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波蘭尼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1886年10月25日生於奧匈帝國維也納的一個猶太家庭。波蘭尼家族產生了後來使匈牙利知識界引以為自豪的傑出人物：作為著名社會思想家、經濟史家、經濟人類學家的卡爾·波蘭尼；作為物理、化學家和著名哲學家的邁克·波蘭尼(Michael Polanyi)以及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邁克之子約翰·波蘭尼(John，Polanyi)。卡爾·波蘭尼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布達佩斯大學攻讀哲學及法律，於190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12年獲法學博士學位並取得律師資格。1924--1933年，波蘭尼在維也納作為副總編輯和專題分析編輯在著名的《奧地利經濟學家》雜誌社工作。在維也納期間，受馬赫思想的影響並作為馬赫研究協會的一員，波蘭尼撰寫了大量關於科學、醫學、人類疾苦及共產主義道德的手稿。1933--1935年，他移居到倫敦，繼續為雜誌社撰稿直到1938年。1935年發表《論法西斯主義的本質》的著名論文。波蘭尼應邀到美國的大學作有關當前國際形勢及國際關係的巡迴講演，先後在美國的38個州舉辦講座。1940年他與彼得·德魯克繼續在美國講座，並在德魯克的推薦下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成為佛蒙牧州Bennington College的訪問學者(1941--1943)，在此期間波蘭尼完成巨著《大轉型》的撰寫，並於1944年在美國出版。1947年以後，波蘭尼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並受聘為副教授，講授經濟史課程並主持經濟增長制度因素的跨學科研究課題，1957年出版《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這一時期最終奠定了波蘭尼經濟人類學實在主義學派學術領袖的地位。

波蘭尼晚年致力於創辦經濟學和政治學比較研究的跨學科《共生》雜誌，致力於深入研究文化差異，改善人類生活狀況並實現世界和平的工作。據波蘭尼夫人所言：“直到死神來臨的前夜，卡爾一直在伏案工作著”。在1964年4月23日《共生》第一期出版之夜，卡爾·波蘭尼與世長辭。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和麥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是20世紀罕見的幾對兄弟大師之一。弟弟麥克爾是科學學的奠基者之一，他運用著名人類學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對阿贊地人宗教的研究，在原始思維與科學思維之間做了一項比較分析，指出在二者的相似性中包含著一項重要差異，即原始思維的內在連貫性是以知識的自我封閉為前提的，而科學思維則恰好相反，其內在連貫性的存在前提，乃是知識不斷推翻自身的開放性。哥哥卡爾則綜合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對各種經濟生活形態的研究，對經濟史做了精到而具有廣泛影響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卡爾曾在奧匈帝國的軍隊服役，後來在大學任教，也曾在維也納一家財政新聞報社擔任編輯。1934年遷居英國后，先後曾在牛津大學、倫敦大學任教，后前往美國，在本寧頓學院、哥倫比亞大學供職。帝國體制、納粹意識形態的經濟基礎及市場，構成了卡爾社會思想的主要關注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卡爾開始構思一部具有思想穿透作用的作品。1944年，書稿以《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以下簡稱《大轉型》）為名正式出版。

《大轉型》是針對將西方文明表現得淋漓盡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寫的。戰爭期間，盟國的喉舌將所有禍根歸咎於“專制國家”和“軍國主義”，流行於民間的理論更是局限於就禍端談禍端。猶太人卡爾也是納粹的受害者。然而，在理論思考中，他表現出一種特殊的超然和冷峻氣質。對於卡爾來說，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與19世紀西方文明的“百年和平”構成鮮明的反差。19世紀出現西方文明編年史中沒有先例的現象，這就是1815年至1914年之間的“百年和平”。是什麼因素造就了19世紀的“和平百年”？又是什麼因素在20世紀一開始就摧毀了西方世界的和平？與卡爾同時代的理論家，大多從那些有損於“和平百年”之制度基礎的種種潛在因素中去尋找答案。而卡爾則完全相反，他堅信“和平”與“戰爭”有著必然的歷史聯繫。在他看來，“百年和平”並不是因為19世紀不存在衝突的原因，而是因為19世紀的西方文明出現了一種對和平的熱切興趣：貿易在這個世紀里史無前例地與和平連接在一起。

19世紀的西方文明奠基於四種制度之上：其一，確保破壞性戰爭免於發生的權力平衡體系；其二，象徵著世界經濟組織的國際金值標準；其三，創造了空前財富的“自我調節市場”；其四，自由主義國家。這四種制度各有作用。但是，它們的源泉和母體是“自我調節市場”。正是“自我調節市場”生髮了19世紀西方文明，其他的制度都屬於這個創造的附屬品（國際金值標準無非是讓國內市場國際化的手段，權力平衡體系無非是在國際金值標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帶有自由主義國家無非是自我調節市場的造物）。

在人類經濟史上，“自我調節市場”（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也即波蘭尼所說的“大轉型”）是具有革命意義的創造。這種經濟類型能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組織經濟生活，而其他的經濟形態則從未能夠脫離社會對它的制約。在部落和早期文明社會中，個人的經濟利益從來沒有成為社會的最高追求。人們之間若說是有什麼“交易”，那麼，“交易”一般也是採取互惠（reciprocity）和再分配（redistribution）這兩種形式達成的。“互惠”的基本原則在於幫助保護生產和家庭生計，它的存在前提是具有高度對稱性的社會組織，如氏族社會中廣泛存在的“二元組織”。“再分配製度”的典型是“朝貢貿易”，其原則是社會組織具有非對稱的中心性（centricity），中心性使貨物和服務的收取、儲存與重新分配成為可能。這兩種經濟形態都已被人類學家所研究。在人類史上，還存在過第三種經濟形態，即自給自足的“家庭所有制”（householding）。在古希臘，“家庭所有制”被稱為是“oeconomia”，是“經濟”（economy）一詞的詞源，這被亞歷士多德想象成為金錢而生產相對立的一種理想經濟形態。

與歷史上所有其他類型的經濟形態一樣，“自我調節市場”本來也是需要強大的社會力量來維繫的。然而，19世紀西方“自我調節市場”的確走進了一條死胡同。不知出於何由，社會力量一旦干預到市場，便導致對工業的衰敗，最終反過來對社會體系自身的完整性造成更嚴重的損傷。卡爾指出，市場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危機，根源於18世紀工業革命。這場革命的實質是“生產工具的奇迹般的改進”，及其所帶來的對人類穩定生活方式（habitation）的破壞。“自我調節市場”成為一個不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系統，在西方思想中成為一個信條和烏托邦，它使人誤以為：人通過“自我調節市場能得到世俗性的拯救”。然而，歷史經驗同樣表明，市場與組織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間的衝突，為19世紀西方文明提供了動力，也導致諸多矛盾與壓力的加劇，到20世紀終於摧毀了社會，使西方文明的內部衝突發展到非以戰爭為結局不可的地步。這就意味著，吞噬著社會的“自我調節市場”乃是“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人間悲劇的根本原因。

在人類已進入21世紀的今天，閱讀一部旨在反省19世紀西方文明的“大轉型”給20世紀埋下的戰爭禍端的著作，不免使人懷疑這中間包含的“懷舊心態”是否必要。然而，《大轉型》給我的印象卻真的很親切。卡爾·波蘭尼在詮釋一個逝去的年代留給人類的教誨時，沒有落入俗套，沒有因此簡單化地將“黃金時代”的失落歸咎於陰謀家。為了解釋導致和平向戰爭的演變，他具有反思性地考察了推動近代西方文明發展的因素，力求用一種令人樂觀的過去揭示出其內在矛盾與限度。他那對“自我調節市場”意識形態的批判，以及由此延伸出來“還市場於社會”的號召，對於我們思考今天的經濟生活並沒有失去其意義。在我們這個時代，將市場分離於社會之外，似乎已再度成為人們認同的“經濟自我拯救”的惟一手段。怎樣防範因市場脫離社會而造成的矛盾與壓力？怎樣在保障個人自由的同時維護作為人存在本質的社會性？怎樣在維護社會性的過程中避免其中心性的過度膨脹所導致的對個人自由的影響？我以為，卡爾·波蘭尼於60年前提出的問題，依舊值得社會科學家和經濟學家在60年後的今天來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