942年4月26日，星期天，綿綿的春雨下了一整天，礦上管事的日本人大都在家休息，而1000多名礦工卻在二把頭吼叫漫罵聲中進入井下。

下午2點10分，一聲巨響突然從井口傳來，接著，滾滾濃煙同時由茨溝、仕仁溝、柳塘等5個井口向外冒。

直到下午3點多后，管事的日本人才陸續來到礦上。

他們的到來，非但沒給困在井下的礦工帶來希望，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悲劇，當時的斜井采炭所長藤田渡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讓尚在運轉的老三坑和柳塘上層礦的兩部主風扇停止運轉，阻止氧氣進入礦井。

只是為了保存礦井，以防更大的連鎖爆炸發生，他就做出了這個慘無人道的決定，造成了井下大多數礦工的窒息死亡。

2005年4月23日，在這場傷亡驚人的礦難發生整整63年以後，由本溪礦務局原副礦長、柳塘慘案調查者任成璽帶領，我們深入到1000多米的地下，尋找當年事故發生的現場。

這些死難者，都是些什麼身份呢？

當年19歲的張洪昆是茨溝礦見習技術員。事故發生的那一天，他在井上的辦公室值班，瓦斯爆炸后，他下井參與了事故的調查，成為礦難現場的第一位中國見證人。

現年82歲的張洪昆回憶說：按人數算，這次礦難在世界煤炭史上是最大的一次，是最慘重的，而且這個情況也太可恨了，下令停風，關閉了風機，沒風狀態了，人本來當時沒有死，逃生走到半路，走不了了，倒在那兒，又上來一個，又倒那兒，所以一路200多人摞在那地方！死了之後，這些人無家可歸，連個名字都不能記錄。

極少數當地有家屬的遇難礦工屍體被認領安葬了，更多的血肉模糊的遇難者軀體，被集中掩埋在四坑口山腳下，當地人稱之為“肉丘墳”。

據統計，從1931年到1945年，日本共強制役使中國勞工2000餘萬人，僅從華北地區騙抓強擄到偽滿洲國的勞工及家屬就達900萬人，其中有數十萬是戰俘勞工，被日本侵略者稱為“特殊工人”。

日本是一個資源嚴重缺乏的島國，從1905年起，日本就開始有計劃地搜集中國土地上的各種礦產儲藏與分佈的情報。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掠奪東北的經濟資源，修築軍事工程，首先在東北地區採用招征等多種形式，強擄中國勞工，但這遠遠不能滿足其擴大侵略戰爭的需要，於是日軍又從華北、華東地區，騙抓、強擄中國勞工。

滿鐵問題研究者解學詩介紹說，“特殊工人”這個概念，實際上就是日本把中國的戰俘強制勞工化，日本侵略者把他稱之叫“特種工人”，或者說成“特殊工人”。

偽滿最早使用華北戰俘勞工是1937年。日軍佔領平津后，把29軍的戰俘押往熱河修建承古鐵路，把解除武裝的冀東保安隊押往吉林豐滿水電站工地服苦役，而大規模地強迫戰俘當勞工，則是1941年。

為了把偽滿建成擴大戰爭的軍事基地，日軍接連制定第一次產業五年計劃，北邊振興計劃，第二次產業五年計劃，日本關東軍和偽滿洲國急需大批勞工輸入。

日本關東軍請華北方面軍緊急強征勞工，並於1941年4月5日，達成《關於入滿勞工的協議》。

從此，華北的日本侵略者就成批地把中國戰俘賣給偽滿的日本財閥，每送一個“特殊工人”，華北日軍當局就可以得到50元的報酬，因此，每當華北集中營的戰俘快要送完時，日軍又到處抓捕無辜民眾，扣上“八路軍嫌疑”的帽子，關進集中營再送往偽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