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止中醫案

晚清時期，西方醫學大規模輸入中國。以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細菌學、臨床診斷學為特徵的西方醫學，顯然是以陰陽五行、五運六氣、寸關尺為理論基礎的中國醫學無法抗衡的。故當西醫輸入中國后，逐漸佔據醫界主流，成為強勢陣營。

清末之時，儘管有人以西方醫學作比照，對中醫提出了批評，甚至提出“廢醫論”，力倡“改良中醫”，但因西醫尚處幼稚階段，中西醫界尚未明顯分化，故並無顯著衝突。相反，時人多主張中西醫之匯通。清末民初，西方醫學作為“新學”重要科目納入新式教育體制后，西醫教育、西醫理論及西醫從業人數均呈迅速發展之勢。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時，西醫隊伍基本形成，西醫勢力迅速擴大，逐漸成為足以與中醫相抗衡的力量。原本統一的醫界，遂分為中醫與西醫兩大“疆界”。中醫界與西醫界分別創立自己的醫學研究團體，組成自己的職業行會，創辦各自的報紙雜誌，研究各自的學理問題，力謀各自的發展。中西醫學畢竟屬於兩種異質醫學體系，並存局面必然導致兩者間的對峙與衝突。

1913年（民國2年）1月，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醫學、藥學兩門，醫科大學按照西方醫學科目設置，中醫沒有納入近代教育體制。1914年（民國3年）初，中醫界糾合各地同業組成“醫藥救亡請願團”向北京政府請願，希望保存中醫中藥，但遭到了北京政府的拒絕。此後，中醫界一直將中醫納入學校體制中作為努力的目標之一。

在五四新舊思潮激烈衝突中，知識界批評中醫愚昧落後之聲日漸高漲，西醫界也公開與中醫界決裂，醫藥界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大對峙陣營。1916年（民國5年），畢業於日本大阪醫科大學的余雲岫，受明治維新時期廢止漢醫思潮影響，撰寫《靈學商兌》，率先對中醫基礎理論進行系統批評；1920年（民國9年），余氏發表《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亞泉、惲鐵樵的回應，引發了1920年初關於中醫理論之爭。

儘管中醫與西醫之界域此時已經分明，但無論是1920年（民國9年）的余杜之爭，還是1922年（民國11年）之餘惲之爭，均局限於學理上的探討，並沒有擴散到學界之外。余雲岫雖斷定中醫立足於陰陽五行的哲學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學的”，但他也認可中醫具有實際療效。故20世紀20年代初中西醫之爭，始終是學理之爭。

1925年（民國14年），中國教育界先後在長沙、太原召開會議，通過了相關議案，決定將中醫納入學校體制中。此事報請教育部批準時，以余雲岫為代表的西醫界上書教育部，堅決抵制。教育部以此為借口，斷然拒絕了中醫進入大學學系的要求。

中醫界多年努力功虧一簣，自然將失敗原因歸罪於西醫界之從中作梗上。此後中西醫界之關係迅速惡化，兩大陣營間水火之勢漸成。西醫界稱中醫為舊醫，稱自己是新醫，將中西醫之爭視為是“新舊之爭”，先進與落後之爭；而中醫界稱自己為國醫，稱西醫為西醫，將中西醫之爭視為“中西之爭”。中醫界對西醫的攻擊難以冷靜與客觀，而西醫界之激進人士對中醫界之批評更近乎苛刻。雙方譏諷之言與謾罵之詞日趨激烈。故1925年（民國14年）以後，中西醫界的爭論，逐漸由學理討論泛化為意識形態爭論。在西醫界看來，中醫不管是其理論還是其實踐，均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而是科學的對立面。中醫被等同於迷信與巫術，行醫者是“依神道而斂財之輩”。中醫成了阻礙進步、阻礙改革的罪魁禍首。而中醫界對於西醫界的反擊之聲也不絕於耳。雙方難以忍受指責，難以在平等、公正、冷靜地研討學理。在中醫界看來，中醫理論上儘管有缺失，但卻有治療的實效，並非如西醫指責的那樣落後迷信。而在西醫界看來，中醫已經固步自封、不可救藥，必須加以廢止。在科學主義高揚的思想背景下，難以為近代科學所證明的中醫，同樣難以在科學上找到依據，因而也就不具備合法性。學理上不具有科學性，自然在現實中就缺乏生存合法性。於是乎廢止中醫，便成為合乎邏輯、合乎時代潮流之事。

提案通過

1928年（民國17年），在全國教育會議上，汪企張首次提出廢止中醫案，未獲通過。

1929年（民國18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由西醫出身之衛生部次長劉瑞恆主持，參加者有中央執行委員褚民誼、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海分會會長余雲岫、上海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顏福慶、南京衛生局長鬍定安等14人，均為西醫界代表，且多主張廢止中醫。圍繞著“廢止中醫”問題，余雲岫、褚民誼等人先後提出了四項相關議案：即余雲岫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中字第14號）、《統一醫士登錄辦法》（生字第22號提案），《制定中醫登記年限》（生字第36號），《擬請規定限制中醫生及中藥材之辦法案》（生字第42號）。這四項提案因內容相似，故合併為《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這四項議案的內容，基本上包涵在余雲岫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中。

余雲岫對廢止中醫之理由、原則及具體辦法作了明確規定。他認為中醫在衛生行政上毫無地位，應當立即廢止。其舉出四條廢止中醫的理由，這四條理由，將西醫界廢止中醫之各種意見盡納其中。正因如此，余氏之結論為：“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

儘管余氏申明廢止中醫“不可不取斷然手段”，但他也意識到“現有舊醫為數甚多，個人生計社會習慣均宜考慮，廢止政策不可過驟。”故其特所設計六條“漸進方法”：“一、由衛生部施行舊醫登記，給予執照，許其營業。政府設立醫事衛生訓練處。二、凡登記之舊醫，必須受訓練處之補充教育，授以衛生行政上必要之知識。訓練終結后，給以證書，得永遠享受營業之權利。至訓練證書發給終了之年，嗣後無此項證書者，即應停其營業。三、舊醫登記法，限至民國十九年底止。四、舊醫之補充教育，限五年為止。在民國二十二年取消之，是為證書登記終了之年，以後不再訓練。五、舊醫研究會等，任其自由集會，並宜由政府獎勵。惟此系純粹學術研究性質，其會員不得藉此營業。六、自民國十八年為止，舊醫滿50歲以上，且在國內營業至二十年以上者，得以免受補充教育，給特種營業執照。但不準診治法定傳染病，及發給死亡診斷書等。且此項特種營業執照，其有效期間，以整十五年為限，滿期即不能適用。”余氏顯然意識到這些廢止中醫辦法會引起中醫界抵制，故特提出要“取締反對宣傳”，即一旦廢止中醫案通過，禁止中醫界作任何宣傳性辯解，迫其就範。他建議政府對下列三項“明令禁止”：一為禁止登載介紹舊醫；二為檢查新聞雜誌，禁止非科學醫學之宣傳；三為禁止舊醫學校。

考慮到余雲岫提案過於激進，中央衛生會議最後通過之廢止中醫案——《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其實施辦法則顯得和緩許多。該議案規定了廢止中醫之三條原則：“甲：舊醫登記限至民國十九年為止；乙：禁止舊醫學校；丙：其餘如取締新聞雜誌等非科學醫之宣傳品及登報介紹舊醫等事由，衛生部儘力相機進行。”這一提案除了“一個‘醫學外行’次長和一兩個參事抱懷疑態度外，其餘是滿場一致通過”。隨後，該提案寫入2月25日的會議記錄。

抗議活動

1929年（民國18年）2月26日，上海《新聞報》率先報道了中央衛生會議消息，這是“廢止中醫案”首次為中醫界知曉。但對於提案內容及決議內容，社會各界並未了解，僅從議案名稱上推測，這些議案對中醫界並不有利。兩天後，該報以《胡定安大義滅親》為題，報道了參加此次會議之南京衛生局長鬍定安對中醫的抨擊及“取締中醫庸醫”的言論。3月2日，余雲岫主編的《社會醫報》出版中央衛生委員會特刊，公布“廢止中醫案”。上海中醫界通過各種渠道首先知曉議案內容后，頗感震驚，立即商討應對之法。

上海市中醫協會首先發起召開上海醫藥團體聯席會議，邀集神州醫藥總會、中華醫藥聯合會、醫界春秋社等40餘個中醫藥團體代表在六馬路仁濟堂舉行大會，商討對策。這天，上海中醫界1000多人停診，藥店老闆及職工也有數百人參加。會上討論決定，組織上海醫藥團體聯合會議統一行動，議決3月17日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

中醫界之抗議舉動，得到了上海各大報館的同情。從3月初開始，中醫界開始在上海《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上發表在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大會之通告、通電。這些報社也陸續發表社評，跟蹤報道中醫界抗議集會動向，並給予輿論支持。

有了輿論界之支持和響應，中醫界舉行的各種抗議集會及反對廢止中醫案的文電接連在各大報刊上發表，形成了聲勢浩大之輿論攻勢。

3月11日，上海醫界春秋社等8團體發表通電，指責余雲岫利用衛生部和中央會議等行政手段，打壓中醫界，將其廢止中醫上升到“摧殘國粹學術”的高度。余雲岫等人廢止中醫理由中，對中醫理論及中醫診治法猛烈攻擊，認為其不合乎科學。中醫界以中醫治療之實效，批駁中醫不科學的論調，認為醫藥是否有效，關鍵看其治療實效，並非單純觀其是否認識“病體”，更非僅僅視乎新舊，余氏以中醫不識病體而憑藉政府政治勢力“橫加取締”，乃“武斷“之舉。余雲岫指責中醫肺腑六氣之說，皆憑空結撰，全非事實，而中醫界則斥責余氏之論乃“妄人之言，故事中傷”，中醫界認為，余氏說中醫診斷是“偽法”、是“穿鑿附會”，是不能成立的。他們一再申明，“中醫自有中醫診斷之法，勘定病別之類，”並非“巫祝讖緯之道”。故指責余雲岫為首的廢止中醫案是“反動性專制式之怪議案”，是為“帝國主義者辟一醫藥侵略之新途徑”。

針對余雲岫在提案中指責中醫“反動”之語，中醫界聲稱中醫完全合乎三民主義，是“極端之極端的民生主義”，是“極端之民族主義”。中醫對於保護中華民族之生命延續，對於中國人口之興盛繁衍，具有不可磨滅之“偉績”。余雲岫給中醫扣上“舊醫”帽子，乃“間接違反三民主義。”中醫界對西醫這種駁難，顯然已非學理爭論，而是意識形態化之政治攻擊，是將中醫存廢問題提升到是否擁護三民主義的政治層面，爭取政治上之優勢。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中醫界反而指責西醫界廢止中醫乃違背三民主義之舉。

廢止中醫，不僅僅使中醫遭受滅頂之災，而且與中醫密切關聯的中藥界也同樣面臨“飯碗問題”。故在反對“廢止中醫案”之抗爭中，中藥界與中醫界始終統一行動、團結合作。而中醫所以不能廢止之最有說服力之理由，即為廢止中醫將意味著中醫藥界數百萬從業者生計問題面臨危機，影響到社會穩定及正常經濟秩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醫界斷言中醫存廢“事關國計民生，不僅中醫局部問題”，號召全國同胞應群起力爭。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醫界明確打出了這樣的旗幟：“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公開宣告提倡中醫中藥之目的是：“促進健康，強種強國，維護民權；職業自由，掃除障礙，張吾民權；發揮天產，推銷中藥，富裕民生。”這些“關乎國計民生”之通電及標語，對政府及社會各界均產生相當強烈之影響。

3月17日、18日，《新聞報》、《申報》應中醫界之請，先後為正在召開的全國醫藥團體大會出版《提倡中醫中藥運動特刊》，造成規模空前之輿論攻勢。中醫界喊出了諸如“提倡中醫就是救國主義”，“中醫中藥團結起來，一致抵制經濟侵略”等口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

不僅如此，中醫界的抗爭舉動，得到了上海其他社會團體的支持和聲援，尤其是商聯會及國貨會之通電，對衛生部及中央衛生會議猛烈抨擊，促其收回成命。

上海中醫界之抗議、抗爭舉動，帶動了全國中醫界的聲援活動，也引起了社會各界之關注。天津、杭州、蘇州、南京等地中醫界紛紛發表通電，支持上海中醫界抗爭舉動，派人參加全國醫藥團體大會，並致電國民政府衛生部，請求取消決議案。

3月17日，上海中醫界發起的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如期舉行。為了表示對大會的支持和擁護，上海中醫、中藥兩界分別停業半天，各中藥店門前張貼許多醒目標語，如“擁護中醫藥，就是保持我國的國粹”、“取締中醫藥，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對衛生部取締中醫的決議案”、“罷工半日，表示我們的力量，是否有影響與民眾”等。會場上懸掛著“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的巨幅對聯。出席大會的有江蘇、浙江、安徽等15省132個團體的代表共262人。

3月19日下午，大會發表了大會宣言，宣布閉幕。大會宣言對余雲岫為代表的西醫界操縱中央衛生委員會，藉其參政之勢力摧殘中醫的做法進行了猛烈抨擊，強調“中醫之真價值，決不在西醫之下”，並明確了此次抗爭之具體目標：“消極的據理請願政府，迅撤消原案並懲戒提案人余雲岫；積極的努力書報刊物，廣設醫校醫院以及一切求學術之改良進步，為民眾之健康皆有具體計劃，非孜孜為個人之生活計也。由此目標協力進行，不達目的誓不中止。”為了將抗爭進行到底，大會推選謝利恆、隨翰英、蔣文芳、陳存仁、張梅庵組成赴京請願團，張贊臣、岑志良為隨行秘書，分別向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衛生部、教育部等單位請願，要求撤銷廢止中醫提案。當天晚上，請願團在各地來滬代表的歡送下登車赴京。

至此，全國中醫界為保存中醫而進行的生存抗爭，已經不僅僅是一種社會問題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而且成為國民政府需要注意及應對的政治問題了。

中醫界對廢止中醫案所進行之規模宏大的抗爭，同樣“刺激了上海的西醫界的反感”。西醫界激烈主張廢止中醫之代表人物余雲岫、汪企張、胡定安等，紛紛在各大報刊上發表廢止中醫之言論，回應中醫界的批評。此時中西醫界圍繞中醫存廢之論戰，已經超出了正常的學理討論範圍。雙方不是圍繞中醫理論問題進行討論，而是關於是否廢止中醫之爭論，是中醫界為獲得生存權而進行之抗爭。

進京請願

由於廢止中醫案是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主持召開的中央衛生會議討論通過的，故中醫界奮起抗爭后，除了將矛頭直接對準西醫界併發生激烈論爭外，自然也將抗議矛頭指向了衛生部。面對全國中醫界發起的強大輿論壓力，衛生當局採取了息人寧事之法，以便平息紛爭。

當中醫界聞聽中央議決廢止中醫中藥后，平津中醫界召集大會，推舉代表，向社會各界呼籲並向政府方面請願。衛生當局連忙解釋：“此事實屬誤會，中央絕無即時禁止中醫中藥之意，只有令各省市衛生機關，此後對中醫懸牌，應予以考試，考試合格后，始准營業，以免庸醫濫竽，誤人性命。”地方當局面對社會各界壓力不敢明白承認廢止中醫，為各方指責的國民政府衛生部更是百般辯解。衛生部長薛篤弼對報界發表談話云：“余極力提倡中醫，現擬定醫師法，將呈行政院轉請國府核准頒布。外間誤傳廢止中醫說，遂引起醫藥界之誤會，決非事實”。

3月20日，中醫請願團從上海赴南京。21日到達南京后，請願團向國民黨三全大會、中央黨部、行政院等處請願。其請願書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不能廢止中醫之理由：1、中醫有治療實效。2、廢止中醫等於禁絕國粹學術。3、廢止中醫將影響社會穩定。其請願具體要求為：“明令撤回余雲岫等禁錮中國醫藥學之議決案，一面令行教育行政機關將各地私立中醫學校督促指導，擇其辦理較完善者，准予其立案，加入學校系統。”

當時，國民政府內部對中醫存廢問題意見並不統一。以汪精衛、褚民誼為代表之部分政要主張廢止中醫，而以譚延闓、于右任、林森、陳果夫、焦易堂等國民黨政要，則主張保存中醫，並對褚民誼之舉非常反感。而衛生部長薛篤弼，則作為馮玉祥的心腹，本身對中醫存廢並無定見。故中醫請願代表採取了相應策略：爭取得到主張保存中醫之國民黨元老的支持，將工作重心放在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和中央黨部方面，而對衛生部則暫不理會。

這一招果然奏效。行政院院長譚延闓表示：“中醫決不能廢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長，非但不廢止，還要加以提倡。”接著，請願代表拜訪了張靜江和李石曾，“二氏對於中醫極表好感，謂中衛會之議決案，殊屬違背中國之情，自願極力援助。”隨後，又拜訪了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陳果夫等國民黨要員。這些要員均對中醫有好感，對屬於汪精衛一派的褚民誼倡議廢止中醫舉動頗為反感。

中醫界掀起的全國性抗爭活動，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也影響著社會安定與政府威信。剛剛統一全國之南京國民政府，不願意因為一些無關緊要的事件而引起社會較大之動蕩。故當中醫界掀起大規模抗爭后，出於政府統治穩定之考慮，國民黨多數政要對西醫界利用中央衛生會議廢止中醫案之舉異常不滿。

處於風頭浪尖上的薛篤弼，他的衛生部長一職，本來就是國民政府為了拉攏馮玉祥而特地讓出的職位。他自知在國民政府中地位的尷尬，急於化解與中醫界的衝突，將這場風波儘快平息。故他一再公開表示並無廢止中醫之意。他還保證：“我當一天部長，決不容許這個提案獲得實行。”

與此同時，社會各界為請願代表大造聲勢。中醫請願代表在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滿意答覆后，尤其是得到了衛生當局的保證后，便離開南京回到上海。不久，請願團收到國民政府文官處批示：“撤消一切禁錮中醫法令”。

至此，廢止中醫案以失敗告終。為慶祝這次勝利，從1929年（民國18年）起，3月17日被定為“中國國醫節”。國家成立了國醫館，武漢市設立了分館。

中醫界之抗爭及請願活動，迫使中央衛生會議通過之“廢止中醫案”取消，中醫藥重新獲得了生存機會和空間。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中醫界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實際上，中醫之生存危機並沒有消除。不僅西醫界及政府輕視、歧視、排斥、打擊中醫的政策並未根本改變，政府及西醫界對中醫的打壓之勢亦未根本減弱，而且中醫界謀求10多年的將中醫學校納入學校課程體系的努力並未能實現。當中醫請願代表返回上海僅僅一個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便發出布告，通令中醫學校一律改稱傳習所。不久，為西醫把持之衛生部亦通令將中醫醫院改為醫室，並禁止中醫參用西法西藥。故又引發了1929年（民國18年）12月的第二次抗爭風潮。中醫代表再次赴京請願。隨後，中醫藥界集會、抗議、請願、遊行、罷市、絕食，為中醫藥之生存延續而鬥爭風潮，不絕於耳。

施今墨之子、中醫施小墨：那是一場建立在無知基礎上的鬧劇。只有無知的人，才會把中醫藥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的輝煌作用一筆抹煞！

《環球人物》：雖然《廢止中醫案》最終被取消，但對中醫的打擊是巨大的。余雲岫對中醫基本理論的否定，差不多為當時的輿論界所接受。從這個意義上講，余雲岫還是達到了一定的目的。因此，20世紀30年代后的一個時期，輕視、歧視、排斥、限制、打擊中醫的政策和言論不斷出現；而另一方面，中醫藥界人士的集會、請願、遊行、罷市等鬥爭，也是此起彼伏。

余雲岫為代表的西醫廢止舊醫之最重要理由，乃為中醫不合近代科學。在科學主義高揚的時代洪流中，只要中醫理論在科學上沒有根據，中醫理論不能以科學來解釋，也就無法得到科學的承認。得不到科學承認的中醫，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便會受到懷疑，中醫的生存危機便難以得到根本消除。故此，在圍繞中醫存廢之論爭中，中醫不合科學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來，政府及西醫界以中醫需要改良、中醫需要科學化為由，向中醫界施加強大壓力，迫使中醫向科學化邁進。

即使是那些不贊同廢止中醫者，也多主張中醫應該改良、整頓、革新，應該科學化。經歷了此次生死抗爭的中醫界不少有識之士，也深刻意識到中醫革新、中醫科學化的迫切性。

通過與廢止中醫勢力論戰，中醫藥界更加認清了中醫藥的科學價值和存在的不足，為了謀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開始對中醫理論進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醫科學化主張，自覺地進行中醫科學化嘗試。加強了理論研究及實踐探索，促進了中醫藥學術交流與發展。同時也促使人們對中醫藥有比較明確的認識和公允的評價，獲得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普遍理解和支持。而中醫界謀自身科學化的同時，西醫界也注重研究中醫藥，以發明中醫新理，提高中國近代醫學的水準。20世紀30年代之“科學中醫化”運動，不僅僅是中醫界單方面努力之結果，也與西醫界之推動密切相關。

2009年3月16日，紀念“‘3·17’抗爭廢止中醫案活動”80周年大會暨上海名老中醫經驗研究中心、海派中醫論壇揭牌儀式在上海召開。